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二）——道德风险与搭便车！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上篇引用了“外部性”的概念来描述COVID-19（Omicron）病毒的特征：个人面对的健康风险与整体的公共卫生风险之间是存在着极大不对等的，低风险人群的行为有巨大的“负面外部性”，会对他人健康及整体公共卫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一）》

有人问，如果说一个人打针对某种病毒的疫苗会有利于社会整体免疫能力的提升，属于正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的话，那低风险人群感染COVID-19，无论打疫苗也好，自然感染也好，不都会有利于社会整体免疫么，是不是也会带来正面外部性？

必须要指出，狭义的“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对COVID-19恐怕是不适用的，狭义的群体免疫指的是防止感染，而COVID-19（特别是变种）非常强大，可以不断“破防”，使得一个人即便打过疫苗、得过病，仍可以重复感染，并进一步传染给他人。

我的总结：在低传播率（即低r0）、低破防率时，个人打疫苗或自然感染都会增加“群体免疫”，个人行为有正面外部性；但是在高传播率（高r0），高破防率时则相反：打疫苗或自然感染的人还会一再感染并到处传播，个人行为会导致负面外部性。此处，也是COVID-19的可怕之处。

这里，可以再引入第二个人们熟知的社科概念：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道德风险”指的是，当一个主体不需要为其行为所制造的风险担负责任并承担代价的时候，那么，为了某些便利和好处，他可能更加愿意增加自己的风险敞口。

最常见的是保险业。一个人买了保险，知道往后保险公司会帮助担负大部分的费用（例如财产损失、医疗费用，等等），那他只要稍微道德“不自律”一点，改变自己的行为，让自己更加大胆，出了问题，造成的是保险公司的损失。

另外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or too important to fail），一个公司如果自己已经大到一定的程度，自认为足可劫持政府、行业、公众/纳税人，出了问题政府和纳税人会来买单，那企业高管的行为会更加激进，更愿意通过提升风险偏好（risk appetite）或风险容忍度来获得收益。这也是典型的道德风险。

回到COVID-19（Omicron）。那些自我评估在病毒面前面临较低个人健康风险的个人或群体（“得了也没什么事情”，“大概率是轻症”，“最多在家自愈就可以了”），有可能为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便利及需要而提升风险敞口——例如出行、聚会、不戴口罩等。而其所创造的风险（“负面外部性”）的成本代价，是由其他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承担的。

——高收入/富裕阶层的人认为自己得病了可以挺过去，而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年轻人认为自己得病了也可以挺过去，而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可远程办公的白领/脑力工作者认为即便发生疫情，自己的工作也可以维系，同时因为居家，不需要再承受更多的感染风险，而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打过疫苗的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保护，虽然还会被传染，但不会发展到重症或病死，所以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居住在超一线城市/高能级城市的人认为自己城市的医疗条件及基础设施足够好，即便疫情爆发，也不致发生大规模的重症或病死，而且医疗资源能够一定程度上应对挤兑，因此愿意提升风险偏好……

低风险人群有动力更加“放纵”自己，选择“躺平”、“共存”的态度，并能够获得直接的便利及好处。但他们会因此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风险，并且这些风险会不成比例地转移到高风险人群，由高风险人群承担。低风险人群的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道德风险”。

但如果COVID-19疫情在一个社会里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在高风险人群（老弱病及未打疫苗群体）里集中爆发后，最终会挤兑医疗资源——尤其在那些拥有免费公立医疗的社会里）。这时，低风险人群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直接或间接地承担公共卫生代价。

这里，可引入第三个社科概念：搭便车问题（the free-rider problem）。

“搭便车”的基本含义就是自己不付出成本，但准备好坐享他人之利。这个问题经常会发生公共产品上。

举个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典型例子：疫苗接种。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接种疫苗的，能等则等，能不打则不打。他们往往还藏着一个私心，即如果有了足够多的人打了疫苗（例如85%的人口），那社会就能够实现群体免疫了，病毒很难再传播。那这时自己打不打也就无所谓了，别人都打了，公共防疫体系建立好了（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自动享有这个成果），自己却没打疫苗，“坐享其成”，那就是“搭了个便车”。

显而易见，如果每个人都抱有这种态度，都不去打疫苗，都希望“搭便车”，那一个社会就永远无法实现疫苗接种的目标。

对COVID-19，人们的心态是类似的——请注意，这一条和“清零”或“共存”无关。无论在哪一个社会，无论采取了什么模式，大多人都不会希望社会有大的疫情，都不希望看到许多得重症和病死，都不希望看到医疗资源被挤兑，也都不希望影响到自己，这一条想法，应该是全人类社会共享的。

但COVID-19的特性就是低风险人群与高风险的健康安全极不对称，个人健康安全与公共卫生健康也极不对等，这就使得人们可能希望“搭便车”。“搭便车”具体指的是，个人享有全社会执行的COVID-19防疫体系带来的诸多好处（这里，既可以适用于“清零”，也可以适用于“共存”模式），但同时自己却没有或不愿意按照防疫体系的指导或要求，付出相应的代价或努力——例如严格遵守社交隔离规则、个人卫生习惯、防疫指导及政策等等。

“搭便车”的画面是这样的：

——“我肯定希望大多数人都能遵守防疫的规定，减少社交距离，减少聚会、减少出行。只要大多数人都遵守规定，疫情是不会扩散的。今天这次小型聚会活动违反了政府的社交隔离规定，但它是私下举行的，活动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还是参加吧。”

