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抗疫最好的德国也远不及格，这真的是体制问题！

在欧美人民的不懈作死下，新冠疫情的发展趋势逐渐明朗——新冠病毒将向着更高的传染性和更低的毒性进化。当然，倘若不考虑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是以年来计算,感染人数是以千万来计算的话，这算是个好消息。入冬以来，除了世界灯塔外，北半球绝大多数国家正在忍受第二波疫情的肆虐。

所谓的欧洲优等生——德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入冬时每日2w新增确诊的压力下，联邦执政当局不得不匆忙下令再次所谓的“封锁”，并从11月2日开始实施。

不过在开始的时候，心存侥幸的德国人本打算做一次有针对性的“封锁”——重点关闭餐饮业、电影院及某些好不容易重新开业没多久的特殊娱乐场所，限制家庭聚会人数等等，平时在街上溜达或者购物几乎不受影响。目的很明显，在行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对作死人群进行“重点防御”，只要冬天再苟住一波，等到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指标，就可以宣布德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胜利了。

这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不满还是需要发泄一下的。比如说首当其冲的餐饮行业怨声载道，论调包括但不限于“默克尔正在扼杀我们的行业”。在柏林，一家政要们经常光顾的餐厅将默大妈和一些高层官员拉进黑名单并示众。

餐饮业毕竟是要实实在在地做出牺牲的，抱怨两句发泄下情绪有利于业主的身心健康，况且对抗疫政策也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但是用无下限的作死行为来表达自己无缘无故的不满就很致命了。

在11月2日之前，在封锁令的相关新闻评论区和社交媒体上，热爱自由的德国人们纷纷放话表示要在风锁定前一两天大肆聚会、开趴、桑拿和聚餐。为抗议本次封锁政策，柏林、莱比锡等城市分别吧爆发了规模数万人不等的大游行。法兰克福甚至在游行中发生了袭警的行为。据媒体报道，当时在商业街上参与或围观袭警的人数接近800.一些地区的防疫政策对示威游行的人数加以限制并且要求佩戴口罩，但这难不倒铁了心要和抗疫政策过不去的德国人。比如在慕尼黑，抗议人群以宗教礼拜活动的名义示威，因为巴伐利亚未硬性规定宗教活动必须佩戴口罩。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德国的累计确诊人数突破100w，单日确诊和新增死亡人数也不停刷新上限，堪称欧洲最雄厚的医疗资源被击穿也成为了可预期的事情。于是出现了年度名场面——向来内敛的默大妈罕见地情绪激动地呼吁大家严守抗疫政策，并表示“如果在圣诞节前与过多的人接触，那么这可能是和祖父母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说话时一度哽咽，显然已经被逼得没招了。并且将封锁政策提升至与第一波疫情袭来时一样“严格”。

这个过程，熟悉老电影的朋友看德国的状况应该会看着有点眼熟，没错，德国人搞的这叫滚筒式抗疫——不论是动机还是结果，都可以参考老电影的情节。唯一的区别就是结果可能会比老电影里幸运那么一点点——反正疫苗开打已经开打了，即便在开打的头两天里就闹了不少笑话。

老电影里“滚筒式撤退”的原因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并不是廖耀湘本人的智商有问题或者髪国人没有把真本事教给他。真正的原因电影情节交代得很清楚——委员长，卫立煌，杜聿明甚至廖耀湘本人都有各自的算盘，这些算盘的矢量和是辽西追歼战的空前胜利。所以同理，即便德国的官僚和政客看起来智商确实不怎么高，把抗疫的拉胯归结于此也只是仅仅认识到其表象。

那么，让我们结合老电影给我们的思路看回现在的德国。堪称疫情重灾区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邦一把手拉舍特在11月参加欧盟峰会的时候提出：新冠疫情是西方对抗中国体制过程中的一场考验，所谓的自由世界要证明中国体制并不优越。如果欧洲和美国的所谓自由模式不能做到比中国更快地摆脱疫情，并快速地增长经济，那么他们将在制度竞争中失去非常重要的一刻。

拉舍特的话应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即便中国快速控制了疫情，但是方法不“自由”，所以中国并不优越；另一个是如果有人使用了所谓的中国方法而不是用“自由模式”抗疫，即便控制住了疫情，那不仅不能算成绩，还应该是拆了西方牌坊的罪人。前者属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辩经行为，多这一次也不多；后者才是拉舍特真正想说的话。

