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是个厚道人啊！

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01

聂荣臻的革命起点很高。

1920年，聂荣臻到法国勤工俭学，结识了同在法国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优秀青年，成为日后声名显赫的“留法组”重要成员。

3年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组，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当选为执委会书记，入团不到一年的聂荣臻，和刘伯坚一起负责比利时支部的工作。

这种命运恩赐的机遇，可遇而不可求，从此以后，聂荣臻的革命生涯便和周恩来挂钩。

周恩来在欧洲工作，聂荣臻也在欧洲。

周恩来回黄埔做政治部主任，聂荣臻就在黄埔做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离开黄埔以后，他们都在广东军委工作，办公室是一间屋子，住宿是门对门的邻居。

北伐时周恩来是军委书记，聂荣臻就到武汉做湖北军委书记，给北伐军分配了大量党员军官。南昌起义时周恩来是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起义，受命拉第4军第25师参加起义的聂荣臻，就做了第11军党代表，和叶挺平起平坐。

六大以后，周恩来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便点名聂荣臻做顺直省委的组织部长，负责华北地区的干部选拔任用。

周恩来创办的特科需要人手，又调聂荣臻回上海做地下工作，随即又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长。

从这份履历来看，从1920年代起，聂荣臻就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跟着他一路升为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

如果你有这样辉煌的履历，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会不会出现趾高气昂的心态？

现在大部分人都可能会有。

但聂荣臻完全没有，他不仅对上海的同事没有趾高气昂，就连对资历不深的林彪，都能降低自己的姿态，团结林彪一起工作。

林彪在军事上惊才绝艳，参加革命军队后成长速度极快，这样的人往往非常骄傲，容易看不起同事，更不喜欢同事反驳自己，所以在周围的人看来，不苟言笑的林彪很威严，林彪也享受一言九鼎的感觉。

红军是军政双首长制，遇到林彪这种军事主官，政委的工作很难做。

1931年底，聂荣臻离开上海，前往武装革命轰轰烈烈的苏区。

按照原本的计划，聂荣臻是分配到湘鄂赣苏区的，但是经红色交通线路过中央苏区的时候，正好遇上宁都起义，教员和周恩来便临时决定，聂荣臻代表军委到红五军团工作。

就这样，聂荣臻留在中央苏区。

几个月后，红一军团重建，林彪升任军团总指挥，聂荣臻被任命为政委，从此开始林聂搭档的五年时间。

刚到红一军团，聂荣臻就感受到林彪不容易合作，但他和留苏的学生们不一样，没有仗着“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林彪硬碰硬。

因为聂荣臻知道，惊才绝艳的林彪自尊心强，性格骄傲，硬碰硬除了把关系闹僵，对工作没有任何作用。既然林彪强，那我就弱些呗，革命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团结起来打胜仗，个人意气是无所谓的。

于是聂荣臻说：

“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以后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这就是聂荣臻和林彪的合作策略。

所以红一军团始终是林彪说了算，聂荣臻基本不争论，降低自己的定位，给林彪留足施展才华的余地，有时候甚至主动替林彪承担责任，尽量照顾林彪的情绪。

比如1936年初东征山西，教员觉得红一军团的兵员增加很多，而红十五军团减员不少，命令红一军团拨一部分新兵，给红十五军团补充兵力。

接到命令以后，林彪觉得红一军团增加了兵员，但还没有满编，给红十五军团拨了新兵，红一军团就不够用了，于是复电教员，请求免拨或者少拨。

这件事让教员非常生气。

东征结束后，教员严厉批评了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思想，说红一军团只顾自己不管兄弟部队，缺少大局观念，这是国民党军阀部队的作风，不是红军的风格。

教员批评红一军团，其实就是批评林彪，但林彪听到批评，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吭，既不认错也不反驳，无声抗议教员的批评。

聂荣臻一看，这不对劲啊，领导都批评了，总要给出回应。

既然军团长林彪不认错，那就我这个政委替军团长受过，接受领导的批评吧。于是聂荣臻站起来，代表红一军团接受教员的批评，也做了自我批评。

林彪听完聂荣臻的话，还是一声不吭，聂荣臻也没有责怪林彪。

这是聂荣臻的厚道。

但聂荣臻的厚道，不是做和稀泥的老好人，而是和他说的一样，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长征期间，教员指挥四渡赤水，带着红军跳出国军的包围圈，但是林彪等红军干部不理解，认为教员带着红军走弯路，队伍都要走散架了。林彪给军委写信，要求教员和总司令放弃兵权，由彭德怀指挥红军。

写完信，林彪交给聂荣臻，要求政委聂荣臻签字附属，但是聂荣臻直接拒绝：

“革命到了紧急关头，你不要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你让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还反对你签字上送。如果你坚持上送，你自己负责。”

