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入人间的恶魔，让世界看到被操纵的法律和被保护的罪犯！
来源公众号：蒋校长
已获转载授权
今年的双十二，可能是韩国人最不爽的一天。因为赵斗淳的出狱。
这个臭名昭著的恶魔重返人间，不但让韩国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去报道，周边国家的媒体也都默契地同时转播。
即便赵斗淳已经出狱好几天了，他的动态时不时还会上热搜。
太多人希望他去死，尤其是韩国人——
从他出狱倒计时开始，热心的韩国群众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先在监狱门口以鸡蛋进行远程打击，然后冒着严寒围堵他乘坐的车辆，爬上车顶猛踩；
还有愤怒的民众围堵在赵斗淳住所楼下，叫嚷着让他出来挨揍，要断他家的煤气让他无法做饭；
他穿的羽绒服品牌方慌了，请求媒体在报道时给Logo打马赛克；
他住所的房东知道租客是他，急切地找办法把他们清出去；
尽管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帮赵斗淳守好了楼道入口，依然有人试图冲进去收拾他；
建议将赵斗淳阉割、驱逐出境的百姓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结果却是，热心的韩国民众因涉嫌侵犯人权被立案，赵斗淳派头十足地背着手，握着昂贵的橘子，在警察完备的保护下坐着免费的车回到住所，与他不离不弃的妻子团聚，甚至还计划开一间咖啡馆……
超过60万的韩国民众自发到青瓦台请愿，要求禁止释放赵斗淳。
但韩国官方表示这不可能，只能再额外给犯人增加100小时心理辅导。
我比韩国人民还疑惑：明明释放前的心理测试结果表明，他还会再犯案啊！
更何况，12年都没有教导过来的重犯，这区区100小时的心理辅导难道能拯救早已泯灭的人性吗？
今天我不讲赵斗淳和素媛案，想就各国对罪犯的处罚，聊聊西方人眼中的人权。
01
无奈的韩国
大家都知道，赵斗淳之所以被轻判，不是因为是初犯。
早在1970年，他就因盗窃自行车被捕入狱，从此开始了赵斗淳的犯罪生涯始于1970年，那年他偷了一辆自行车被捕。
在素媛案之前，赵斗淳的人生经历俨然一部犯罪史——受过7项监禁，8项罚款，2项青少年保护处罚和1项缓刑。
他已经有了两次震惊全国的案底。
一次是1983年，31岁的赵斗淳殴打并强暴了一名19岁的纺织女工，被判了三年。
一次是1995年，43岁的赵斗淳杀死了一个酒会上认识的60岁的老年人，但因其有“精神问题”，只被判了两年。
作为一个有17次案底的惯犯，赵斗淳却屡屡逃过法律的严惩，直到2008年，他对娜英伸出了魔爪。
赵斗淳从未表现出任何歉意。
法庭上，他曾向法官90度鞠躬示以敬意，但对上受害者家属的目光时，他从未低下过头；
监狱中，他一直忙活“伸冤减刑”，为此，他前后7次写了300多张请愿书。
最令人恐惧的是，在狱中的赵斗淳，作息规律、坚持健身，一副伺机待发的姿态。
尽管在服刑期间接受了550小时的心理治疗，但赵斗淳还是表现出了极高的再犯罪可能性——在一项再犯罪PCL-R测试中，他的得分高达29分。
连环性犯罪者的平均得分为14.5分，杀害了10名妇女的连环杀人犯姜浩顺的得分则在26-27分之间……可以说赵斗淳真的无药可救。
最令民众气愤的就是韩国法院当初的不作为，法院对赵斗淳的审判没有结合他劣迹斑斑的过往，现在居然又放出这种人渣满世界溜达。
尽管韩国官方已经在法律的框架内竭尽全力了，官方劳民伤财地监视和限制凶手自由，力图除暴安良，但安山市民照样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今年仅上半年，韩国就发生了30多起、罪犯在佩戴电子脚链的情况下实施的性侵案。。
韩国民众没有在“素媛案”中感受到个案的公平，甚至没有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而公平和正义，就来自于每一个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个案。
韩国法律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已经很宽松了，但每年的光复节，韩国总统几乎都会行使特赦权，让一些罪犯免于法律的重罚甚至干脆免于制裁。
从1980年开始，韩国一共进行了48次特赦，虽然舆论一直在反对，依然阻止不了今年文在寅的大赦。
