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集体侏儒化，欧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恐惧处境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田飞龙】
慕尼黑安全会议是欧洲主场的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年度峰会，今年的主题是“正遭摧毁”。显而易见，目前最大的摧毁力量来自现行秩序的主要缔造者——美国。这种立法者自毁秩序而殃及盟友与苍生的乾坤颠倒故事，对欧洲的文明根基与安全意识造成了摧毁性打击。
作为欧洲的主要政治家和代言人，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正遭摧毁”的国际秩序痛心疾首，对美国的道德与政治蜕变惊慌失措，对欧洲价值观与欧洲国际地位忧心忡忡。国际秩序的撕裂感和碎裂声，及其造成的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笼罩着欧洲与全球。
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正遭摧毁
二战后，欧洲整体上选择“向美国一边倒”，通过“马歇尔计划”、北约体制与欧美市场整合，实际上逐步成为美式世界帝国的“殖民附庸”，但属于一种分享共同价值和制度的“高级附庸”，日益放弃了自身对于人类价值与国际秩序的独立判断与行动能力。
特朗普主义打破了欧洲对“大西方”体系与价值稳定性的幻象，摧毁了欧洲对美国作为西方“永恒保护者”的精神依赖，客观上倒逼欧洲要么日益屈辱地顺从美国的霸权勒索，要么奋起反思和自强以重新振奋为国际秩序的重要一极。此次慕安会的深层次安全焦虑，就根源于欧洲对“堕落美国”的道德与政治反思。这一反思进程早已开启，今年尤甚。
特朗普主义对欧洲的道德与政治冲击，造成了欧美的价值与政治裂痕，从目前状况和演变趋势来看，这一裂痕无法修复。
特朗普主义初起之时，特别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朝野乃至欧洲各国均以“偶然性”、“插曲”、“小漩涡”等自我安慰，以为特朗普只是匆匆过客，只是国际秩序和西方体系内在矛盾的“暂时病理”现象，一经西方自我调整和美国选民觉醒，就会将其淘汰。
但随着时间推移，美西方最终发现，特朗普主义不是偶然，而是西方文明与历史进程的必然，是一种国际秩序的“癌变”，所谓民主理性消遁无形。特朗普不仅事隔四年再次当选，更是公然宣称不需要“国际法”，行事仅以“内心道德”为准。这是最典型的独裁者人格。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扭曲了这一秩序，将其日益变形为“基于美国规则的国际秩序”，以美国国内法凌驾国际法并作为长臂管辖的霸权工具。
特朗普时期，美国不断退出国际组织，继续严重拖欠联合国会费，继续严重践踏国际法秩序，甚至出现了违背国际法直接强掳委内瑞拉合法总统马杜罗、强索丹麦主权领土格陵兰、强压巴拿马作出港口合约违宪裁决、强撑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军事占领和种族灭绝、强制盟友提高防务分摊费用并以贸易投资形式强缴“贡金”等行为。这些蜕变从道德和政治上严重侵蚀和动摇了欧美同盟体系的价值和政治根基。
特朗普想要什么以及能够得到什么？这是2026年慕安会的深层次忧思。拜登时期，欧美盟友体系得到强化，欧洲虽然较大程度分担乌克兰战争成本，但精神上相对愉悦，感觉到欧美同心，大西洋主义昭彰，西方团结巩固如一体。拜登民主党人及其价值观、政治路线和外交政策，是欧洲国家熟悉和欣悦的。
这种民主党全球主义，是美帝国作为世界帝国的整全形态和道德荣耀，是对盟友的精神和制度的完整保护，是自由主义“带头大哥”的全球化极致人格，同时也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进行道德与政治“颜色革命”与民主全球化的张力满弦的功能状态。
然而这一极致满弦的状态，造成了欧洲政治精神的萎缩与依赖，其在外交、安全与地缘秩序上长期缺乏独立判断和行动能力，只能选择简单追随美国。在美国仍作为一个全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带头大哥”奋力前行且对盟友善意满满时，欧洲这种如同初恋般的“幸福美满”仍然可以持续。但是当美国自身也缺少“余粮”，美国国内结构性矛盾与民主政治极化撕裂无可调和时，世界帝国的体面与道德就会崩塌，再核心的盟友（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了。
美国自身“世界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长期二元张力之积聚，在2016年特朗普参选总统时达到极致，穷则生变。欧洲本身的变化尚可预测和控制，但美国的内在变化却超出了欧洲的想象和理解，更谈不上接受。2026年慕安会所谓的“正遭摧毁”，本身是美国内在变化外溢效应的体现，是美国从可爱的“世界帝国”蜕变为可恶的“独霸国家”的痛苦裂变过程。美国并没有简单萎缩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且美国从来不甘心仅仅成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走向独霸，对欧洲毫无尊重
