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之前有朋友让我聊王稼祥，那今天就来聊聊。因为王稼祥的事比较简单，有些事在以前的文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就不写长了，主要把几个关键事件说明白，捋清一些历史谣言。1906年出生的王稼祥，原本和其他人一样努力读书升学，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经常上街游行反对北洋政府，顺便读《新青年》洗涤灵魂，轰轰烈烈却平平无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命运轨迹应该是参加革命，然后按部就班的升迁，最后在史书中默默无闻。那年他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高三，不仅参加了共青团，还被选为学生代表进入学生会，成为上海大学中学部的明星。于是学部主任侯绍裘和王稼祥单独谈话，问他愿不愿意留学俄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革命理论教育。王稼祥非常兴奋，立即表示愿意去：“既要革命，必须先研究革命理论，学习革命方法，我决议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预备革命。”王稼祥在俄国学习非常刻苦，没几年就装了一肚子革命理论，还写信劝国内的朋友放弃“实业救国”之类的幻想，也到俄国考察学习，感受革命的气息。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中山大学爆发“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在开会争辩时，政治观点不明确的王稼祥，和部分同学支持了“支部派”，给“支部派”投了关键的一票。结果就是“支部派”获胜，这些支持“支部派”的中国学生，形成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看来，这个中国留学生团体纯粹是瞎胡闹，随便举举手罢了，但随着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苏联的支持下掌权，这个瞎胡闹的留学生团体，瞬间水涨船高。因为初登高位的王明需要亲密帮手，而和王明有共事经历和战斗情谊的，只有留学期间认识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于是王明派陈昌浩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夏曦去湘鄂西根据地领导贺龙部队、张闻天做了宣传部长、博古做了团书记，前一年还被排挤到香港做记者的王稼祥，直升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到中央苏区工作。莫名其妙的出国了，莫名其妙的站队了，莫名其妙的升官了，所以我说，青年时期的王稼祥就是莫名其妙的平步青云。这种顺风顺水的事，在和平年代可能是好事，但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就特别考验个人的素质了。由于留学的履历，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的工作，不可避免的受到王明的深度影响。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是留苏国际派夺权的前奏，他们说教员是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一起举手投票，撤销教员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但实事求是的说，那时的王稼祥只是年纪轻、经验少、观点不明确，才跟着国际派举手，他本身不是一个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者。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要彻底剥夺主张“积极防御”的教员的军事指挥权，推行国际派的“积极进攻”政策，几乎所有参会的人都举手反对教员，只有两个人例外——其中一个是周恩来，他做为会议主持人，希望教员失去军事指挥权之后，留在前线做助理。另一个就是王稼祥。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王稼祥和教员交流多次，已经被教员的才华折服，于是在“宁都会议”上，他说教员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要求教员留在前线指挥军队。“宁都会议”结束后，教员准备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修养，王稼祥去给教员送行，还希望教员再争取一下。注意，教员用的词是“我们”，说明在“宁都会议”前，王稼祥在思想和路线上，就站在教员的一边。相比其他人经过长征甚至抗战才理解教员，王稼祥走完这个过程只用了一年，足以说明他不是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正是因为提早认可教员的思想和路线，王稼祥便成为“遵义会议”的幕后推动者。王稼祥、张闻天、教员要么是受伤不能强行军，要么是坐冷板凳，都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纵队随军行动。反正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于是每到宿营的地方，王稼祥就去找教员聊天，讨论红军的命运和革命前途。王稼祥经常忧虑的和教员说：“如果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改变目前危急的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错误的领导人。”他们两人达成一致后，王稼祥又和张闻天交流沟通，张闻天也认可王稼祥的观点，于是三人在红军命运的话题上，形成一致的观点。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为受伤，坐着担架随军委第一纵队行动，王稼祥空闲时也和聂荣臻聊天，流露出希望教员出来指挥军事的意思，用他的话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这就是“遵义会议”的幕后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员是“遵义会议”的主角，王稼祥就是幕后主要推动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博古做总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教员批驳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并指出红军的正确方向，王稼祥和张闻天做为极有分量的人，旗帜鲜明的支持教员。正是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教员的意见，才在政治局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可以说，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王稼祥始终是支持教员的，如果没有王稼祥，教员重新领导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再费些周折。所以教员评价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从这个评价来看，在教员的心目中，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在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有些事是必然发生的，主角光环也是挡不住的，但能在重要转折时刻出现以前，用自己的影响和地位，为主角扫清障碍，推动重要转折时刻快速到来，就是历史赠与某个人的机遇。随后周恩来、教员、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负责决定红军的一切重大行动。王稼祥可能不懂军事，但他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合作者、支持者，在新三人团里，王稼祥也是非常合适的协调者。合作而不争权，位高而不耀眼，这就是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后的定位。如果这个人性格强硬、有自己的主张，必然和教员再起争论。如果这个人没有一定的资历和地位，就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性格不强硬，又有资历地位的人，于是张闻天成了教员政治上的合作者，王稼祥成了教员军事上的合作者。教员是念旧的人，对于王稼祥在关键时刻的鼎力支持，教员始终念念不忘。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被敌军的炮弹炸伤，带着一身重伤走完长征路，由于医疗条件不佳，三大主力红军都会师了，王稼祥的伤还没恢复。伤势拖了四年半，以苏联的医疗水平也难以治愈，导致王稼祥回延安后，只能做些文案工作，很少到地方或前线去。而抗日战争，又是党员和军队指数级增长的时期，这样一来一去，导致1945年召开“七大”时，代表们不认识王稼祥，王稼祥连中央委员都没选上。选举结果出来，教员非常意外——这么有贡献的人，竟然落选了？于是教员亲自给王稼祥“拉票”，和代表们一件一件列举王稼祥的功劳，并且和代表们说：“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教员很少给人拉票，这次亲自出面给王稼祥拉票，可见王稼祥在他心中的地位。这么说，你可能不认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沦落到“七大”中委都选不上，王稼祥的地位降低太多了，这都叫念旧？
