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对日本军工的脖子，我们还需要砍得更猛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江宇舟】
刚刚过去的6月和7月，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大新闻不断，我方这边，继今年2月之后，商务部又将一批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和关注名单。日本这边，中国日本商会号称整了8100家日本企业的意见搞了个“改善营商环境的建言报告”，个个高呼自己是民企，与军无涉，“敦促”中国提高军民两用物项管控的透明度，并提供充分的说明。
这群“日本民企”吆喝没多久，又曝出日本“知名民企”富士电机员工涉嫌走私稀土被逮。7月下旬，日本电视台（NNN）独家披露了事件始末，涉案员工将含有稀土磁铁的电机出口到日本，然后“穷鬼帝国主义综合症”病发，拆了里面的磁铁，再将剩余零件运回中国，最终东窗事发。
消息一经曝光，连日本人自己都绷不住，日本专注于信息安全方向的“安全措施实验室”在复盘了各国法律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应对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打击逃避监管许可的意图，是各国出口管制体系的共同逻辑。”
日媒绘制的富士电机走私稀土流程图。 图片来源：日本安全措施实验室
这些琐碎的信息背后，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件事情：不透明的不是中国的管制措施，而是日本的军工产业。日本产业长期军民不分，叠加新型军国主义成型，中方必然要对此严加管制，这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需，基本权利所在。
在日本这号称8000家企业闹中华时，笔者曾为心智观察所正在撰写的“上方跑错地、应该找东京”提供过素材。如今富士电机走私案有了更多信息，我们值得对此再做一番梳理。
一、富士电机走私案敏感在哪里？
前文已经提出过了，日本没有形成独立的庞大军工体系，是把军工生产能力分散在整个工业网络之中。哪怕是三菱、川崎、东芝、日立等日本“四大五小”军工龙头企业，打开财务报表，军工收入占比都很低。日本政府长期以此为标榜，说着自己怎么洗心革面、珍爱和平、专守防卫、我是良民。
但财报会骗人，装备与战略不会，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日本复活了一支庞大且先进的武装力量，开始将琉球殖民地要塞化、剑指我国东南沿海；开始滚动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公开妄言者从前任首相发展到现任首相；开始插足我国南海事务，并堂而皇之复活了日本法西斯“利益线”和“生命线”一说。
今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某些对日资深外交官也给笔者推荐了上海交大最新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笔者当时就感慨，这不只是历史书，更是工具书。因为我们把庭审中那些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日本战犯在法庭上狡辩的理由一拿出来，会发现居然和现在的日本政府是重叠的。
2026年4月30日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发布，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别人是新年新气象，日本是80年、100年、150年的历史居然可以不断360度回到最初的起点。骂它两句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是我们最为文明收敛的指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打开富士电机这个案子，才有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回局部的纵深视角。
富士电机就是这样一家表面上看不出与军工关联的民营企业，虽然与之同源的富士通是日本军工产业的“五小”之一，但是富士电机自身的财报只会笼统罗列自己在能源、工业、半导体、食品领域的分布。
可是我们一旦打开日本自卫队繁杂的采购目录，就能看到这家连“四大五小”都算不上的日本民企频繁涉足军工项目：比如2023年1月海上自卫队发布的舰补处公告05第14号披露显示，潜艇、深海救援艇、海洋监视船的电机和主控装置，就来自于富士电机；又如公开信息披露的富士电机中标列表，仅2025年9月25日到10月3日一周时间，富士电机在防卫省的中标金额就达到7,905万日元，这还只是例行检查与调试等常规内容，所以才能公开到互联网上；再如防卫省2025年3月与富士电机签约，一次性采购7,865万日元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用于潜艇装备......
