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举家进城！

精明的庄稼人

最近，随着两会的召开，农民工议题伴随着两会代表的提案，再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当中。

除了广大代表们较多关注的农民工技能培训，以及各工种农民工职业化，这些涉及到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提升的话题以外，还有一个多年以来持续探讨的议题也被提起，它就是农民工的入城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刘颖在提案中指出，通过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教育和生活问题，进而提高进城农民工在生活和心理上对于城市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最终让进城务工家庭更好地融入城市；

全国政协委员吴晶也在提案中直面农民工进城时的“四难”困境，认为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一方面遭受城乡二元制度带来的户籍身份壁垒，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技能缺乏，导致可选择的就业机会较少，最终陷入“留不下来、融不进去、又回不去”的困境之中。

代表们在提案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里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

很多人对进城务工的群体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刻板印象：

从长途奔波来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到因为没有专业能力，只能求一份简单体力劳动的活儿,再到最后因为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建设城市的自己反而被城里人差别对待。这些“只卖苦力、受到歧视、一人扛起一片天”^的词汇，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关于农民工的描述，同时也是最符合我们想象的农民工的形象。

但这总归是些刻板印象。就好像在工地里，不蹲在角落边啃馒头边给一家老小打电话，就不算是农民工一样。

朋友，醒醒，电视剧看多了吧？

且不说光吃馒头哪来的力气搬砖，只靠老父亲“一人撑起一片天”这种事情可能不是主流。

根据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举家迁移农民工已经达到了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5%；同年上海市流动人口中有28.3%的是家庭流动,武汉市150万流动人口中，家庭流动的人口超过50万.

2012年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中，非家庭化流动人口有41157个，占26%;与至少1名家庭成员一起流动的家庭化流动人口有117399个，占74%；到了201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达到2.61人，超过一半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家庭化人口流动特征显著。

一直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个流动着的农村家庭。而在每一个来到城市的决定的背后，其实都是每一个农村家庭成员分工协作的理性选择结果。

走好脚下路

从农民工迁移的过程来看，根据农民工家庭成员去留，就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

例如，全家不选择迁移的留村型；一方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而另一方留守农村的半迁移型务工；以及一家人共同进城务工的举家迁移型务工模式。

每一种进城迁移模式的出现，都是每一个农村家庭在现实面前做出选择的结果。而这些选择既自身家庭内部结构相关，同时也身处的历史与时代的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原有的联合型家庭结构依然保存完整并发挥着作用。在以父权秩序为主导的社会下，男性在家族中掌握行使着家长的权利的同时，也被要求承担起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义务。

一方面，生存压力迫在眉睫，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其父辈因年老体衰而不得不退出农业生产，来自农业生产的家庭收入在预期内明显降低。另一方面，子女数量的增加，以及来自子女的成长，甚至是未来成年后的婚姻开销的负担也在预期内为家庭经济带来一份不小的压力。

此时，当一家之主需要承担家族全部开销时，来自养老和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就会随之而来。在这种可被预见的经济压力的推动之下，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外出务工的可能，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制度变迁，为了获取更多现金维持生计，农民不得不开始考虑派出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行性。

譬如，地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境内的G村的农民工，这样描述自己当初进城务工的经历：

“最开始我们对进城打工还是有点担心，所以就在附近乡镇的砖厂上班，但经济收入非常不稳定。那时父母年老多病，需要花钱买药；两个儿子又读小学，学杂费很高，每年开学都要好几百块钱的学费。在家里种地虽然有粮食吃， 但没有维持老少生活的经济收入。1994年， 我和在砖厂做工的朋友到成都的一个喷漆厂工作， 第一个月就挣了600多……”

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下，倘使作为壮年劳动力的夫妻二人同时外出务工，一方面可能会遭遇到二人同时收入不稳定的风险，另一方面家中老幼也会面临无人照顾的情况。

权衡利弊之后，农村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便在分工协作上做出了选择，成年男性独自外出务工赚取收入，女性则在维持家庭稳定的同时，也能为整个家庭带来一定的农业收入。

这样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其他有关农民工劳动力迁移的实证研究中也同样可以被证实。

在有关影响农民工家庭派出第一个劳动力外出务工因素的讨论中，家庭成员结构对外出务工意向有着正向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抚养老人和子女的负担越重，越会推动着农村家庭做出外出务工、向城市迁移的决定。

只是人虽然出来了，但说到底还是对生活压力的被动回应。这一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们更多惦记着的还是家中的生计问题，比起考虑未来会发展到哪一步，不如说这个月能寄回家多少钱更加现实一些。

不过努力就会有回报，虽然这里回报的可能并不是自己。

生计改生意

父辈的努力没有白费，第一代外出进城务工农民工的付出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根据2012年山东省农民工纯农村住户和城市住户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计算包含城市务工收入、农村务农收入以及城市与农村生活成本、人员流动成本等总收入和总成本数值后，纯农村户年净收益6408.76元/户，而家庭中一方外出一方留守的“半迁移户”的年净收益达到了22824.36元/户，由于劳动力迁移模式变化带来的年收益差达到了16415.6元/户。