林彪不能强迫聂荣臻签字，便自己送上去了，在会理会议上造成重大影响，被教员痛斥“你个娃娃懂什么”，也给教员和彭德怀的关系，留下难以弥补的裂痕。

后来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准备调聂荣臻到红四做军政委，调林彪到红四做军长。

对于张国焘的拉拢态度，林彪虽然谈不上心动，但也没有抵抗，聂荣臻则是坚决反对，两人大吵一架，林彪说聂荣臻有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聂荣臻说林彪有严重的动摇情绪。

后来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林彪和聂荣臻继续合作北上。

但从这些事也能看出来，聂荣臻始终像个婆婆一样，包容林彪这个娇贵的千金媳妇，平时大小事都顺着他，一旦碰到底线就敲打一下。

不争权，不纵容，这就是厚道。

02

抗战时期，聂荣臻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工作风格依然是厚道。

1937年10月“平型关战役”结束，教员根据新的抗日形势，要求八路军总部转移到山西孝义地区，115师主力到吕梁山作战，留小部分兵力在五台山打游击，并创建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根据教员的要求，命令聂荣臻带115师独立团、骑兵营的3000人留在五台山。

部队要分家，干部怎么分配是大问题。

很多部队遇到这种事情，往往闹得很不愉快，为了争抢干部拍桌子瞪眼睛，场面非常难看。但是聂荣臻为顾全大局，在分配干部的事情上主动避嫌，让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来分配：

“你来分吧，你公平。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

这个态度表露出来，就俩字，厚道。

罗荣桓把后勤系统的查国桢、卫生部门的叶青山、政治部的潘自力、司令部的刘彬、黄鹏等人调出来，留给聂荣臻使用。

有了罗荣桓的人事调配，虽然聂荣臻留下的部队不多，干部也少，但每个人都非常精干，聂荣臻用起来很顺手。

聂荣臻是厚道人，罗荣桓也厚道，厚道人遇上厚道人，事情就办的很漂亮。

当时的八路军基本是老红军组成的，所以刚到五台山地区，他们和以前一样喜欢“打土豪”，用打土豪得到的粮食物资，做为八路军的后勤补充。

但问题是，红军时期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打土豪分田地是重要任务，现在的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和日军作战，打土豪分田地就不合适了。

聂荣臻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禁止八路军在五台山地区打土豪分田地，而且告诫各级官兵，不管地主或者富农，主要愿意抗日，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随后聂荣臻和同志们拟定《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的土地收入，一律按照原来的租金减收25%，债主的利息收入不能超过10%。

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纷纷表示，感谢共产党、聂司令员的大恩大德，我们一定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保护了地主和富农的命，减轻了贫下中农的经济负担，尽量用温和的手段解决现实问题，厚道。

五台山是佛教圣地，有汉、满、蒙、藏等各族僧人1700余人，有的同志说他们都是搞封建迷信，不如我们把和尚们都解放出来？

这种语境下的解放，其实就是要毁山灭寺。

聂荣臻听到这样的话，恨不得扇他两个大耳刮子。

为了改变八路军官兵的思想，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聂荣臻亲自登上五台山，拜访德高望重的僧人。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知道聂荣臻要来，也安排12名僧人穿着袈裟、奏响佛乐，迎接聂荣臻。

聂荣臻双手合十，用佛教的礼节问候僧人们，然后向他们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纲领，希望僧人们能支持抗日事业。

原本聂荣臻只是表个态，没想到僧人们的态度很激烈，纷纷表示“我们出家不出国，国家不保寺庙何在，抗日救亡僧众有责”，很快就成立了数百人的僧人抗日自卫队，和八路军并肩作战。

后来要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民代表大会，又有同志说了，和尚都是出家人，烧香拜佛就行了，不必参政议政。

还是聂荣臻力排众议，说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出了家但没有出国，不能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大门外。

一番话说的大家心服口服，五台山的僧人不仅参加了军民代表大会，甚至有些僧人还俗，报名参军做了战士。

无神论者能尊重有神论者，厚道。

03

聂荣臻对中国人厚道，对外国人也厚道。

1938年5月，白求恩抵达晋察冀根据地，成为一名战地医生。

聂荣臻非常高兴，亲自把白求恩接到司令部，在自己的房间附近，给白求恩安排了一间房子，还特别交代伙房给白求恩另外炒菜，可以搞特殊化。

为了满足白求恩的口味，聂荣臻还专门请了一个会烤面包的厨师，专门服务白求恩。

所谓特殊化，就是白求恩每顿饭都有白面大米，隔三岔五还有炖鸡蛋或者炖肉，聂荣臻做为司令员却只有咸菜和小米饭，就连这些咸菜，都是聂荣臻用津贴买的，坚决不用公家的菜金。