富士电机部分在互联网内公示的涉军业务。图片来源：网络综合
那么富士电机能不能向外界说清楚，它的民用和军用业务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它的员工额外走私稀土，究竟又为什么？
日本政府和媒体为了两个间谍上蹿下跳一个多月了，又为什么始终说不清楚稀土走私的动机和去向？
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问一句：“军民不分，那就是军了？”这个疑问是需要日本这样有着一贯不良记录的国家所自证的。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策动中国稀土走私的大户。
2010年我国海关联合央视《焦点访谈》披露的一起对日稀土走私案，区区一起案件，涉案稀土总重就高达4,100余吨。要知道，当年全国稀土总出口量也不到4万吨。青岛海关也曾在2010年披露，同期查获的走私稀土多数是走私到日本的。包钢稀土表示日韩企业的需求是“走私的原动力”。到2012年，《经济参考报》调查结果，我国当时稀土的走私量是正常出口量的1.2倍，其中目的地大量是日本。
前文说过，日本人的历史是能折叠起来看的，从明治维新到全面抗战，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策划的走私案何止是车载斗量，日本逐步将走私生意扩展到全中国的海岸线，尤其是钨砂、锑、钼，都是由日本特务机构联合三井、三菱等军工财阀开设的洋行，以重金贿赂我们国内的矿枭和官员，将矿产私自偷运至当时英据香港或日据台湾，再由日本商行大肆高价收购、转运回国。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惠州钨矿走私做过专门调查，结论是：“几全数悉为日人所收，故走私即以资敌，事实上殆无二致。”
堆积如山的待运走私货物。图片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个案与整体、当代与近代、不同品类的矿产，涉案的依然是日本。这就是我们要重新审视日本产业与日本军工的意义。
所以再看这8,100家倒反天罡来“敦促”中国透明日本企业们，各自又能不能好好说说各自与日本军工产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何确保它们自己的供应链不会涉军、不会针对中国？它们在这些问题上敢不敢向中国透明一个？
我们再回看《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必须毁灭，日本也不得保留“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那么日本又是如何发展出如今的军工产业，并进而以“自卫”之名，扩充了一支世界先进水平的武装力量，并在掏空和平宪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
二、“军民不分”的历史原罪与战后嬗变
它们回答不了，因为日本军工产业军民不分的问题，贯穿了日本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早已是牵丝攀藤、难以分辨。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就密不可分，而“强兵”的目标就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军工产业版图中最为重要的三菱、川崎、东芝等，都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构成日本军工产业核心的“四大五小”，均成立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
旧日本军国主义长达70年的对外扩张史，就是日本民企造枪送炮、沾满原罪的黑历史。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淞沪抗战到重庆大轰炸，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民企在军工产业中的份额远超国营兵工厂，其中军舰生产占到59%，装甲车辆占到95%。
以军用飞机为例，在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仅三菱重工和中岛飞机两家民企，生产的军机总量占比就高达47.2%，而日本军部的海军航空工厂和陆军航空工厂占比仅为4%。
小到刺刀，大到军舰，这些浸透肆虐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邪兵恶器，都是日本民营企业生产。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盟军进驻开启军管前，日本充分利用了两周左右的真空时间，将一批军用设施与军需物资向民企转移，尽可能保持军需生产的能力。并在不久后的朝鲜战争，依赖美军特需全面激活。
朝鲜战争结束后，军品生产在工业产品生产总量中的比例，从1954年的1.2%下降到1955年的1.0%，再到1965年的0.5%。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但这并不计入军民两用（日本称“双用”）产品的生产，日本也就此习惯了在“双用”中隐藏战力，旧日本军队大批管理和技术人员，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民企的高管与中层骨干。
旧日本海军技术人员战后在民营企业的就职情况。 图表来源：王广涛，“富国强兵”的遗产———军工技术产业化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2019-5
到1970年，日本正式确立了装备生产及开发的“国产化方针”，更加强调“官民共同协作”。日本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主要军事装备的生产许可国产化及研发推动国产化，奠定了日本军工生产与技术的基础。与此同时，凭借武器生产所取得和发展的先进技术，也被广泛应用到民用领域。
在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尚未退却与国际国内监督依然严格的情况下，日本军工就寄寓在民间工业的母体里蛰伏，看似雪厚三尺寂静无声，实则冬眠等候季节更替。
战后70年的日本军工产业，出现了产值现状与产能潜力“二皮脸”的局面。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军工装备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长期维持在0.5%，军费开支占GDP常年保持在GDP的1%。日本右翼也屡屡借此宣称日本已经“从良”。