有消息称，文在寅的这次特赦，会令韩国165万人得到不同程度的赦免。他将是韩国历史上最慷慨的总统，可惜本分的百姓却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
监禁的最终目标，是使囚犯被释放后成为更好的公民，从而增加公共安全。
但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中，出于对人权的歌功颂德，许多国家为了保护罪犯的人权甚至不惜让守法公民付出惨痛的代价。
02
畸形人道的欧洲
在英国，有一段时间脸书上广泛流传一些照片，乍一看像是一堆单身汉的派对之夜：
但这张图片的发布者称，这是正在多塞特郡HMP监狱服刑的犯人，他的脸书里是他和狱友们喝酒、抽大麻、叫外卖的“监狱生活”。
作为犯人，他们的合照经常让人误以为这是大学宿舍：
没人知道他们怎么弄进来这些外卖，有汉堡、炸鱼和薯条，左上角是一坨价值100英镑的大麻。
根据当时HMP监狱警署部提交的报告显示：这座监狱已经“沦陷了”，帮派成员们接管、经营着整个监狱，他们能在580个房间里自由活动。
罪犯的房间里不但有电视机、海报，甚至还有满墙的自拍，有网友在下边留言说：我租来的小房子条件都没这么好。
这帮罪犯们在监狱的行为被媒体曝光后，监狱也只是把他们分开。
对于“人权”的执着和对本国法律的盲目自信，让英国敢对恐怖分子减刑。
去年11月，伦敦桥上发生一起恐怖袭击，造成2死3伤，主犯是乌斯曼.汗曾在2010年因策划恐怖袭击被捕入狱。
在中国的道德和法律环境下，这种危害社会的恐怖分子终身监禁都不足为过。但在英国，他只被判了公共保护监禁（IPP），就是先蹲满八年牢房，能说服假释委员会你已经洗心革面不再危害社会了，就不用继续蹲了。
2010年被捕的乌斯曼，到2018年12月20日，正好服满了8年。
他在监狱中到底是不是真的洗心革面了没人知道，也不重要。
因为，按照英国法律规定，他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评估，只要他自己声明“我在监狱表现好，我对社会没危险”，就可以自动被假释。于是就有了去年11月的这次恐袭。
英国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在今年7月，作为圣战拥趸者、ISIS新娘贝格姆被英国法院判决：准许回到英国。
没人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灾难等着英国。
德国的监狱里也充斥着自由的香甜。
德国的监狱管理严格遵照“堵不如疏”，治病要治本，症状自然会消失。
于是，许多监狱被打造得特别温馨，在外边杀人放火打砸抢掠的凶手，在监狱里可以看电视、做瑜伽，可以学想学的东西；
德国犯人每年还享有21天假期，犯人还被允许用个人物品装饰房间，圣诞期间轻刑犯人还有机会获得节日大赦……温馨的氛围甚至会让一些犯人对监狱产生情感。
站在文明的温室里，也许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客观地承认人道地对待罪犯应该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法律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教化，尤其是面对非无期徒刑的罪犯，重返社会必然是他们的未来，帮助这些罪犯恢复正常人的心智就显得非常必要。
但种种人道主义政策，经常成为重刑犯逃脱重罚、享受“特权”的借口。
比如枪杀77人的挪威杀人狂，服刑期间，布雷维克被挪威最好的大学——奥斯陆大学录取。但有别于普通学生，布雷维克不得到校区就读，且不能上网，只能在牢房里接受教育。
在监狱条件十分优越的情况下，这个杀人狂通过绝食要求游戏机升级、更好的散步条件、更舒服的椅子、更自由地与外界交流，“以减缓狱中遭受的折磨”……
布雷维克所在监狱的“标间”
欧洲人权法案到底会不会感化重刑犯人们不得而知，倒是有大批罪犯在它的庇佑下过得非常滋润。
在法国，有极端穆斯林青年把法国老人推进快铁轨道碾成肉泥，只被判了不到10年的监禁；
93省的枪击案，嫌犯有几十次恶性犯罪记录，依然被法院放出来过周末；
法国的吉普赛小偷被抓住，训诫几句就被放了；
有个留法学生学会的第一句法语是“au secours”，意思是“救命”，因为他在落地巴黎的第二天就在街上看到一个遭遇袭击嘴角狂流血的法国老太太……
