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卖国”与“爱国”!
解决香港问题时,大人物说,“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
由之前到其后,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便在李鸿章头上结结实实,挥之不去。
其实,李虽有卖国之名,却足有爱国之实。
梁启超所写的《李鸿章传》里记录有一个动人的情节:
中日甲午海战后,李鸿章赴日谈判遇刺,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不能再劳心费神。李听说情况后慷慨地说:“国家有难,议和之事刻不容缓,我怎么能拖延时间耽误国事呢?就是死,现在也不能做手术!”遇刺第二天,有人看见他官袍尚有血迹,说这是为报效国家而流的血啊,李鸿章听后老泪纵横,说:“如果我的性命能换来国家的利益,我会义不容辞。”
和俾斯麦见面的时候,尽管双方都已是失势失意之人,李鸿章心心念念地还是国家的改革与复兴大业。
诗言志,李鸿章晚年所写的“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读来触目惊心,落日旌旗、黄昏晚景中满是一个“孤臣”对“国”与“民”的牵挂与忧伤,诗句文辞背后是一颗老疲无奈、伤痕累累的心。
在历史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也是最让人感慨的一个人物。任性乱折腾的是别人,收拾烂摊子的却只能是他。
签订《辛丑条约》的本是庆亲王奕劻,签字时奕劻深知一笔落下便千古骂名,纠结不已。这时,李鸿章主动站了起来,说:王爷,还是我来吧。
他说了一句让现场所有人都心酸的话:这个天底下最难写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名字了。这一段情节并非史实,但“此中有真意”,假中有真,李的性格与神魄从中隐约可见。
我曾去过“李合肥”的故居,印象颇深。站在新旧的交汇点上,李不得不侧身旧阵营,却又勇于在大局里开出一些新路。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曾李虽有缺陷,却显然一时人杰。他们作为“任事者”,眼界、胸怀与手段都远超一般文人与清流。
在我看来,两人有几点显著的人格特质:
第一,忍辱负重,努力把事做成。“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第二,自己成功,也要帮助别人成功。
第三,更重要的,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与担当,在民族艰危之时“有大义存焉”。
——陈为(正和岛副总裁兼总编辑)
李鸿章在德国问了俾斯麦 2 个问题,为什么听到答案后,却沉默不语?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毕士麻(俾斯麦)相王阁下久挹,大名镇越海国,每恨东西暌隔,会晤无由,何期垂暮之年,忽有绝域之使,遂于并世,得接伟人,实为天假奇缘。
1896年6月25日,李鸿章跟俾斯麦相见了。对于这次会见,无论当时的西方报纸还是后来的各种文献等都极其重视。而谈话内容,也在当年由目击者口述进行了整理,题为《李鸿章在福里德里斯鲁》。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