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梁建章曾警告:若不尽早干预,40年后印度人口将是中国3倍

作为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的梁建章,多年来将研究触角伸向人口经济学这一相对冷门却牵动全局的领域。
他曾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出一个令人警醒的判断:若不尽早在政策层面加以干预,四十年之后,印度的人口总量将攀升至中国的三倍。这句预警近期再度被舆论翻出讨论,也促使外界重新审视他围绕生育、家庭与创新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
近期,梁建章就当前生育支持政策及相关话题接受访谈,分享了他关于生育补贴、人口发展与人工智能时代人口价值的诸多思考。谈及此次各项生育支持措施的力度时,梁建章表示,很多方面都超出了预期。
从全面性上看,此次措施有了很大的提升,涵盖内容相当具体。除了现金补贴之外,还包括免税、住房补贴等;在降低时间成本方面,则涉及幼儿园及学校的课后托管等安排;此外,也提到了居家办公的相关内容。
他指出,居家办公在国内实施的大型企业中,携程可能是少数甚至是唯一在积极推行的公司,而携程也一直倡导弹性工作时间,对此他感到较为欣慰。

总体而言,从全面性的角度来看,此次措施是超出预期的;从重视程度上看,将相关工作纳入一把手考核内容,同样非常给力。不过,梁建章也坦言,真正落实还需要出台若干具体的实施细则,包括资金从何而来、发放多少等问题,都需要一个协调的过程。
他表示,自己也会继续就如何发钱以及发多少钱等问题提出建议。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他认为当下正是推行生育补贴的良好时机。
若中国经济需要十万亿规模的刺激,那么其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用于鼓励生育或提升生育福利,这在他看来是有必要的。
对于补贴方式,梁建章认为,以往讨论较多的是每月发放一千、三千或六千元等方案,而在当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可能是一次性发放,例如一次性为每个孩子发放十万元。这样做既能立即拉动短期经济,也是对长远发展的一项良好投资。

他强调,相关方面还需尽快细化。在如何定义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问题上,梁建章倾向于量化的评估方式,即通过各类减负措施,考察总体成本能够减少多少。
他认为,抚养孩子的直接财务支出应由政府承担相当一部分。养育孩子既是每个家庭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因此至少应当对每个孩子给予每月一千至几千元的抚养成本福利,这是最大的一块,也需要进一步落实。
除此之外,在时间方面的福利,包括母亲在工作方面的安排、父母产假、托育服务,以及整个社会对孩子的友好程度和支持带孩子的力度等,都需要加大投入。
针对部分地方推出生育一次性补贴措施以及资金来源问题,梁建章认为,无论是通过财政赤字还是量化宽松,这笔钱本质上都是为未来做投资。过去这些资金可能用于建桥、修路或其他基础设施,但目前很多基础设施已趋于饱和。

相比之下,投资于孩子的意义要远大于再建一座桥,因为若造的桥无人使用,钱便浪费了;而将钱发给孩子所在的家庭,则会转化为消费,只要金额足够多,就会对经济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
关于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梁建章表示,2023年国家已将标准从每个子女每月一千元提高到两千元,未来还应大幅度提高。
对于二孩家庭而言,所得税抵扣不应止步于两千元;考虑到每个孩子的成本可能为几千元,因此所得税和社保方面的抵扣都应提高至几千元的水平。以中等收入的上海家庭为例,如果家庭收入为两万元左右,那么在此抵扣力度下,其几乎无需再缴纳所得税和社保。
对于三孩家庭而言,各方面压力更大。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这些孩子未来都将成为社会养老体系的贡献者,因此抵扣标准理应大幅度提高。

对于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能否切实降低生育成本,梁建章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直接的育儿现金补贴,无论是一次性发放还是按月发放,都能够起到作用。
托育服务如果能够到位,且实现普惠,就能大幅度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至于教育方面,孩子上学后教育压力依然存在,这就涉及教育制度层面的改革。
在住房方面,对于房价较高的一二线城市而言,相关措施同样具有作用。他还提到房贷利息减免的建议,即对生育家庭全部免除房贷利息,相当于提供免息贷款。
这一方面切实减轻了家庭负担,另一方面在当前房地产市场房屋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也有助于消化一部分房屋库存,是一个较好的办法。

关于生育率提升目标,梁建章表示,要将出生人口翻倍达到更替水平较为困难,但如果上述措施都能足够有力地落实,实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乃至百分之五十的提升,就已经远好于当前状况。
他认为现有措施已较为全面,关键在于落实,其中财税减免与住房补贴的落地最为关键,托育与课后托管等配套服务也需尽快跟上。
针对韩国、日本等国家过去也推出过大量生育补贴政策但生育率并未明显上升的现象,梁建章指出,表面看似如此,但若观察更多国家的数据,可以发现生育福利力度或财政支出力度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生育福利最好的是北欧国家,法国、英国也不错。
这些国家的托儿所入托率非常高,且实现普惠,同时工作强度较低,一些国家还缩短了工作时间。他补充道,从长远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减少工作时间,例如从每周五天减至四天。