这就是“人权至上”思想下的法国社会治安。
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法国监狱一向以拥挤、简陋著称，很多大城市的看守所关押率远超100%，今年3月因疫情下降到113%已经是法国最理想的状态了。
即便条件如此简陋，犯人们在监狱里依然能得到官方尽可能多的照顾。
比起呆在外面，许多犯人宁可挤在监狱里。
去年3月底，巴黎郊区有所监狱因为年久失修，长达30米的外墙轰然倒塌，有关部门紧急采取措施，封锁了附近街区路段防止罪犯越狱。
但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这么大的缺口，在押的223名重刑犯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滋事和人员伤亡。
有人说是法国对罪犯的“教育有方”，更多人认为，犯人们之所以不想跑出来，可能是因为外面的巴黎比监狱还闹心，毕竟那时候闹了18周的“黄马甲”们斗志依然昂扬。
“尊重人权”、“满足犯人合理需求”、“改进监狱教育方式”、“强化犯人同家庭与社会联系”……这一系列做法原本是为了更好地改造罪犯、帮助罪犯回归社会，但逐渐成了罪犯逃脱重罚的说辞和“保护伞”。
有了鲜亮的人权外壳，无药可救的罪犯们会钻法律漏洞避免重罚，或者为了享受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故意犯罪入狱。英国就因为监狱条件太好，1999年至2006年间，共有3.7万囚犯有资格提前获释，却拒绝了这一机会。
而另一方面，有资本看中监狱这门“生意”，把私营监狱做到了上市。
03
万物皆可资本化的美国
这世界上有着形形色色的特权，有的来自富人，有的来自官员，但在美国，只要足够富有，犯人在监狱里也能享受特权。
这个人口只占全世界5%的国家，却关押着25%的罪犯，总人数位居世界第一。
但只要你有钱，在美国的监狱里，除了自由什么都有。
2017年的时候，全美有80所私营监狱，关押了超过8W人，到了2018年，美国私营监狱关押犯人的人数占了全美8%。
私营监狱兴起于80年代美国禁毒运动期间，由于大肆抓捕毒贩，美国监狱一时间人满为患。美国政府在这时遇到了两难：
一方面，各州监狱超载、犯人生活环境愈发恶劣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和人权斗士的抗议；
另一方面，纳税人看到自己的钱不用来改善教育、增加基础建设，也没用于医疗和社会福利，反而被用来建设监狱改善罪犯的生活条件，十分不满。
万物皆可资本化的美国政府立刻想到了办法——把难题抛给市场，开放私营监狱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于是，在1984年，美国惩教改造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CCA）成立了，并收到了美国私人监狱领域的第一笔政府订单,随后私人监狱公司在美国遍地开花。
私营监狱的商业模式和酒店没什么区别。
在私营监狱，政府会给每个犯人最基本的食宿补贴，但要想过得好一点，就得拼个人经济实力了。
高级牢房的价格从75美元到127美元不等，给的钱越多，能享受到的待遇就越多。
监狱里的一切都有明码标价：
喝水得买塑料杯子，看电视得买耳机。
想要安静事儿少的室友？
吃够了牢饭想改善改善伙食？
想要24小时热水供应？
想要有舒服又干净的单人间？
……
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钱给到位都能安排上。
甚至想搞把枪，都有人帮你从地下黑市弄来。
在私营监狱这个一切向钱看的世界，这里绝对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可能就在同一栋楼里，富人区的犯人和穷人区的犯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政府虽然给每个犯人都发放了补贴，但资本家们为了把成本压到最低，一切自然以能省则省为原则。
《美国陷阱》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贫穷的犯人每天的饭菜成本不会超过1美元，变质的食物、腐烂的肉、老鼠咬过的面包……只要没有额外付钱，什么恐怖的食物都可能出现在犯人的餐食里。