但你反过来想一想，他们那些人的崛起，本身就不符合常理，在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留下深深的印记，已经很了不起了，要论实打实的功劳和成就，现在的地位和职位才是完全匹配的。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属于他的位置上，不存在地位降低太多的说法。这个时期，王稼祥和教员的关系还是融洽的。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完，教员和王稼祥谈话，告诉他不用回哈尔滨工作了，可以在中宣部长和驻苏大使中选一个。中宣部长负责全国的舆论宣传工作，驻苏大使负责中国和苏联的沟通工作，在那个年代，这两个职位的分量差不多。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商量，觉得在延安时做过宣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有宣传的经验，做宣传部长是可以胜任的。在苏联工作生活很多年，对苏联比较了解，做驻苏大使也可以。想来想去，他们决定选驻苏大使，毕竟新中国要成立了，苏联的支持，对新中国的意义更大。同年底，教员访问苏联的时候，随王稼祥驻苏联的朱仲丽，就是临时负责教员健康的保健医生。当然了，教员的保健医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除了王稼祥的妻子以外，朱仲丽还有另一个身份——教员的世交。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和教员的岳父杨昌济是留日同学。朱剑凡学成回国以后，在湖南创办周南女子学校，经常请杨昌济、徐特立到学校讲课。教员上井冈山以前，也经常到周南女校小住，和朱仲丽关系不错，还扯着她的小辫打趣：后来朱剑凡的长女嫁给肖劲光，二女朱仲丽在医学院毕业后奔赴延安，其他六个子女也大多是共产党员。朱仲丽去延安时，还专门给教员带了湖南的腊味食物，教员见到故人也很高兴：“你这个伢子，长这么高了，学会给我敬礼了，还是个响当当的医生。”教员安排朱仲丽去医院工作，后来她给程子华做过无麻药拔牙，还给白求恩做过助手。朱仲丽是教员的世交，王稼祥是教员的战友，从这份人物画像就能看出来，两口子和教员的亲密程度。我觉得，相比其他国际派成员的命运，王稼祥始终能受到重用，除了他本人的贡献以外，和妻子朱仲丽也有一定的关系。既然王稼祥始终受到重用，为什么突然在60年代就销声匿迹了呢？从1951年开始，王稼祥便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负责中国党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党派的外交工作，相当于党务方面的外交部长。在这个岗位上，王稼祥做的不错，中国很多外交方面的惯例，都是王稼祥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例如斯大林提议，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帮助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问题。这个提议背后的意思是，苏联的重心放在欧洲，亚洲的事情甩给中国，让中国做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当家。但王稼祥立即拒绝斯大林，说“我们党和其他国家党的关系，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说一家人，是因为各党、各国都有共同的信仰，更有共同的利益，在两大阵营博弈的冷战格局中，是患难与共的一家人。说不是一家人，是因为每个党都代表不同的国情，所以不同的国情，需要不同的党独立自主的解决。不论哪个党都不能指挥别的党，哪个国家都不能干涉别国内政。如果违背“是一家人”的原则，就会给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损失，如果违背“不是一家人”的原则，就会出现大国沙文主义。“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观点，和周恩来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一场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打出了尊严，代价是和西方国家切断联系，一场长波电台风波，新中国维护了主权独立，代价是和苏联交恶。所以60年代初期，新中国处于美苏围堵的外交困境。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新中国被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围堵，唯一出路是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一方面用数量换质量，另一方面建立外交上的缓冲地带。总而言之，美苏不和我玩了，我必须和亚非拉的穷兄弟玩，在气势上不落下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谋求与美苏和解。要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最有效的方法是经济支援，于是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运到国外，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在60年代初期，新中国遭遇经济危机，国内各方面都困难，做为资深的领导人，王稼祥便给教员写信提意见：“为争取时间渡过国内经济困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建议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面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对国内民生经济来说是对的，但不符合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如果不用援助的方式获得第三世界的支持，结果显而易见，新中国在全世界再也没有朋友，说话也没人听，彻底成为世界的孤岛。教员一直是行大仁政的，牺牲一代人的幸福换三代人的安宁，他不可能因为短暂的经济困难，就放弃国家安全的大战略。而且处在教员的位置上，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一旦失去第三世界的支持，那么新中国在外交上就打不开局面，进而不能恢复经济贸易，最终会影响军事力量。到那个时候，面对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或者美国的军事骚扰、蒋介石朝思暮想的反攻，该怎么办？虽然不至于亡国灭种，但一定会打断新中国的发展进程。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我们用上帝视角能看明白，操盘国运的教员明白，但身处其中的王稼祥没想明白。所以教员给了王稼祥“三和一少”的评价——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外交观点不适合国情，王稼祥也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从1962年起，王稼祥就不主持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了，每天在家闭门读书。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被现实教育，从国际派转向教员，功大于过。第二次是在国外内的纷乱环境中，从大仁政转向小仁政，功过要从不同的立场来定义。不论哪次转身，王稼祥都有浓重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