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非常能量！
01
我们正处在全民抗疫的非常时期。非常时期激发出了非常能量，疫情蔓延的势头有了初步遏制，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接下来仍可能有拉锯，甚至局部反复，武汉和湖北的态势也依然复杂，所以万不可掉以轻心。
抗疫是重大公共事件，也是关乎每个人命运的个体行动。没有旁观者。我们都在场。
最近耳边常常想起国歌的声音，特别是那句——“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面对疫情，我们没有退路，不能屈服，不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因为生命和健康是每个人的底线。
就像作家方方引用的向欣然先生的话，“我对死亡并无太多恐惧，正常死亡是迟早的事。但是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这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的生命自觉，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过楼。
我的大学同学俞凯是澎湃新闻的记者，正在抗疫报道第一线，他在同学群里分享了这样的故事。上海金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位90后护士，支援前方，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在巨大压力下，为给自己打气，她在防护服上写上了“林书豪女朋友”的字样。而她自己被触动的一刻是，16床的老奶奶对她说：“我都85岁了，不用给我那么多药，把资源给其他人用吧……”
这样的利他的声音让人动容。岂能做疫情的奴隶？！起来，起来，前进，前进，前进进。
02
我们的国歌，最早是一部抗战题材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电影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只顾享乐的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而投入抗战的故事。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袁牧之、王人美、谈瑛等主演，1935年5月24日上映。
1934年秋，田汉为《风云儿女》写了一首长诗，最后的一节后来成了主题曲的歌词。田汉写完不久，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歌词写在香烟盒包装纸的背面，托探监的人带了出来。年轻的作曲家聂耳正要去日本避难，得知有一首主题曲要写，主动提出谱曲，很快就完成了初稿，并在1935年4月18日到达东京后定稿。聂耳寄回的歌词谱曲，名字只有《进行曲》三个字，《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将军就在前面加了“义勇军”三个字。
我们的国歌诞生在一个苦难年代，两位词曲作者个人的命运也充满不幸。聂耳在谱曲完成后不久，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23岁。田汉活到了70岁，“文革”时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0日在一间禁闭室里去世，死亡证明用的是一个假名。1979年4月，田汉获得平反，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是抗战。抗疫和抗战不好类比，但从激发全民能量，打一场人民战争的角度看，又有一定的内在关联。都是在非常时期，都需要非常能量，这似乎是一种昭示，即我们民族的力量，往往是在遭遇外部打击的艰难时刻，被强烈地激发出来的。
03
这种疫情之下的非常能量，突出地表现为国家动员能力：
武汉10天左右就建成了两座共计2600个床位的传染病专门医院，15座共上万个床位的方舱医院也很快建成，接下来还要再建19座，达到3万个床位；
全国各个省市的200多支医疗队、3.2万多名医务人员和大量医疗与生活物资，紧急驰援武汉和湖北，19个省市对口驰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16个地市；
十几亿人令行禁止，自觉居家隔离两周或以上；各种要求和部署立即传达至每个社区和乡村；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马上拨款六七百亿元用于抗疫，各种帮扶政策迅即出台。
……
对中国的这种动员能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而在我心目中，还有很多非常能量，是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关联在一起的。
我从钟南山脸上的泪光中看到了这种能量，从李兰娟脸上的压痕中看到了这种能量，从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不让妻子去照顾他的微信中看到了这种能量，从江夏区人民医院医生彭银华和妻子“疫情不散，婚期延迟”的相约中看到了这种能量，从在ICU里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的医护人员身上看到了这种能量，从成千上万的爱心企业、志愿者不分昼夜在全球抢购医疗物资的行动中看到了这种能量，从负责任的医生和敬业的媒体千方百计把一线真实信息告知社会的努力中看到了这种能量……
| 刘智明和妻子蔡利萍微信聊天截图
在政府和社区的治理中也可以看到非常能量。“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基层社区的压力是巨大的。武汉一位基层干部说，武汉有2000多个社区，下沉的3万党员职工平摊到每个社区才十几个人，他所在的网格就有564户，要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压力难以想象。