住的地方更别提了，阴暗逼仄的空间里到处散发着粪便的气味，地上的血污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私营监狱里的每一个犯人，都是老板吸金的工具。
据2011年CCA的财报显示，每接收一个犯人，CCA就能获得每人每日58.48美元的政府补贴。
去除各项成本后，每天能从每个犯人身上净赚18.33美元。
按照CCA2017年的数据，在它的地盘关押着8万多个犯人，这就意味着——
单靠补贴这一项，CCA一天就进账144万美元。
尽管不是100%的私营监狱都是如此。但必须承认，金钱和政治像一朵双生花，开在美国意想不到的角角落落，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
私营监狱的老板们为了保证永远有源源不断的罪犯入狱，总是不遗余力地攀附官员。
《华盛顿邮报》报道过，他们每年都会提前抱大腿，大把大把地掏钱给中意的政治候选人。
从2010年~2015年的五年里，摆在明面上的就花了1460万美元。
只要能干涉司法、保障延长罪犯服刑时间、增加罪犯数量让他们多赚钱就行。
死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废除的，伴随而来的是更加庞大的囚犯数量。
据统计，私营监狱出现的近四十年里，美国的犯罪率增长了500%，截至2019年美国监狱系统有大约230万人被关押。
约等于每3个成年美国人，就有1个坐过牢。
种种以人权为名的改革里，赢家不是美国人民也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私营监狱。
1920-2014年美国监禁率持续走高
人权观念不仅在美国被广泛接受，纵观世界，人权建设在人类社会继续前进的动力机制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
包括美国在内，各国都在梳理自己人权领域的成就或不足，摸索自己加快人权建设的路径。
但在权力和资本的世界里，“人权”某种程度上会堂而皇之地沦为一门生意。
写在最后：
赵斗淳被释放那天，不少韩国网友建议把他送到中国来执行死刑。
“如果法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私人解决”
老实说，赵斗淳这种情节恶劣且无药可救的罪犯，在中国大概率会被执行死刑。
就像今年8月猥亵4岁女童至其伤残的刘某国，在12月2日被判处死刑。
中国的犯罪率和罪犯的重新犯罪率的世界排名都很靠后，西方发达国家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在30%~80%不等，而中国常年保持在30%以下。
在中国，帮助犯人重回社会的方式，不是给他们提供高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而是通过教育和培训让他们获得融入社会的生产技能。
我看到过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案例，是上海五角场监狱的一个刑释人员，在监狱里接受了水电工培训，考取了水电工初级职业证书。出来之后靠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还帮助更多刑释人员就业。
“消灭”一个罪犯，还给社会一个合法公民，这才是监狱改造的最终目的。
我们当然也重视保护人权，也重视依法治国，但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立法和修法，会把人民和穷凶极恶的罪犯区分开，会倾听人民的呼声。
而西方在“白左”思维主导下，一味强调公民人权，结果就是罪犯的人权不敢触碰，而受害者和普通人的人权就没人关心了。
在西方，法律为政治和资本服务的大环境下，精英阶级随时都会为了利益为了作秀而牺牲普通大众的人权。
赵斗淳之流在我国，是公民，但不是人民，我们要保护人民的人权，但对于残害人民的罪犯就不会有西方这种畸形的“仁慈”。
对人权的歌功颂德，不代表要纵容罪犯，纵容罪犯就是在对守法公民犯罪。
只要韩国人还信奉那套废除死刑、保护犯人人权多过受害者人权的“国际主流”，纳税人的钱就得继续用来供养、监视和保护赵斗淳和他的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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