得益于半迁移式家庭分工模式，第一代外出的农民工既有望解决子女发展问题，同时也为自身家庭的前路打下了一个基础。

半迁移式的家庭分工模式，在确确实实的真金白银下被证实是行得通的一条道路。辛苦种地一年不如去城里干活来钱快，外出打工不香吗？

肉眼可见的收入增长也刺激着农户家庭：一个人出去打工都有这么多收入，如果全家都来打工会怎样呢？

在之前出场过的四川省中部的G村里，就也有这样考虑的村民：

“娃娃的爷爷奶奶当时过世了，他学习成绩也不好，不知道学什么技术，同村的孩子毕业后大多数也都是直接去打工；我当时在成都搞装修，就把他接到成都来学贴瓷砖，算是学一门手艺。他妈妈也跟着一起来了，帮着打扫清洁和给我们做饭。”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中子女也逐渐成长为家庭内的适龄劳动力；同时家中老一辈也因年迈去世。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动使得原有的内部压力因素开始逐渐消失，生计不再是第一难题。

当第二代农民工能够作为劳动力登场时，原有的半迁移式家庭分工就不再是最优选。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举家迁移就是最适合当下的选择。

再一次参考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2012年山东省农民工纯农村住户和城市住户的问卷调查的结果。

其中在对于“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的类型中，通过区分“定居户”和“未定居户”两种不同形式，可以计算出举家迁移定居户的年总收入为70798.01元/户，非定

两者的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得到的净利润分别为20883.4元/户和30886.57元/户，无论是定居还是不定居在城市，举家迁移模式都比半迁移式家庭分工模式下的净收益要高。

尽管这样的年收入并不算非常可观，但对于刚刚从温饱线爬上来的农民工家庭而言，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在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并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代表了他背后的一个完整的家庭。

在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生命周期时，农民工家庭能够更加能动地改变家庭分工策略，从应对家庭内源性压力，再到解决生计问题，进而转向追求家庭发展。

从生计到生意，这就是一个农民工家庭在实现城市化的道路上给出的答案。

勤劳致富，永远的神

中国的农民工家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实现城市化的方法。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仍然需要意识到，广大中国农民工家庭想要完全实现城市化，仍然需要经历一条漫长的道路。

一方面，通过对长期间农民工迁移收益的实证模型检验，在城市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均有变动的情况下，当农民工家庭只有一个子女时，农民工家庭完成市民化的最短周期是13年；而当农民工家庭拥有2个子女时，完成市民化的周期会延长至17年。

另一方面，从迁移状态的演进模式的角度，即从“未迁移”到“半迁移”、“未定居”，再到“定居”等形式出发，考察各个迁移状态演进可能性进行实证分析，则可发现从未迁移状态向其他三个状态演进的难度是逐层增加的。

如果以未迁移状态为参照点，那么从未迁移状态向半迁移状态演进的实现概率为72%，而从半迁移向定居状态演进，实现的概率则直接下降至1.6%。想要一步登天可能需要不少的运气。

推动农民工家庭进城务工的，除了对于增加收入的直接动机以外，也在暗中包含了对于境遇的改善和家庭发展的期望。

可以说，农民工家庭进城务工的整个过程，实质上也和其自身逐步实现城市化的期望相重合。

马克斯・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加尔文宗的新教徒们一方面希望被救赎，另一方面又不知道谁才是被选中的人，唯一能拿得准的，就是被视为上帝赏赐的俗世的金钱。

这样一来有了钱，至少自己就有底气认为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幸运儿。于是新教徒们不仅每天节衣缩食，挣了钱也不乱花，还因为劳动能赚钱，所以又把劳动当作天职看待，一天不工作浑身难受。

开源又节流，一生贫困的新教徒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现在同样的故事依然发生着，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艰苦奋斗的农民工们。

但不同于被蒙在鼓里、整日提心吊胆的新教徒们，我们还有来自社会、和那些活跃在一线的扶贫干部的帮助和支持。

重庆市政府为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提出了今年输出脱贫人口外出务工不少于76万人的目标。如果能够与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城市化路径相结合，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走得更远。

毕竟，比起勤奋，谁又能比得上我们呢？

话说回来，文章开头委员们提到的户籍问题和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就更应该得到重视了。尤其是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某些人不能一边说中国的孩子太少了，一边不同意给又少又金贵的中国孩子好的教育吧？

参考资料：

田艳平. 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2014 年 12): 53-62.

杨磊. “合力式家庭城市化” 的过程和影响研究——基于 68 个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的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 (5): 28-37.

孙战文, 杨学成. 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迁移决策的静态分析——基于成本—收入的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 7.

高健, 孙战文, 吴佩林. 农民工家庭迁移状态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 951 户的调查数据[D]. , 2014.

孙战文, 杨学成. 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 1334 个城乡户调查数据的 Logistic 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 1.

杨巧, 李鹏举.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发展能力与城市居留意愿——基于 2014 年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10.

今年重庆脱贫⼈⼝外出务⼯将不低于76万⼈_重庆市⼈⺠政府⽹（2021/3/8）www.cq.gov.cn/zwxx/jrcq/202103/t20210307_8972728.html

聚焦两会：代表委员为咱农⺠⼯说了哪些话？_媒体_澎湃新闻-The Paper（2021/3/1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97751

【全国两会】进城务⼯⼈员有“四难”，吴晶委员⽀“六招”！_政务_澎湃新闻-The Paper（2021/3/1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602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