特朗普的所谓“唐罗主义”（唐纳德-门罗主义）代表了美国帝国收缩重建的基本目标和逻辑，并典型体现于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其一，美国优先的民族国家重建，检讨和清理一切偏离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价值的世界帝国虚妄义务和过度责任，为美国减负回血，再造“青春美国”，以此作为美国霸权长期延续的根本；
其二，新门罗主义的大美洲帝国的强势构建，这是对1823年门罗主义的回归与升级，不仅将美洲严格视为美国的美洲并全力排除外部势力之存在与影响，更是以主权领土扩张、政治领袖控制、代理人治理、反对派扶持、经济殖民、认知欺诈、海洋与国际经贸隔离与垄断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构建的是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权力中心的大美洲帝国，并以大美洲的大空间、资源与人力为基础展开对国际秩序的竞争和进取；
其三，大空间的势力范围均势秩序与霸权重构，特朗普从未有过联合国宪章式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概念与理想，也基本放弃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西方同盟体系，转而回溯到19世纪以势力范围、列强共治、美国均势调控为基调的新国际秩序。
这一新秩序下，美国仍是“老大”，但无力亦无意愿承担作为世界帝国的全覆盖义务，不再自诩、自封和自我带入作为“世界警察”，而是采取一种在“固本”（美国民族国家）和“后院”（大美洲帝国）基础上，与国际秩序中最强者达成动态性、空间化、分权化、可协调、美国作为仲裁者的新国际治理秩序。
近期，美国曾在内部提出过一种“G5”方案，即中、美、俄、日、印五国划分势力范围，由美国主导进行全球共治，就是特朗普新全球秩序的某种想象和尝试。特朗普想要的新国际秩序，是一种美国帝国实力整体下降、经济与科技竞争力空乏、文明冲突与地缘冲突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族群撕裂等多重压力下的帝国重整方案，由固本、后院、共治三部曲和三个递进层次组成，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和帝国治理成本最小化的显著特征，表现出一种帝国霸权延续的理性思考与协调行动。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但最关键的问题是：第一，美国要节节撤退和甩包袱，国际秩序的巨大治理成本谁来分摊和承受？第二，无论是中美共治的“G2”还是更多元的“G5”，符合联合国宪章秩序吗？存在制度可能性吗？进一步追问，特朗普政府构想的新世界秩序中并无欧洲一席之地，欧洲不在“主桌”上，甚至不在“小桌”上，而极有可能是在“菜单上”。
整个欧洲都可能“乌克兰化”，这是欧洲所面临之最可怕的未来场景与命运。乌克兰战争带来的长期超额安全成本，在美国特朗普的和平谈判方案中是基本要由欧洲全部承担的，但乌克兰的核心矿产却要由美国攫取，乌克兰和平的政治荣光也要由特朗普独享，这对乌克兰战争中“流血”又“流泪”的欧洲是极不公正的。
同时，无论是美国对欧洲防务支出的分摊要求，还是威胁撤出欧洲的恐吓手段，以及在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上对欧洲的持续性羞辱，都在逼问着欧洲的文明良知与安全重建能力。特别是“G5”方案中，美国视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英国、法国为无物，也视二战后重新经济崛起并成为欧盟关键领导国的德国为无物，似乎欧洲的国际政治代表权已完全由美国吸收和代理，欧洲无足轻重，听凭真正的大国协调安排即可。
在2026年慕安会主旨演讲中，德国总理默茨悲愤地指出，世界秩序“正日益由强权政治的回归和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所决定”，显然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在“强权政治”与“超级大国”之列，欧洲在国际政治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处境：集体侏儒化。
当地时间2月13日，德国总理默茨在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视频截图
不止是欧洲，美国的美洲核心盟友加拿大在“第51个州”的主权生存威胁下，也感受到了直接的道德和政治羞辱，其总理卡尼毅然决定访华开启新路线，并提出了在当代国际秩序演变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中等强国团结论”，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访华并积极响应了卡尼路线。
