吉林的新省长，杜润生的弟子：韩俊！

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也是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整个中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这个地方位于西皇城根南街，又被大家亲切的称为“九号院”。

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了解中国农村、了解中国进而主政一方的高级领导干部，刚刚成为吉林省代省长的山东省高青县人韩俊也是其中之一。

2019年12月1日，中国乡村振兴高峰会议暨“县委书记共话乡村振兴”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办。

在这次会议中，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相关政策实施进展做了主题报告。

前一年刚刚履新农业农村部的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三农问题专家，被大家公认为是颇具学者气质的官员。在这份报告中，他总结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五点关键。

第一，要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

第二，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第三，以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为根本促进乡村振兴；

第四，要在继续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好地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第五，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做好村庄规划。

韩俊的主题报告，正是党中央对三农问题持续关注的一份细致而切实的说明。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都是重中之重，没有乡村的发展，城镇化和现代化就会缺乏根基。每年中共中央一号文都是围绕三农问题，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除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中三农问题也是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长期从事政策研究的智囊型官员，一向颇为低调的韩俊，其曝光度也在逐年增加，仕途进步速度加快。

2018年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转入新组建的农业农村部之初，韩俊直接兼任了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

部党组副书记不是常设的，一般是留给有机会升任部长的后备军的，因此这个岗位只要存在，即天然属于本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通常来说，出任部长有两个渠道，由其他部门岗位升迁/平调，或者是由本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升任。

当时农业部有两位党组副书记，在压缩党内职务的今天极不寻常。

排在韩俊前面的余欣荣生于59年，正好小生于1954年的韩长赋一轮（5岁），但他于2020年1月，未满61岁时即卸任副部长。

在2020年11月韩俊调任吉林省之前，农业农村部仅有他这唯一的一名党组副书记。

吉林省和农业农村部的关系源远流长。

2001年，时任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调任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是吉林磐石人，仕途从本地启程，在调任海南之前，已升至吉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2002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要分管三农。回良玉是吉林榆树人，在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前，曾自本地一路升任吉林省副省长。

2006年，继杜青林担任农业部部长的是山东荣成人孙政才（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已“落马”）。他在2009年时自农业部部长调任吉林省委书记。

2009年，继孙政才担任农业部部长的是黑龙江宾县人韩长赋，他曾于2006-2009年担任吉林省省长。

值得关注的是，韩长赋在调任吉林省之前，和如今的韩俊一样，也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98-2001）、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1-2003）。

2015年，仕途横跨海南和陕西两省的安徽安庆人江泽林，自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调任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并于2018年“空降”吉林任吉林省政协主席。

这样的安排，对于国家三农政策的延续性有着重要意义，正确决策的根本在于充分掌握真实信息，防止决策与实践的分离，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决策者和实践者合为一体。

而如今，保持国家三农政策延续性的接力棒传到了韩俊手里。

在接棒前，韩俊已经在三农问题上深耕三十多年，历经寒暑，经验丰富。

三十多年前，刚刚从西北农业大学（现更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毕业的韩俊，即赴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始从事理论研究工作。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深耕12年后，2001年，韩俊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理论研究转向了政策研究，开始正式为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献计献策。

在国研中心，韩俊当了9年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直至2010年升至国研中心副主任岗位。期间，韩俊曾多次参与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2004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长的韩俊

2014年10月，韩俊再次转型，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成为时任中财办主任刘鹤的副手之一。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和时任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的刘鹤一起共事了两年。

当年，韩俊的这次职务调整，即受到了广泛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评价说：韩俊对农业与农村政策，尤其是土地问题思考和研究颇深，是一个非常谨慎又很有实践与思想的人。从国研中心到中财办任职，相当于从咨询机构到了决策机构，是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国务院研究中心

2018年，韩俊出任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真正有机会将自己多年以来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切实地落地为一项又一项操作性极强的政策决策。

不管是从事政策研究还是后来进入三农问题相关的决策机构，韩俊都有着一种切实的风格和对调查研究的重视。

在2004年央视的一次访谈中，韩俊认为农业改革最大的弊病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土地。他曾表示，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中有口号农业、口头农业，对农民口惠而实不至，“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不缺概念，不缺提法，缺的是实招。”

在他看来，农业问题研究离不开实地调查，离不开直接倾听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呼声。“如果不了解实情，就根本没有发言权。”、“我们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掌握第一手的、最真实的一些情况。”

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一点的重视，无论是身为理论研究者还是政策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韩俊都被认为能从农村具体情况出发，尽量贴合实际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譬如在履新农业农村部不久，当问及如何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时，韩俊当即表示：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把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找出来，解决好，不开空头支票。同时，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说到做到，让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夯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什么叫“切实”？就是不能讲口头农业。如何能做到“切实”？一定是坚持实地调查。

从媒体资料搜集中即可观察得到，这种切实的风格在韩俊身上是相当一贯的。甚至在未进入高层之前，身为三农问题专家的韩俊就被各界评价为“敢言直言”，曾在重要会议上以“农村改革不掏钱就没法出实招”的发言，得到了高层的直接关注。

韩俊这种行事风格的形成，也许与他的出身和师从有重大关系。

韩俊1963年出生于山东高青县的农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大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从事的所有工作都与三农问题有关。

高青县正引导农民应用现代"智慧农业"技术种植胡萝卜图源：新华网

在2004年，当记者问他，在他心目中，三农是一项什么样的事业时，韩俊动情地说：“总理曾经讲过，要带着感情去做三农工作。对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在农村，少年时代也在农村，现在回想起来，农村的那种贫穷，对我来说刻骨铭心。走向工作岗位以后，特别是从事政策研究以后，有了大量的机会来接触现实，当你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你就会感到，有一股力量；没有感情的话，你不可能坚持下来。”