但正是在这几十年内，日本不仅再次建立起了规模、火力与技术水平都在全球名列前茅的武装部队。《和平宪法》“不保有陆海空军等其他战力”，但防卫省早在2010年就以“然而”的口吻骄傲地介绍本国装备90%来自于自产。
并且还培育了比二战前还要庞大的军事潜力。
截至本世纪初，也就是日本自称的军工产业低谷期，日本庞大的民用工业之下，是强大的军工潜能。有统计数据显示，如果当时立刻转入战争状态，日本的民用工业能支持日本军用飞机数量扩大20-30倍、军舰规模扩大6-8倍、坦克规模扩大40倍、火炮规模扩大60倍。
与此同时，纸面上看占GDP份额并不高的军费投入，内部也是暗藏乾坤。一方面，日本政府经常在常规预算之外额外补充预算，混淆总拨款数据和用途。另一方面，许多军事支出被掩盖在诸如海洋巡航、航天探测与其他技术研究中，而这本身也是日本军民两用深度结合的标志。
正如理查德·塞缪尔斯 （Richard Samuels）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战后虽然表面上将军费开支领域维持在了相对较低的水准，但是日本大量军民两用技术却是全球首屈一指。军工产业虽然在日本经济的总量中所占名义比重并不大，却是其高新技术的重要来源。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三、日本军工产业的整体格局与发展趋势
日本军工体系这种“寓军于民”的军事工业体系，形成了一套表面冰山一角、水下大金字塔的产业结构。日本政府通过合同委托方式，将军事装备的生产与研发任务分配给日本企业，龙头企业又向细分领域企业直到小微企业层层外包，军民品常在同一工厂共线生产，军工生产被高度隐藏于庞大的民用工业体系之中。
传统说法的“四大五小”共计9家有资格承接军工订单的核心企业，如今又有扩容，2018年时候，已经有17家核心企业承接了防卫省95%的装备研制和生产任务。但是这些核心企业要么不披露军品生产的规模，要么披露出的产值占比极低，基本都不超过10%甚至5%。
奥秘也就在于层层外包的转嫁，最终形成了上万家企业构成的庞大供应链网络。业内将它们称作是“军工行业‘主要公司’的主要公司”。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至少有1,100家企业参加了战斗机的生产研发；8,300家企业参加了作战舰艇和保障舰船的生产研发。同样，根据日本防卫省统计，日本全国与汽车产业相关的企业共计约7700家，其中约5000家次涉及军品研发和生产，剔除交叉重叠之后，预估近2/3的日本汽车企业都参与了军品的研发和生产。
由此，大量的军工收入被记到了中小企业名下，大企业们要么像富士电机那样不予披露，要么像三菱、川崎那样占比奇低。整个行业出现了大小企业对军工订单依赖度呈现断崖式变化的奇景。
防卫省抽样后得到的不同规模企业对军工订单依赖度的分布，10%以上的几乎都是小微企业。 图表来源：日本防卫省
为了要保证企业参与军工生产的积极性，日本军工行业的净利润率也远丰厚于常规制造业。据防卫省统计，仅2020财年的行业平均利润率就超过7%，远高于同期制造业平均水平的3%。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指出，2013年，世界百大军工企业产值中，入榜的日本企业只占1.5%，到2024年上涨到2.0%。相关企业的军火收入则由2013年的61亿美元上升至133亿美元，翻了一倍有余。
正如前面所说，日本军工大企业的账面军火收入并不高，能入世界前百的也不过区区4-5家，已经有如此涨幅。而2025年度防卫省装备制造订单额约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激增至约3倍，占到当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近一半。两相对比可知，中小企业在军工上的收入涨幅是远高于大企业的。
日本军费支出近年开始急速攀升。 图表来源：MAMOR
截至2026年4月，2026财年编列的预算已经高达10.6万亿日元，较去年12月底初步透露的金额又猛涨了1.6万亿。当前日本直接的军费开支约占GDP的2%，未来甚至有可能要达到GDP的3.5%。
日本军工产业新一轮的盛宴正在烈火烹油之中，只是不知烧的会是谁。
四、日本政府为给军备松绑而加剧了“军民不分”
长期以来，日本军工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问题也很明显。《和平宪法》与国内吃过战争苦的老一辈和平主义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监督，让日本军工产业始终受到顶层设计的制约。由此导致日本虽然扩军，但军事发展路线距离“防卫”不能偏差太远，武器装备的进攻性也因此受到削弱，军种功能也并不健全。军工产业被拆解到民营工业之中，缺乏专用的批量生产线，且订单又以国内为主，多品种少量生产的后果是缺乏规模化效应，军品采购成本高、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此外，日本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过往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反战呼声很高。并且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打通科研与军工之间的联系尚有收敛，叠加日本企业过于成熟的科层制设置对于创新的制约，也导致尖端技术难以被军工充分吸收。
这其实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日本战后在重新武装上的小动作，其实早已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安倍晋三甚至赤裸裸讲过，自卫队就是“我们的军队”。但是政治经济一系列机制的设计，仍然能保持对日本战争能力的天花板。
正在宣讲“自卫队就是军队”的安倍晋三。作为二战战犯后代，他对于日本再武装踩的不是一点两点，其身虽死，遗毒仍在弥漫。 图片来源：产经新闻
反过来讲，即使存在这些制约，依然不妨碍日本重建武装并在世界名列前茅，并保留了前文所说的巨大战争潜力。一旦制度性约束被突破、生产场景与正常国家无异，那么日本军工又将发展到什么程度？
而过去十几年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正在打破这种能力与潜力的脆弱平衡。