伙食上的区别，开始白求恩不知道，直到有一天闯到聂荣臻的房间，看看自己碗里的炖肉，再看看聂荣臻筷子上的咸菜，瞬间忍不住了：

“聂司令是个厚道人啊，但我不能不懂事，我要求和八路军过同样的生活。”

教员说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觉得吧，白求恩漂洋万里来到中国，精神境界固然很高，但在向脱离低级趣味的最高境界升华时，聂荣臻的以身作则，八路军的艰苦奋斗，对白求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因为这份感情，白求恩去世前都对聂荣臻念念不忘，亲笔给聂荣臻写下遗书：

“亲爱的聂司令员，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用人格感化国际友人，挺厚道。

百团大战时，八路军在井陉煤矿找到两个日本小女孩，加藤美惠子有五六岁，加藤瑠美子刚七个月，他们的父母被八路军的炮弹炸死，现在战士们请示如何处理两个小女孩。

聂荣臻得到消息，命令把她们送到司令部。

八路军战士一路上用奶粉、罐头、白糖喂姐妹俩，好不容易用箩筐送到司令部，聂荣臻刚见面就用小刀削梨给姐妹俩吃。

老百姓非常不理解，大骂八路军用好东西喂日本白眼狼，而且中国军民团结抗日，刚打死他们的父母，现在又收养日本孩子，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的牺牲没有意义？

正常来说，不管这两个日本小女孩的生死，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聂荣臻觉得，抗日战争是中国军民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孩子是无辜的，不能因为日本军国主义作恶，就伤害刚见到世界的孩子。

于是聂荣臻找到哺乳期的妇女给孩子喂奶，找来医生给孩子治伤。

在司令部养了一段时间，聂荣臻派可靠的老乡，把姐妹俩送到石家庄的日本军营，而那个时候，加藤美惠子已经把聂荣臻当成父亲，走到哪跟到哪。

抗日战争的年代，在民族仇杀的背景下，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聂荣臻的厚道，也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厚道。

经过加藤美惠子的宣传，聂荣臻的厚道，也赢得无数日本人民的心。

随后加藤美惠子的故乡宫崎县都城市，和聂荣臻的故乡四川省江津市，结成友好城市，成为中日交往的一条通道。

而晋察冀根据地经过厚道的聂荣臻的治理，兵力滚雪球一样发展到40多万，民生方面百业兴旺，以至于在晋察冀考察6个月的李公朴，极力称赞道：

“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晋察冀的一些村干部，数十年后还在怀念聂荣臻治理下的边区：“那一阵子，我们村简直像共产主义社会了。”

如果没有厚道的聂荣臻，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04

1956年11月，聂荣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从此开始聂荣臻军事生涯最辉煌的岁月。

聂荣臻走马上任，便在北京西郊宾馆和600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苏联专家开会座谈，用半年时间协商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提出57项重点科技任务，以及616个中心课题。

其中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漆技术、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和计算机技术、石油勘探、长江和黄河的综合开发等12项，是优先发展的重点项目。

这份纲要，给中国12年的科学技术发展定下基调。

经过短短两年的研究发展，1958年12月，聂荣臻就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

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等方面已经摆脱空白的尴尬处境，有了实验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导弹和火箭研制顺利，即将开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

到了1961年，“12年规划”中的57项重点任务，已经提前完成19%，预计第二年可以提前完成总任务的80%。

这速度是相当快的，中国的科学技术能迎头赶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聂荣臻的领导功不可没。

现在回看这段历史，不知后辈们是否汗颜？

而负责管理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主要是要和科学家、技术人员打交道。这些人和服从命令的军人不一样，需要春风化雨的方式，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聂荣臻的工作风格还是俩字——厚道。

项目有下马的风险，聂荣臻去闹。

1961年，国民经济遭遇严重的挫折，在严峻的经济压力下，关于“两弹”上马还是下马，各部门争论的非常厉害，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饭都吃不上了，还搞没用的原子弹做什么，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么。

教员不希望“两弹”下马，但面对众议汹汹，也不能简单粗暴的一言而决。

于是在北戴河会议上，聂荣臻“舌战群儒”，说国防武器要两条腿走路，常规武器要发展，尖端武器也不能落后，各有各的用处。至于资金问题，反正漏洞这么大，再多一个也无所谓，虱子多了不痒。

聂荣臻苦口婆心的说，参会人员耐心的听，再加上聂荣臻有开国元帅的威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说服参会的领导干部。

8月底，聂荣臻递交《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教员拿到这份报告，就有了继续研究“两弹”的理由，马上签字同意。

这才保住“两弹”的项目。

如果没有聂荣臻的坚持，不仅“12年规划”不能按时完成，中国的核事业也面临未知的结局，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所以科学家们后来回忆说：

“没有聂荣臻在北戴河会议上苦口婆心，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生活困难，聂荣臻就去要物资。