这几天不少媒体报道了王忠林到任武汉市委书记后拼力工作的情况。他之所以要启动为期三日的全市拉网清底大排查，是“每当看到求助电话，看到患者子女的焦急焦虑，心里很痛，疫情每拖一天，代价都是巨大的”，所以要求各区“一把手”要亲自上阵，“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落实不力的要严肃追责问责。这是刺刀见红的时刻，比的就是一口气。
2018年10月我到济南参加人力资本产业高端论坛，王忠林接待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不回避问题，二是强调执行力、战斗力。当时有人谈到农村扶贫的一个问题，政府给扶贫户资金建新房，很多两三口之家建了很大的房子，然后说没钱买家居床被，要政府再给钱。王忠林说，你不要怪农民，这是工作表面化的结果，以为给钱就可以了事。应该一户一户跟踪，而且事先就要说服他们，房子不是越大越好，要留点钱搞种养，否则钱都盖在表面上，里面不行，还是脱不了贫。王忠林在济南抓项目建设，有一句口头禅，叫“时辰可以拖，日期不可拖”，日期倒排后不准拖延，怎么办？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
我们的治理体系问题很多，但在非常时期，凭借集中统一、说一不二的制度，把无所畏惧敢冲敢打的人派上去，就能有惊人的爆发力，完成平时难以承受的工作量。就像体育比赛，上半场漫不经心，犯了不少不该犯的错，中场重新部署，下半场一开场就来一个大爆发，扭转局面。我们真正应该操心的是上半场。
04
中国为什么可以有这种常态社会、常态治理下无法想象的非常能量？
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
集中化、统一化的制度保障；
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担当。很多专业工作者富有牺牲精神，广大的社会志愿者也有同舟共济的意识；
民族性格中有服从集体要求、顾全大局、为大我牺牲小我的元素，有非常坚忍的一面。
所以，非常能量的来源，既是制度性的，也是文化性的。
现在最苦的是病人，最累的是医生，最担心未来的是中小企业。但最近亲历的一件和中小企业相关的事，也让我很感慨。上海有个民办的大商学院，用企业家带徒弟的方式做教育，因为疫情无法正常开课，前几天在微信群里搞了一场师傅徒弟互动活动。差不多三个小时的时间，十几位企业家掏心掏肺地给大家传经送宝，全是干货，而且都非常真实地讲述自己的企业遇到了什么困难，是怎么处理的。200多名历届学员们基本都是中小企业主，各有各的困难，但他们并没有诉苦，而是在微课中发了很多类似这样的照片，他们觉得，和抗疫勇士比，经济上的苦不算什么。
这是一位学员的话——“不要问祖国给予了我们什么，而是要问我们为祖国奉献了什么。不要问师父给予了我们什么，而是要问我们自己感悟接收到了什么。我们不一定要做大商，但是也要有一颗大商的心，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这是另一位学员的话——“人到绝境，必有转机。王阳明写过两句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把遭遇的凶险艰难看成天空中的浮云。‘大雨过后，抬头看天’，是智慧，也是一种隐忍等待的韧劲。”
难是难，但没有谁叫苦叫难。
我们的中小企业有这样的觉悟和能量，对他们遇到的困难，各个相关部门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助克服呢？
05
当我为我们的非常能量感动之时，我也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非常能量也意味着非常代价，非常牺牲，因此并不是可以经常爆发出来的。我们不能把国家、民族和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拥有非常能量上。非常能量是宝贵的资源，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恰恰是越少使用非常能量越好。
换句话说，疫情之后，我们要通过科学、系统、制度化、日常化的努力，力争不出现或少出现非常事件，尤其是扩散性强的非常事件，从而减少对于高成本的非常能量的使用。
17年前钟南山和李兰娟就在抗击SARS的战场，今天一个84岁，一个73岁，还要到一线，用真知灼见影响战局。还有上千的医护工作者被感染，有的甚至牺牲，这样的代价感动天地，但谁都不希望人间再现。这两天有一张照片刷屏，是湖北十堰云溪当地卫生院的一名护士，正月初二上班，怕传染给家人，一直不敢回家。第25天，在护送一名病人时路过楼下，丈夫穿着睡衣带着儿子把刚做好的饭菜送到路边，隔着距离说，“儿子想你，你把饭菜吃完，我们就在旁边看着你。”一个普通家庭散发的这种能量，让人感动，但我们真的希望早日回归正常。
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流动，用停止流动的方式化解风险，如同管理旋风一样困难，最好的方式是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见微知著，加以控制。而这方面，我们的信息传导系统存在着不少非技术性的障碍，隐患不除，未来还可能出现异常事件。
从非常能量到治理质量，这是整个社会都要认真思考的命题。之前的文章中说过，本来不必付出如此大代价的。
一位熟悉医药行业的朋友，有些无助地说，疫情反映的社会治理、公益参与问题很多，为了做点正事要花太多没必要的无用功。口罩防护、物资调配是看得见的，现在有上百个针对新冠的临床试验，本来有限的资源极度分散，可以预见大部分会是“垃圾数据”，消耗本来就稀缺的公共资源。吉利德公司的药，协和医院院长牵头，竟然找不到足够的病人入组临床试验，因为病人都被抢没了。