战略设计上，日本通过一系列制度松绑，尤其是2022年“安保三文件”的出炉，将“举国防卫体制”定义为“综合日本所拥有的外交能力、经济能力等各项能力，体系化组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打造”的防卫体制。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在比照美国军工的“全政府、全社会”路径，谋求集中各方面资源，统筹各级政府、民间机构乃至个人力量，模糊平战界限，最终增强整体军事威慑力。
日本还计划在2026财年制定“防卫产业战略”（实际上就是国防工业战略），进一步打破民企生产军品的限制、强化军民产业供应链、改善装备转移并扩大装备出口。同时还计划在今年内继续修订“安保三文件”，继续掏空《和平宪法》。
产业政策上，日本在过去十几年逐步强调强化军民“双用途技术”相结合，尤其是2024年以来将双用途技术置于国防战略的核心位置。重点包括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制造等民用领域的领先优势转化为国防能力。2026年，日本将双用途物品政策纳入第二个科学技术五年计划（2026-2030），宣称要以此“应对国际紧张局势和供应链脆弱性的核心战略”。这一系列政策调整标志着日本已从制度层面彻底打破了战后军民分离的防火墙，将民用产业全面纳入军事化轨道。
也正是在2026年，国家安全首次被政府第七个科技创新基本规划列为国家科技战略支柱之一。国防工业列为17个公私投资优先战略部门之一。今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科技创新基本规划》，明确倡导“军民不分”，原话是“民用技术和安全保障技术不应被区分，应该促进两者技术的互相流动，形成民用与安全保障领域技术双向流动和协同效应。”。
《规划》就此提出，“产学官协同合作”在支撑前沿技术、双用途技术研发和应用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要求自2026财年起，将政府科技投资总额提高至60万亿日元的目标，比前五年增长约40%。
这份规划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搭建起了日本军工产业的组织架构，《规划》要求以内阁官房国家安全保障局为中心，与相关省厅协作，推动广泛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建“安全保障领域的生态系统”，并在2026财年设立关键技术战略研究所，为政府提供科学技术领域的安全建议。
最近还在试探拥核红线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当年3月27日的政府会议上赞扬了这一最新规划。他说：“看到《基本规划》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有机合作，是划时代且极具意义的。”
2026年3月27日，高市早苗偕内阁要员出席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会议。 图片来源：朝日新闻
在军工市场培育方面，除了巩固既有的军工产业格局，还开始注重导入重点领域的科创企业和新兴技术导入，防卫省与经济产业省就此展开联动，相关措施不断。2023年6月，两省举办首次企业见面会，就一口气约见了200余家初创企业，涵盖涵盖无人机、网络安防、卫星通信和电磁波等领域。2024年9月，两省又联合宣布提出“双用技术初创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旨在消除初创企业进入国防市场的担忧和障碍。同年10月，防卫省防卫装备厅成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主导了这一举措。该研究所借鉴了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模式，旨在高效地将民用技术融入国防装备，将民营企业的技术和理念融入军工产业的生态系统。
在此期间，日本内阁虽然频繁更迭，但是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发展的体制建设被推上快车道，目的还是以“民用”的名义刺激受科研团体投身推动军事科研创新。防卫装备厅自2015年开始推动的“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每年的专利申请长期仅在100件左右徘徊，到2025年度达到创纪录的340件。
在这一系列战略、政策、组织、市场等因素的支持下，预计日本军工产业还将有一个飞速的跃升。根据日本共同社下属智库矢野研究所评估，到2040财年，日本国内的军民双用途市场规模到2040财年将扩张到2025财年的12倍多。
比起数量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正在比照美国、中国来发展一套庞大的军工体系和军民两用市场，并将其渲染为“正常国家”的基本权利。
一个思想都不正常的国家，要求在枪炮上的权利不仅要“正常”，还要对标如今最强大的国家，光就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隐患，中国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更是首当其冲！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五、武器出口对于日本激活军工产业的重要意义
相比起国内的松绑，日本军工行业的出海向洋更值得警惕。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单纯依靠自产自用，再武装的进度将大打折扣。国外市场对于日本军工，将集市场场景、资本与技术各要素相互流通，大大加速再武装的进度。用防卫省自己的话说，在军工行业的国际共同开发和生产，“不仅可以实现防卫装备的高性能化，还能应对开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同时有助于维持和强化日本的防卫生产及技术基础，并最终提升日本的防卫能力”。
早在2014年，安倍晋三政府宣称日本“和平与安全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来保障，国际社会也期望我国以符合国家实力的方式，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日本武器出口从原则禁止转向原则允许。