——“我希望大多数人都遵循政府的指导，在室内佩戴口罩。但今天出门我忘了戴口罩了，懒得回家拿了。就这么着吧。大多人戴了就好了。也不一定有人管。我估计我也应该没事。反正只要大部分人遵守规则，我们的社会应该不会被我今天这个特殊情况所影响。我明天再戴就好了。”

——“阳性要去方舱医院去隔离？我支持这个政策，要应收尽收，这样才能把社会面的疫情控制住。绝大多数人都应该去隔离。上周我邻居阳了，他们去方舱隔离了，我就支持。但今天我阳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就一个年轻人，我一点症状没有。我觉得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特殊处理，居家隔离啊。我肯定自愈！”

对公共期待一套标准，对自己另一套标准，自己的标准一般要更低，给自己特殊处理。这，就构成了搭便车。也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COVID-19低风险人群自认为先天保护强，相比高风险人群而言，更有可能希望搭便车。

显而易见，如果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都自私行事，都抱有“搭便车”的幻想，那一个社会很难建立公共卫生秩序。在这个问题上，社区感、集体主义、传统主义、家长主义传统比较重的社会的表现一定会比自由散漫、个人理性主义驱动的社会（例如英美国家）要好。

本篇里，我们引用社科概念，发现了COVID-19会带来许多的经典问题。从负面外部性、道德风险到搭便车。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公共问题无法解决。

因为大多数的人类个体都是短视的、小我/利己的、现时的。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眼前的、看得到的、可预测的收益与成本。他们的行为也被称为是合乎“理性”的（rational）。

许多人也会考虑道德/伦理因素，但问题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平都是不同的，与家庭/社区/社会的关系也不同的，要让所有人都对自己的行为严加约束，要让所有人都时刻充分考虑公共利益，都成为利他主义的“圣人”，是脱离现实的。在世俗且信息繁杂、观念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很难形成整齐划一的道德判断。退一万步，即便大家的观点相同，也未必就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真的有“道德自律”，按照道德行事。

所谓“道德风险”、“搭便车”等概念，来源就是个体的利己及短视。

此外，还要看到，每个人所能掌握的信息与知识都是有限的，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结合切身的需要行事。他们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做全局的判断。

也因为如此，使得人类的“理性”“有局限性”（bounded rationality）。最终，每个人都出于利己、短视的考虑，再把个人的决定加总起来，还是短视的决定。这就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失灵”，使得公共问题无法获得解决。

COVID-19对人类社会是“分而治之”，把大部分的人群（都是低风险人群）变成了自己的传播工具。这时，老弱病等高风险人群变成了保护低风险人群自由所带来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COVID-19的进化逻辑是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无限“靠近”人类：极大增加传播能力，使得人类防不胜防；尽量弱化对低风险人群的伤害，使得大部分人对病毒的态度开始趋向中性或无感。只不过，现阶段Omicron对老弱病的危害依然很大，并有可能因此使得一些社会的医疗资源被挤兑。所以，人类还在努力对抗COVID-19——尤其是那些社会集体价值观念很强、对长者非常尊重的社会。但无论如何，COVID-19的进化结果，确实进一步加大了人类个人健康风险与公共卫生风险不对等的问题，也使得病毒从内部撕裂人类社会的能力更强了。

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主张“人不可能胜天”、接受“躺平”或“共存”的人，实际上其实已经成为COVID-19病毒在人类社会里的“代理人”（agents）：他们在代表COVID-19“发声”，呼吁人类社会接纳COVID-19。而人类社会接纳COVID-19的结果，自然是大规模的传染，以及以老弱病的重症与死亡为附带代价。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是COVID-19在适应人类；一方面，也是COVID-19病毒在“驯化”（domesticate）人类。这和人类从狼群后代里培养出狗是一样的：把最凶猛、难以驯服的消灭，把温顺的留下来。一代一代的，改变他们的基因。最后，“狼”（狗）就与人共存了。这就是COVID-19在做的事情。

2020年以来，在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COVID-19都实现了这个“目标”，只除了一个“孤岛”——中国大陆。

我们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写到过如果人类社会只有一个政治体——中国大陆，那COVID-19在2020年就被“消灭”了。

这里，我们再探讨一下这种重大公共问题里的“市场失灵”问题。

我们发现，但凡存在巨大负面外部性、道德风险、搭便车的公共问题，往往都会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问题，即人们各自为政，无法联合起来，而仅凭借“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自身力量去应对，最终无法解决问题。破局就是引入强有力的公共力量，自上而下进行强有力的管理。

相比气候变化而言，COVID-19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了。COVID-19确实会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但气候变化会是危及人类存在的“灭绝性问题”。气候变化一样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撕裂，但它比病毒还危险，因为病毒有很强的即期效果，人们能够看见社会成员的重症和死亡，能够感受到医疗资源挤兑带来的问题，而气候变化似乎是一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灰犀牛”，以“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发生作用。

但无论COVID-19与气候变化表面上存在什么差异，要克服理性个人决策所带来的“局限”，就需要自上而下的、一体化的、有权威的力量的介入，帮助参与制定规则、设定边界、进行伦理与舆论引导，同时还要让违反规则的人付出代价（包括承担经济代价，或接受行政处罚，可根据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下一篇，会讨论政治制度差异的影响及政治的外部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