还是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各地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通宵达旦的工作，却没有足够的食物，更没有补充营养的副食品，经常是饿着肚子搞研究，导致身体消耗和补充完全不成正比。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生产资料是知识，而知识是不能复制的，所以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宝贝，垮掉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

为了弄到食物给他们补身体，聂荣臻拉下脸面，分别给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海军等单位打电话，请他们支援物资。

那个困难的年代，教员都不吃肉了，其他领导人也难得能吃到肉蛋奶，聂荣臻开口要物资，其实是非常难为情的，在旁人看来也很过分。

但聂荣臻不管了，一句话，我就要了，你们看着办。

聂荣臻是地位高资历深的老革命，他亲自开口要东西，而且是为了支援科学研究工作，那些单位也不好说什么，从仅有的库存里，挤出猪肉、鱼干、海带等物资交给聂荣臻。

聂荣臻担心不够，还以个人身份向老部下杨成武、郑维山提要求，意思是如果认我这个老领导，你们就多弄点东西给我。他们俩没办法，只能拼尽全力凑，还说如果不够，我们就去打黄羊。

这么一圈要下来，聂荣臻才拿到足够的物资。

分发物资的时候，聂荣臻要求战士和干部都不能要，全部拨给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谁要是违反规定严惩不贷。

那些吃到肉蛋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非常感动，觉得聂荣臻对他们有知遇之恩。

士为知己者死，谁能不努力工作呢？

聂荣臻解决了科学家的政治问题。

那时候“讲政治”的风气很重，在国家治理上这是没问题的，但在科学工作上，“讲政治”极大消耗了科学家的精力，导致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学文件，而不是专心搞研究。

这是“讲政治”在科学工作上走偏了。

于是聂荣臻极力争取，终于得到一份明确文件，让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每周有40小时做专业工作，只用8小时学文件，极大减轻了他们的政治负担。

而且科学研究的专业性极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才是内行，领导干部都是外行，聂荣臻认为，外行绝对不能指导内行，即便内行的政治身份不是“又红又专”，外行也不能随意干涉。

为了搭建这样的组织架构，聂荣臻向军委建议，授予钱学森等科学家在技术工作上的绝对决策权，书记之类的干部不能指手画脚。

军委完全同意聂荣臻的建议。

随后又把钱学森调离导弹研究院的院长职位，担任副院长，让他脱离繁琐的行政事务，又能保证科学研究的领导决策权，并且任命任新民、屠守锷、吴朔平等科学家，出任各分院的技术副院长，建立起全面而贯通的技术指挥线。

内行有绝对的决策权，可以做最专业的事，外行尽力辅佐内行，做内行的服务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怎么可能不满意，科技事业怎么可能不进步？

所以钱学森特别怀念聂荣臻，1984年回忆道：

“聂荣臻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时，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人员的聪明才干，研制工作取得迅速的进展。我们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对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说，聂荣臻给他们人格上的尊重，物质上的倾斜，事业上的支持，就是值得尊敬的厚道人。

教员评价聂荣臻是个好同志，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对党忠诚。

整风运动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同志趁他回延安，背后开会检举揭发聂荣臻，具体是哪些人在搞他，聂荣臻心里都有数。但回到晋察冀，他没有追究，更没有整那些人。

解放战争时，教员住到城南庄，聂荣臻日夜守护教员的安全，有次炸弹落到院子里，教员蹲在那里看。聂荣臻立即炸毛，拖着教员就向外跑。

这是最大的功劳了吧。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教员因为一份没有给他看就以军委名义签发的文件，把聂荣臻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的骂。聂荣臻不仅没有生气，也没有迁怒私自签发文件的军委办公厅主任。

任谁都会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细数起来，聂荣臻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不厚道的事。

一件是在总参工作时，和粟裕因为工作流程问题产生矛盾，50年代粟裕挨批，聂荣臻是主力之一，80年代粟裕始终不能彻底平反，背后的阻力就是聂荣臻。

另一件是林彪出走以后，聂荣臻说了一些违心的、不实的话，和红军时期全力支持林彪截然不同。

如果要说他有什么黑点的话，一辈子就这两个，没别的了。

不过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因为两件不厚道的事，就抹杀了聂荣臻一辈子的厚道。

相比同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单说厚道，聂荣臻能排进前五名了。

论毕生功业，聂荣臻没有彭德怀、林彪一样的赫赫战功，没有贺龙、陈毅的豪气干云，没有刘伯承的传奇故事，没有叶剑英的力挽狂澜，更不如朱老总德高望重。

聂荣臻更擅长组织和建设，只不过他组织的正好是军队，建设的正好是根据地和尖端武器。

他在元帅里就像个可有可无的人，可要没有他的话，很多事情真没有合适的人去做。

素袖藏金，这是我对聂荣臻的感觉。

1992年5月，聂荣臻在睡梦中平静去世，无痛无灾，可能这就是厚道人的福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