到今年4月，日本政府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修改，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小泉进次郎在新闻发布会上放言：“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顶级销售。”
5月出访澳大利亚期间，高市早苗继续为武器出口造势，宣称负责装备生产、维护和维护的日本“防卫产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并露骨地表示，武器出口也将“促进包括军工在内的产业发展，最终促进日本经济增长”。
日本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后，菲律宾立即谋求引进阿武隈级护卫舰。 图片来源：NHK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解禁对外军售的行径，得到了曾在二战期间与之浴血奋战的西方国家的支持。渴望日本提高军事开支，为自己分担维持霸权压力的美国自不必说，其他西方国家对此也多贪图日本工业的规模效应，而昧着良心同开绿灯。
澳大利亚Defence Connect网站的表态可以作为其中的缩影，这是澳大利亚国防部的综合市场情报平台，旨在寻求跨国防务合作、特别是为澳大利亚中小企业提供军工产业商机线索。该网站早在今年3月“三原则”修改前夕，便已捕捉到“东京似乎决心将其工业基础重新定位为以技术驱动的盟友安全和区域威慑力量”。
对此，Defence Connect网站反而开始片面鼓吹所谓“新的商业机会”，“有助于提升双方的认知”，开始盘点“商业层面的信任关系”如何进而推动“政府层面的研发项目”。并将其上升到“与日本建立更深层次战略工业关系”，大谈所谓的“潜在经济和安全利益”。
近期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在强化与菲律宾的勾结，这并非偶然。如果任由两国开展包括军工领域的所谓“协同”，未来其在我相关海域的兴风作浪只会气焰日甚。
此外，日本还积极与美欧印多国洽谈军工产业合作，并向北约提交了加入“防务创新加速器”（DIANA）项目的申请，以求加速先进能力的研发，并谋求实现与相关国家的“全链条嵌入”式防务合作，助力自卫队向“可对外参战、可联盟作战”的常规军事力量转型。
格外令人警惕和愤怒的是，日本对外军事输出的试探，始终与我国台湾强相关。早在2023年，日本已经指派防卫省在职官员“进驻”台北的“日台交流协会”，成为事实上的“驻台武官”。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已经建立了所谓的“2+2会谈”，甚至举办了有日本前副防卫大臣参加的“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大谈“日台安保一体化”。日本与台湾地区还在包括半导体、无人机、舰船等领域图谋强化所谓“技术交流”和“零配件引进”，并且同样打着“军民两用”乃至“民用”的旗号掩人耳目。
早在2021年6月，时任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中，已经妄言台湾是“国家”，并称其是日本“必须保护的兄弟和家庭”。图片来源：哈德逊研究所
1976年，时任外相、后来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曾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做出过如下表态：“即使能带来外汇收入，我们的国家也不会穷到要靠军火出口赚钱……我们应该继续作为一个有着更高理想的国家继续前行。”
高市早苗在今年3月的国会质询中，被问到对这段话有何感想。她的回复是：“时代变了”。
其实是日本变了。
或者说，日本还是那个日本，只是不需要那块遮羞布了。
六、重蹈覆辙前夜，日本的变与不变
在日本军工产业一点点滑向我们熟悉的军国主义扩军备战之时，日本国内有些事情发生了改变，有些事情则又是熟悉的配方。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日本学界的态度。历史上，日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慑于二战造成的惨痛景象，以及大批学者在战败前被动员助战的“黑历史”，因此是反对日本再武装的中坚力量。
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发表声明称：“今后绝不开展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1967年又发表声明，强调“不进行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科学研究”。2017年发布的《关于军事安保研究的声明》继续强调“研究成果有时会脱离科学家的意图，被转用于军事目的”，要求“对研究资金来源做出谨慎判断”，并呼吁建立制度，确保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能从技术和伦理角度审查可服务军用的研究。
但是日本学界对再武装的态度已然出现松动。早在2013年日本发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出“集中产学官各方力量，让科技在安全保障领域也可得到有效利用”，此后，日本政府就开始加大对学术科研领域的工作。
以上文提到的防卫装备厅“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它为日本政府直接对接相关科研机构创造了空间，面对期限最长5年、最多可达20亿日元单点扶持的项目激励机制，高校申请数量已经大幅攀升，2020财年全日本大学总共提交了9个申请，2023财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3个，2024财年为44个，2025财年，达到123个。
5年时间，上涨倍数逼近13。
日本学术总会呼吁的审查机制没能真正建立，反而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人们认识到越来越难以明确划分军事用途与民用用途的技术和知识。”连《和平宪法》都能突破的日本，何况区区一个学会的声明呢？
比起学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松动，民意对再武装态度的反转更为干脆。关于是否支持日本自卫队的“规模和能力”是否应该增强，1991年的内阁府民调显示，持“支持扩大”的民众占比少于“维持现状”超50个百分点，而在2026年4月公布的内阁府最新民调里，差距已经收窄到4.6个百分点。