自春天疫情爆发以来，巴伐利亚的政府一把手索德尔一直以强硬的姿态示人，主张以严格的封锁应对疫情，甚至在默大妈举棋不定的时候在巴伐利亚率先实施严格的封锁，并吐槽联邦政府的禁令“太晚了”。这让他在第一波疫情冲击中被指责“擅自行动”，与多名同行的关系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这里再补充一点关于德国政治的背景材料：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这对（塑料）姊妹党在联邦层面上结盟，在地方上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即基督教社会联盟不染指巴伐利亚以外的地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也不掺和巴伐利亚的事物。按照以往的默契联邦层面上的事物基督教社会联盟一般扮演基民盟跟班的角色。逢大选时联盟党的联邦总理候选人由基民盟成员担任。

然而近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巴伐利亚政府一把手出身的联邦内政部门负责人泽霍费尔就难民问题和默大妈撕得不可开交，甚至扬言要和基民盟分家，让默大妈执政当局关门大吉。而疫情开始之后巴伐利亚政府一把手索德尔的高调表现，加上他曾经放话，在基民盟无法推出下一任总理候选人的时候，他理应作为基社盟主席应当站出来，为两党联盟披挂上阵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理。巴伐利亚人看来已经是受够了当玩具的感觉。

目前基本上确定的事情是即便因为疫情默大妈的威望再次上升到新的峰值，但她还是更愿意这个任期（理论上到2021年9月）结束后退休。那么在疫情之中，基民盟党内大佬们目前最大的共识恐怕并非怎样阻止病毒的传播，而是“阻止那个该死的巴伐利亚人”。说白了，这是“众正盈朝”。

当然让疫情肆虐到今天这个地步的除了顶层的贡献外还需要基层的“配合”。但是将基层对抗疫政策的抵触归因于“反智”显然不严谨。首先中国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只要组织得好，受教育程度并不能成为抗击疫情的阻碍。其次，在德国不论是见诸媒体的大规模作死行为还是疫情的爆发都集中在大城市。

例如根据自疫情爆发到12月19日累计确诊人数，柏林一个城市就贡献了85224例，是邻居勃兰登堡邦31224例的近三倍；前工业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邦更是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345186例，巴登-符腾堡邦和巴伐利亚等经济发达地区累计确诊数量均破20w，与之相对的是下萨克森邦的数据为

所以着眼点还是应该放在德国的基层行政组织上。德国抗击疫情的行动仍旧走的是标准流程——地方政府根据邦或联邦政府的建议结合本地的条件拟定出一个大致的指导意见，让各个乡贤自己根据意见看着办。

客观地说，由于大多数德国人喜欢从摇篮到坟墓都在一个地方窝着，这一套中世纪式的行政体系目前在大部分地方还能凑合着运转。只要乡贤还能管得住人的地方数据就不至于太难看。但反面就是倘若得不到乡贤的背书，政令基本上走不出维利-勃兰特大街1号。

所以疫情中的各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其实很好解释。工业化的进程正在逐步碾碎，也必将完全碾碎这些中世纪的活化石。在新市民涌入的让大城市里让乡贤的作用被彻底稀释——居民和乡贤之间的关系往往要通过几代人来建立，乡贤的生产速度不论如何都跟不上新市民涌入的速度。所以在德国，经济发达必然意味着崩坏。善于辩经的德国人并未对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是装作一切都还能像过去那样，直到新冠疫情彻底先开了遮羞布。新闻上德国人的各种迷之操作就是这种崩坏的具体表现。

不过作为中国人光理解到这一层还不够。

当代的联邦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继承者，魏玛共和国是第二帝国的继承者。普鲁士主导的所谓“统一”，对外主要踩着给大英当狗的历史行程获取默许和支持；俾斯麦的铁血嘴炮翻译成人话的意思是要保护容克阶层的利益需要靠铁和血，并非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臆想出来的那个意思；统一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也并非中国人理解的在战场上见真章——普鲁士军队直到普奥战争打完都没能攻破巴伐利亚的门户维尔茨堡，而更多是上层贵族之间的py交易。倘若德国人能把这样一个政权奉为权威，在没有熟人为其背书的情况下听从其指挥，那才是真的缺心眼儿。

知晓一切的默大妈在这十几年里，不知道有没有发出过类似于司马绍对王导的感慨。

记得在武汉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某德国媒体的中文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中国要抗击新冠疫情需要靠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无独有偶，在11月底《明镜》公布的一份民调中，71%的受访者赞同并且接受延长限制措施，并且有67.3%的受访者认为应当延长并且收紧限制措施。民调所反映出来的意见是应当采用严格的封锁抗击疫情，但是由于党争或者少部分人的作死行为使得大部分人的意愿无法得到贯彻。所以其实那位德媒记者说的话部分正确——中国之所以抗疫成功是因为中国在践行真正的民主，德国的抗疫拉胯是因为德国实际上没有民主。

最后，让我们来复习一个经典段落：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