以美国为例,其一方面房价相对便宜,另一方面移民较多,且并非直接发钱,而是通过孩子进行税收抵扣,每个孩子可抵扣数千美元,因此其税收抵扣方式偏向于多孩家庭。日本处于中国和欧美之间,近期也在不断加码相关政策。
韩国刚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重视,但其教育制度的内卷程度比中国更为严重。梁建章认为,日本的生育福利并非没有作用,若无这些福利,其生育率可能更低。
对于正在养育或尚未养育孩子的年轻人,梁建章建议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生育问题。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也在延长,目前上海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八十岁,未来还可能达到九十岁甚至一百岁。
对年轻人而言,孩子带来的不仅仅是抚养负担,而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一阶段可能相对辛苦,但当孩子长大之后,从五十岁到一百岁的漫长岁月中,家庭将带来长期的收益和快乐,包括子女、儿媳或女婿等在内的亲情联结,是朋友关系无法替代的。

孩子的成长也是一段丰富的人生经历。因此,如果从更长远考虑,年轻人稍微辛苦一些是值得的。
当然,前提是国家能够提供财务与时间上的充分支持。在其新书中,梁建章还提到一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人口与创新的关联度越来越高,AI时代凸显了人口的重要性。
他解释道,人口不能仅被视为劳动力,劳动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解决。更重要的是创新力问题,而创新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财富与经济效益,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愈发明显。
AI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于其进一步放大了创新的作用。因为大量常规劳动或日常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而不能被替代的正是与创新相关的工作。

创新一方面需要人类连接不同知识、不同领域的跨界能力;另一方面,创新的根本在于对需求的把握与对人性的理解——人到底需要什么,还是人自身最为了解。
人工智能与人类不同,无法向其提出真正贴合人性需求的问题;此外,在伦理与道德层面的判断,仍需由人来完成。因此,AI取代了大量其他工作,却无法取代创新工作,从而放大了创新对财富创造的作用。
梁建章还指出,AI以及此前的互联网都使得数据变得极为重要。使用人数越多、消费者群体越大,算法训练效果就越好,进而使服务流程或机器人得到更好的训练。
中国拥有史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和最大的机器人市场,这为未来中国的AI算法、机器人及互联网产业奠定了重大优势。

若中国的人口减少,市场规模缩小,产业规模也随之缩小,能够投入的研发经费也会减少,竞争力就会下降,尤其在国际环境不那么友好的情况下,这将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创新、财富积累与国家安全产生较大影响。
他最后强调,人口政策的效果存在延迟,当前多生一个孩子,其正面效益可能要到二十年后才能显现;同样,过去一段时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其负面效应也将在二十年后才会真正体现。回到梁建章那句关于四十年后印度人口将是中国三倍的判断,实际上并非凭空而来。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在2023年4月推算显示,印度人口在当月末越过14.2577亿门槛,正式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6年4月更新的数据表明,2025年印度总人口达14.6387亿人,中国为14.0508亿人,差距已拉开至约五千八百万。

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6月发布的《世界人口白皮书2025》同样印证,印度以14.639亿人稳居榜首,中国14.161亿人位列第二。
国家统计局抽样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前后已跌至1.05附近,与韩国同处全球洼地;而印度全国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接近人口世代更替线的位置。
按联合国推算路径,印度人口将在2060年前后攀上约十七亿的峰值,中印人口体量拉开三倍距离并非危言耸听。
国家统计局于2026年1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14亿489万人,比上一年年末减少3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首次跌破八百万大关;人口出生率降至千分之五点六三,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纪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6年8月发布的相关公报进一步显示,2025年末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升至百分之十五点九,零至十五岁人口占比为百分之十六点四,两者差距被压缩到仅剩0.5个百分点。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已陆续推出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025年正式建立全国育儿补贴制度,凡符合规定生育、孩子在三岁以下的家庭,每个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现金,累计可领10800元,覆盖面广、直达终端。
托育机构、老年医疗、住房教育等多维度的组合式政策也在同步推进,构建起从生到老的完整支持链条。中国经济的底气从来不仅仅建立在人头数上,更依托于制度优势、产业升级、人才红利与创新驱动。
梁建章那句四十年的警告,与其视作预言,不如读作提醒——人口是国家运行的底层参数,值得每一代人认真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