对于武器出口的民意变化更快，2013年共同社组织民调时，针对是否支持放宽武器装备出口指导方针，66%的受访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如今内阁府的这份民调，支持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8.3%。整体掉了个个儿。
但也有不变的，那就是日本军工利益集团又展现出了熟悉的味道。二战时期，军部、垄断财阀与军工产业构成的利益闭环，政商合谋、绑架经济、制造焦虑、以战养战。而如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下设的防卫产业委员会，影响力同样越来越大。其公示的涉军政策建议往往早于官方文件，不是建议被采纳了，就是政策被泄露了。也确实发生过防卫省把预算草案交由防卫产业委员会“过目”后才提交给大藏省的极端案例。更不用说，还有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日本航空宇宙工业会和日本造船工业会......盘根错节。日本军工企业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献金与游说也正在不断复活当中，对此笔者在“新型抗战拖不得”的前文里已有回溯。
新的军工复合体正在形成。
而这种复合体的形成背后，是日本二战前后看似改变，实则没变的体制问题，正如东京大学教授野口悠纪雄所指出的“1940年体制”问题，即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实际上在1940年推行战时统制经济已然成形。二战前昭和日本为了以战争形式掠夺全世界的总体战设计，在战后的昭和日本无缝切换为瞄准工业品以换取外汇和超额收益的举国体制。无论是经济运行逻辑、制度设计还是意识形态，“昭和日本”其实没有割裂。
用野口悠纪雄教授的原话是：“对于日本经济而言，这场战争从来就没有结束”。
既然“昭和日本”没有变，那么我们不仅看到了日本军工产业的未来，还能轻松预判它的走向。
由此又能引出一个终极问题：日本一直把自己发展军工产业视作是“正常国家”的权利，列举了一大堆国际通行惯例。
可是一个无法正视历史、无法根治军国主义、无法根除浓厚封建法西斯残余的国家，有没有资格享有“正常国家”的权利？
七、作为日本军工最大假想敌的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除了日本以外，最有资格回答的就是与日本一衣带水从而总被日本近水楼台先遭虐的中国。
日本此轮的扩军备战，中国就是其最大假想敌，没有之一。日本反复渲染中国在东海、台海、南海的维权行动，诬称这是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威胁”，以此凝聚日本国内对再武装的支持。上文提到的内阁府民调中，日本民众“最为关切的防卫问题”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在周边地区的行动”，占比高达68.1%。三年前的调查，这一数值是61.3%。
通过前文的完整复盘，我们很容易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日本军工产业“军民不分”的特征，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而且在当前还正被日本政府蓄意强化。
2.日本军工产业的实际产出被大量隐藏，日本一直用“军费不透明”指责中国，其实它才该是要去答题的那个。并且很可能日本在利用表面的民用工业从事受管制的两用物项的走私。
3.日本国内制约军工产业恶性扩张的健康力量不仅正在消失，而且趋于凋零。军工扩张的表象背后，是刺激军国主义复活的经济基础一直存在，而限制其生长的上层建筑已经瓦解。
4.日本境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和澳大利亚正在强化与日本的军工合作，并且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正努力使自己成为受益方，这种合作高度服务于这批反华国家对华的挑衅战略，并有可能通过吸引日起投资来填充本已空心化的美欧制造业，从而对我国形成产业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多维度竞争。
5.日本军工产业恶性膨胀，针对的最大假想敌就是中国，这与日本在琉球的要塞化、干预台海南海局势、与菲澳等国勾结设卡是高度联动的。
历史正在看着中国如何抉择。须知90年前，纵容德国恢复军备的张伯伦，与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蒋介石，也都和希特勒、裕仁、东条英机一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相比蒋介石，张伯伦好歹是悉心做了备战，但不妨碍他因为绥靖政策，在耻辱柱上之余，还额外入选国际政治的笑林广记。
张伯伦其实是做了两手准备，在提高军费、陆军机械化、防空尤其是雷达网的建设上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策部署，他死后也被主要对手丘吉尔高度评价。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一次战略性错误就足以抹掉他其他工作本应取得的声誉。
历史又走到了几乎相同的十字路口，对于已经被定性新型军国主义的日本，如果我们无法遏制，导致敌人对台海、南海的侵略战火重燃，乃至日本成功拥核，那么后人评价我们，只怕会比张伯伦再低100个蒋介石。
当然，目前的局势也未到必须全面摊牌、发起热战的时点，依照中国的国力，是有条件管控住危机的。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当前我们对日本两用物项的管控，涉及的日企非但不多，而且还太少；其他必要的管制措施，也需要同步研拟跟进。
第二，后续对日本军工的管制，重心不能单盯着那些核心企业，要对其供应链进行摸排，以民用工业龙头中的涉军企业，以及供应链关键节点的中小企业进行识别，进而采取针对性管控措施。而这背后，必然是艰苦和繁琐的调研，甚至需要我们向上百年来赴华刺探的日本间谍学习，去深入挖掘日本内部。
第三，适当参考美国对华所谓“涉军企业”的管制措施，强化商务部出口管制与关注名单的执行范围和效力，加以实时动态调整，对于凡出现突破管制、走私关键物项、供应链涉军的日本企业，发起针对性调查，如果个案确凿、其又无法自证这只是个案，那要坚决进行重罚。