《中国科学报》记者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http://www.chictr.org.cn/enindex.aspx）公共注册表的名单发现，截至2月16日凌晨1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索引目录中，有128项相关试验，其中有90多项测试新冠状病毒疗法的临床试验。在20多项中药研究中，大多数未明确表明药剂成分。还有太极拳的研究，全称是《太极拳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康复期肺功能及生存质量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对照研究，都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患者去支持的。
“其实在临床工作量极大的情况下开展太多的新药临床研究是不明智的。这样会给临床第一线人员增加很多负担，用掉宝贵的资源。大家一窝蜂地上，没有长期的打算，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圣安东尼奥医学中心微生物和免疫系终身教授项焰，对三位中国科学家发起的新媒体《知识分子》说。多位科学家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有些药也要上临床。
当年的SARS，也是一大堆临床试验，疫情过去不了了之。很多能量本不必如此消耗，而是被有形无形的阻隔消耗掉了。
06
抗疫战况仍然充满挑战，现在要聚精会神。但我们决不能浪费这次危机。
在我看来，真正战胜疫情，标志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全面控制疫情扩散，不再有新增病例，让病毒本身退却；一个就是对危机进行深刻总结，作为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契机。没有后者，也不是真正的胜利。
如果社会治理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畅通不协调，存在着许多无意义的关卡和内耗，以至于做正常事都得拿出英雄般的投入和牺牲精神，讲基本常识都得鼓起勇气，这其实是忧，是深层次之忧。
我们的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写过不少，这几天又想到几点：
1、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知识、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建立“追根究底地探索科学与真理”的求真求实的价值观。在关于我们民族心理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提出过，我们的国民心理是比较现实的，“常注重于现在之事实，而于事物之原理，则常忽略之而不顾也”，“善为事实上之措置，而不善为原理上之探索也”。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不是从事物自身的来龙去脉和客观规律出发，而是根据主观的预设，从“应该如何看待事物”的角度出发，那就会偏离事实本身。不追根究底，从本源处入手，以为解决问题了，结果过一段又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2、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用专业说话。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都是和某些特定领域的不确定性相关的，最有发言权的还是长期耕耘的专业人士。当然，如同《专业主义》作者大前研一所说的，想成为专家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并非有张职业证书就是专家，专业知识和技能是首要条件，同时“他还要有深刻的敬畏心，并且愿意秉持自律精神的价值观，将自己的行业和客户放在首要位置并宣誓”。但相比起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尊重专业，犯错误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专业主义要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长官意志，靠谱一万倍。
3、建立制衡机制。最近可以看到，围绕不少问题的是非责任，上下左右发了很多声音，有自辩清白的，有甩锅的，有指名道姓指责的，各有各的道理。我觉得，单一、封闭、自说自话的渠道总是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插入某种制衡机制、防范机制，使得和单一管控渠道没有利害关系，相对独立的力量能够介入，对人民的利益负责。这次武汉出现这么大疫情，影响全国，武汉本地的媒体一开始并没有发出有力的提醒，这就是机制的问题。
最后小结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
疫情之下，我们要看到非常时期非常能量的强大作用，以及这种能量背后的制度与文化支撑。一定是可以战胜疫情的。
同时，一定要明白，当我们彰显非常能量的时候，也付出了非常的代价。
有一本畅销书叫《苦难辉煌》，我相信辉煌必是奋斗和汗水的结晶，不可能轻轻松松获得，但奋斗并不一定都要在苦难之中。在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今天，苦难最好越少越好。也因此，走向高质量的治理，走向制度化、现代化、正常化的善治，从非常能量到治理质量，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也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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