对农村深切的感情，促使韩俊始终为农民发声，早在2004年就非常尖锐的提出“征地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要求“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对农村充满感情是韩俊身上一个特别鲜明的标签，但他之所以形成如此切实的风格还有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时代氛围有关。

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韩俊正在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农学博士学位——而这一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农业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业一直处于糟糕的状态。农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农民劳动热情不高，甚至不得不花费珍贵的外汇进口大量粮食，保证日益增长的人口有饭吃。

农业发展的巨大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果断措施，放松此前一直束缚农业部门生产增长的控制机制，进行了农业改革。这一改革最核心的措施大家都熟悉，即将公社制度改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

但是怎么改，中央一时也没有头绪。这个重大的研究责任就压到了一个人的头上，那就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1913-2015）

这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入党的、出生于山西太谷县老革命，在解放初期就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从土地改革开始，一生致力于三农问题。

1979年，从劫难中恢复工作的杜润生，以66岁高龄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这距离他彻底平反仅仅过了几个月。此后，他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是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和重要的决策者，被公认为党内最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得益于农业改革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生产力迅速爆发，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从1957-1978年的2.1%提高到1979-1984年的4.9%。

同时，庄稼和畜牧总产量在1978年到1984年间增加了49%。1984年获得了创纪录的大丰收，产量达到4.07亿吨，比前一年提升1.05亿吨，人均粮食产量更是达到302公斤。至1987年，全国稻麦产量已经比公社制度时期增长了50%。

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徐中约对此有一个简洁的概括：农村改革的结果完全是一个“奇迹”。

丰收，承载着这片古老土地的无限希冀

这样一个奇迹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规划，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改革核心主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决策者的调查研究分不开。

当时制定农村政策最重要的机构，正是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就是大家通常称之为的“九号院”。

韩俊工作的起点与这位“农村改革之父”和九号院有着密切的关系，1989年5月，正是在杜润生的提携下，刚刚博士毕业的韩俊离开陕西，来到九号院工作。

在后来的回忆中，韩俊写到，他在西北农大读博士二年级时，一篇论文引起了杜润生对他的关注，杜润生亲自给陕西省和学校有关领导打招呼，协调他进京工作事宜。

韩俊博士那时的学术成果颇丰

就这样，韩俊回忆说：“有幸得到杜老赏识，而且在他的直接过问下，我才有机会走进慕名已久的‘九号院’，成为‘杜润生徒子徒孙’中的一员。”

这份知遇之恩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彻底改变了韩俊一生的命运。

自此，韩俊便与农业改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九号院是80年代改革旋涡的核心，杜润生是九号院的灵魂。

在农业改革之初，80%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三农问题牵涉因素众多，土地问题、户籍问题等错综复杂，在这错综复杂之中理出端绪，制定出富有成效的改革政策，殊非易事。

因此，杜润生化繁为简，在九号院形成了一种切实的风格和重视调查研究的氛围。

西皇城根街五号院

杜润生自陈在农业问题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尊重农民。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改革之初，他坚持尽可能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将使用权物权化。后来，他继续呼吁免农业税，呼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

曾在九号院工作的温铁军，当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润生对农村调查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的人，不论是精英骨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你下乡了，调查研究中你认为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杜老去谈。

温铁军认为，当时的九号院是整个中央国家机关当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地方。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八次危机》作者温铁军

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杜润生的指点下，施展着他们的才能，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

杜润生善于培养后进。王岐山（现任国家副主席）、陈锡文（曾任中财办副主任）、杜鹰（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毅夫（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翁永曦（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等这些日后在共和国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曾聆听杜润生教诲，向来视杜老为“恩师”。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1989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被撤销，但“九号院”培养的大量懂农业、懂农村、懂经济的人才也因此走向了各行各业，杜润生“重视调查研究，相互之间开放、包容和平等，实事求是，不说空话套话”的风格也始终在影响着他们。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与世长辞，享年102岁

任何时期，中国三农问题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有基于考察之后得出的切实有效的举措，和一代又一代像杜润生那样真正心系三农的专家型官员的持续努力。

近年来我国农业逐年向好，2018年粮食总产量65789 万吨——从1949年算起，年均增长2.58%，远高于同期世界粮食平均增速。也因如此，即使面临2020年“全球饥荒”的阴影，我国仍能从容应对。家里有粮，心中不慌。

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农业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也来源于农业部门指导者、改革者们的精细掌舵。

可这份答卷，绝不能作为我们骄傲自满的资本。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三农问题仍然突出，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户籍人口城镇化问题和乡村振兴问题。

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3亿人，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接近6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44%，相差16个百分点，也即约有2.26亿农民长期生活在城镇，但还未有户籍身份。

而乡村振兴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乡村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统性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这样。

乡村振兴、农村扶贫，也是中国拉动内需，推动内循环，缩小城市与乡村差距的必然选择，唯有广大农村的崛起，才有可能迅速摆脱全球经济震荡对自身的影响，甚至以此把握向全球扩张的宝贵时机。

相比于40年前农业改革时期，我国三农问题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挑战。但相同的是，杜老与九号院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政策的建议者、制定者、执行者。

而这一批人，也正在不断走上更高的舞台。

2020年7

仅仅4个月后，深耕三农问题三十余年的韩俊履新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代省长韩俊首次出现在吉林卫视上

三十年间，韩俊的工作性质发生了三次变化，从理论研究转向政策研究，从政策研究走入决策部门，最终到农业大省吉林主政一方，同时肩负着延续国家三农政策的重任。

工作性质在变，但不变的是他的事业心和专业性。韩俊，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专家型官员报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