第四，继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在华投资日企保持密切联络，明确凡是不参与日本军品生产、研发和关键物项走私的日资企业，依然和其他外企享受同等待遇，在高压打击日本军工产业链条的同时，继续鼓励日本产业脱离日本本土。
第五，对与日本合作进行军工研发、或者采购日本军品的国家和企业，研拟针对性管制措施，在已定性日本是新型军国主义，以及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并未废除的客观现实下，主动进行国际国内法的释法立法工作，明确其“军国主义帮凶”的身份，进行针对性制裁。
第六，与琉球问题一样，以上所有管制手段，不应以中日关系未来是否阶段性好转而变更，只能以日本是否遏制军国主义、是否回归《和平宪法》为改变。
总之，中国对日军工产业的管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从法理还是人情、从利益还是道义、从自身还是域外，都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并且按照当前形势已是舍我其谁。
这个脖子，一定要砍。军国主义没有死，绝不能让它再在我们身边肆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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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上一页 1 2 3 余下全文【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江宇舟】
刚刚过去的6月和7月，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大新闻不断，我方这边，继今年2月之后，商务部又将一批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和关注名单。日本这边，中国日本商会号称整了8100家日本企业的意见搞了个“改善营商环境的建言报告”，个个高呼自己是民企，与军无涉，“敦促”中国提高军民两用物项管控的透明度，并提供充分的说明。
这群“日本民企”吆喝没多久，又曝出日本“知名民企”富士电机员工涉嫌走私稀土被逮。7月下旬，日本电视台（NNN）独家披露了事件始末，涉案员工将含有稀土磁铁的电机出口到日本，然后“穷鬼帝国主义综合症”病发，拆了里面的磁铁，再将剩余零件运回中国，最终东窗事发。
消息一经曝光，连日本人自己都绷不住，日本专注于信息安全方向的“安全措施实验室”在复盘了各国法律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应对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打击逃避监管许可的意图，是各国出口管制体系的共同逻辑。”
日媒绘制的富士电机走私稀土流程图。 图片来源：日本安全措施实验室
这些琐碎的信息背后，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件事情：不透明的不是中国的管制措施，而是日本的军工产业。日本产业长期军民不分，叠加新型军国主义成型，中方必然要对此严加管制，这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需，基本权利所在。
在日本这号称8000家企业闹中华时，笔者曾为心智观察所正在撰写的“上方跑错地、应该找东京”提供过素材。如今富士电机走私案有了更多信息，我们值得对此再做一番梳理。
一、富士电机走私案敏感在哪里？
前文已经提出过了，日本没有形成独立的庞大军工体系，是把军工生产能力分散在整个工业网络之中。哪怕是三菱、川崎、东芝、日立等日本“四大五小”军工龙头企业，打开财务报表，军工收入占比都很低。日本政府长期以此为标榜，说着自己怎么洗心革面、珍爱和平、专守防卫、我是良民。
但财报会骗人，装备与战略不会，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日本复活了一支庞大且先进的武装力量，开始将琉球殖民地要塞化、剑指我国东南沿海；开始滚动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公开妄言者从前任首相发展到现任首相；开始插足我国南海事务，并堂而皇之复活了日本法西斯“利益线”和“生命线”一说。
今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某些对日资深外交官也给笔者推荐了上海交大最新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笔者当时就感慨，这不只是历史书，更是工具书。因为我们把庭审中那些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日本战犯在法庭上狡辩的理由一拿出来，会发现居然和现在的日本政府是重叠的。
2026年4月30日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发布，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别人是新年新气象，日本是80年、100年、150年的历史居然可以不断360度回到最初的起点。骂它两句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是我们最为文明收敛的指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打开富士电机这个案子，才有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回局部的纵深视角。
富士电机就是这样一家表面上看不出与军工关联的民营企业，虽然与之同源的富士通是日本军工产业的“五小”之一，但是富士电机自身的财报只会笼统罗列自己在能源、工业、半导体、食品领域的分布。
可是我们一旦打开日本自卫队繁杂的采购目录，就能看到这家连“四大五小”都算不上的日本民企频繁涉足军工项目：比如2023年1月海上自卫队发布的舰补处公告05第14号披露显示，潜艇、深海救援艇、海洋监视船的电机和主控装置，就来自于富士电机；又如公开信息披露的富士电机中标列表，仅2025年9月25日到10月3日一周时间，富士电机在防卫省的中标金额就达到7,905万日元，这还只是例行检查与调试等常规内容，所以才能公开到互联网上；再如防卫省2025年3月与富士电机签约，一次性采购7,865万日元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用于潜艇装备......
富士电机部分在互联网内公示的涉军业务。图片来源：网络综合
那么富士电机能不能向外界说清楚，它的民用和军用业务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它的员工额外走私稀土，究竟又为什么？
日本政府和媒体为了两个间谍上蹿下跳一个多月了，又为什么始终说不清楚稀土走私的动机和去向？
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问一句：“军民不分，那就是军了？”这个疑问是需要日本这样有着一贯不良记录的国家所自证的。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策动中国稀土走私的大户。
2010年我国海关联合央视《焦点访谈》披露的一起对日稀土走私案，区区一起案件，涉案稀土总重就高达4,100余吨。要知道，当年全国稀土总出口量也不到4万吨。青岛海关也曾在2010年披露，同期查获的走私稀土多数是走私到日本的。包钢稀土表示日韩企业的需求是“走私的原动力”。到2012年，《经济参考报》调查结果，我国当时稀土的走私量是正常出口量的1.2倍，其中目的地大量是日本。
前文说过，日本人的历史是能折叠起来看的，从明治维新到全面抗战，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策划的走私案何止是车载斗量，日本逐步将走私生意扩展到全中国的海岸线，尤其是钨砂、锑、钼，都是由日本特务机构联合三井、三菱等军工财阀开设的洋行，以重金贿赂我们国内的矿枭和官员，将矿产私自偷运至当时英据香港或日据台湾，再由日本商行大肆高价收购、转运回国。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惠州钨矿走私做过专门调查，结论是：“几全数悉为日人所收，故走私即以资敌，事实上殆无二致。”
堆积如山的待运走私货物。图片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个案与整体、当代与近代、不同品类的矿产，涉案的依然是日本。这就是我们要重新审视日本产业与日本军工的意义。
所以再看这8,100家倒反天罡来“敦促”中国透明日本企业们，各自又能不能好好说说各自与日本军工产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何确保它们自己的供应链不会涉军、不会针对中国？它们在这些问题上敢不敢向中国透明一个？
我们再回看《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必须毁灭，日本也不得保留“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那么日本又是如何发展出如今的军工产业，并进而以“自卫”之名，扩充了一支世界先进水平的武装力量，并在掏空和平宪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
二、“军民不分”的历史原罪与战后嬗变
它们回答不了，因为日本军工产业军民不分的问题，贯穿了日本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早已是牵丝攀藤、难以分辨。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就密不可分，而“强兵”的目标就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军工产业版图中最为重要的三菱、川崎、东芝等，都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构成日本军工产业核心的“四大五小”，均成立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
旧日本军国主义长达70年的对外扩张史，就是日本民企造枪送炮、沾满原罪的黑历史。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从淞沪抗战到重庆大轰炸，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民企在军工产业中的份额远超国营兵工厂，其中军舰生产占到59%，装甲车辆占到95%。
以军用飞机为例，在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仅三菱重工和中岛飞机两家民企，生产的军机总量占比就高达47.2%，而日本军部的海军航空工厂和陆军航空工厂占比仅为4%。
小到刺刀，大到军舰，这些浸透肆虐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邪兵恶器，都是日本民营企业生产。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盟军进驻开启军管前，日本充分利用了两周左右的真空时间，将一批军用设施与军需物资向民企转移，尽可能保持军需生产的能力。并在不久后的朝鲜战争，依赖美军特需全面激活。
朝鲜战争结束后，军品生产在工业产品生产总量中的比例，从1954年的1.2%下降到1955年的1.0%，再到1965年的0.5%。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但这并不计入军民两用（日本称“双用”）产品的生产，日本也就此习惯了在“双用”中隐藏战力，旧日本军队大批管理和技术人员，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民企的高管与中层骨干。
旧日本海军技术人员战后在民营企业的就职情况。 图表来源：王广涛，“富国强兵”的遗产———军工技术产业化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2019-5
到1970年，日本正式确立了装备生产及开发的“国产化方针”，更加强调“官民共同协作”。日本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主要军事装备的生产许可国产化及研发推动国产化，奠定了日本军工生产与技术的基础。与此同时，凭借武器生产所取得和发展的先进技术，也被广泛应用到民用领域。
在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尚未退却与国际国内监督依然严格的情况下，日本军工就寄寓在民间工业的母体里蛰伏，看似雪厚三尺寂静无声，实则冬眠等候季节更替。
战后70年的日本军工产业，出现了产值现状与产能潜力“二皮脸”的局面。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军工装备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长期维持在0.5%，军费开支占GDP常年保持在GDP的1%。日本右翼也屡屡借此宣称日本已经“从良”。
但正是在这几十年内，日本不仅再次建立起了规模、火力与技术水平都在全球名列前茅的武装部队。《和平宪法》“不保有陆海空军等其他战力”，但防卫省早在2010年就以“然而”的口吻骄傲地介绍本国装备90%来自于自产。
并且还培育了比二战前还要庞大的军事潜力。
截至本世纪初，也就是日本自称的军工产业低谷期，日本庞大的民用工业之下，是强大的军工潜能。有统计数据显示，如果当时立刻转入战争状态，日本的民用工业能支持日本军用飞机数量扩大20-30倍、军舰规模扩大6-8倍、坦克规模扩大40倍、火炮规模扩大60倍。
与此同时，纸面上看占GDP份额并不高的军费投入，内部也是暗藏乾坤。一方面，日本政府经常在常规预算之外额外补充预算，混淆总拨款数据和用途。另一方面，许多军事支出被掩盖在诸如海洋巡航、航天探测与其他技术研究中，而这本身也是日本军民两用深度结合的标志。
正如理查德·塞缪尔斯 （Richard Samuels）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战后虽然表面上将军费开支领域维持在了相对较低的水准，但是日本大量军民两用技术却是全球首屈一指。军工产业虽然在日本经济的总量中所占名义比重并不大，却是其高新技术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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