西方的中等强国抱团协同，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或可走出一条有尊严的国际政治生存之路。尽管卡尼和斯塔默回国后，都相继遭受到了来自国内保守派和西方亲美派的政治质疑和反弹，但客观上代表了西方非美国家对国际秩序剧烈演变的理性反思和调适，从而加速了西方阵营的结构裂变及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复杂演变。
2026年慕安会进一步凸显了欧洲的整体安全危机和秩序忧思，其主线在于美国激变与欧美关系裂变。尽管中国因素甚至中国威胁仍被一定程度提及，但由于西方本身的深度分裂态势，对中国威胁的聚焦及行动策略的协调已显著下降。
与欧洲安全忧思相比，东方的安全环境也面临着结构裂变和新的冲突风险因素。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于2026年2月8日大幅领先赢得国会众议院选举，其右翼极端化、军国主义化、去和平宪法化、干预台海局势及策动中美对抗、中国周边对抗的危险政治路线更加巩固和激进。中日关系经历战后80年来最为严峻的全新考验：日本视中国崛起及全球地位上升为其所谓“正常国家化”、“霸权国家化”的最大障碍，而中国在历史记忆和安全战略的共同作用下基本锁定日本为两岸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最现实障碍。
中美或可隔太平洋调适新型大国关系，并在全球事务与国际秩序上长期共存和动态博弈，但中日因历史恩怨、亚洲领导权竞争与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对立，其双边关系的化解、互动与重建和平规则秩序的难度极高。
比较而言，日本新军国主义对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系统性威胁，在一定时期和有限的东亚空间内比美国的新门罗主义更为严重。东方安全秩序也因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及中日关系的对抗升级而陡生变数，这对中国的民族复兴、国家统一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巨大的、现实的、棘手的、持续的挑战。2026年慕安会的主题“正遭摧毁”，用在日本之于二战后国际秩序上，也是非常贴切的。
从特朗普政府的价值偏好与国际秩序想象来看，存在对保守主义右翼价值观的显著偏好。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保持对欧洲“左翼自由主义”与“自由多元主义”的持续批判，对欧洲的人权政策与移民政策大加挞伐，并倾向于全方位扶持欧洲右翼势力上台，这对欧洲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与制度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特朗普政府对普京的东正教保守主义、日本高市早苗的右翼保守主义、印度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等，也存在一定的价值亲和性和政治协调性。特朗普美国前所未有地专注于“固本”和“后院”，但对于美洲之外的政治空间及其文化秩序仍存在积极干预和塑造，并对泛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文明复兴、精神整合与帝国霸权重建持规范性立场和行动预期。
对于西方欧美关系的裂变与东方安全秩序的剧变，中国声音和中国主张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正义力量，是反制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维护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正义、推动构建和平发展新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清音和希望所在。
王毅外长在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校准历史巨轮的正确航向”的主旨讲话，重申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重大倡议，特别是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原则，并积极回应了包括欧洲在内全球安全危机态势与核心关切，提出了中国主张和中国解决方案。
在当代条件下，面对世界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民族复兴进程与美西方的霸权衰退进程相遇相冲，特朗普主义在“世界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倒转调整，带来“东升西降”世界历史秩序的加速演变，世界各国包括部分西方国家的“向东看”、重新认识中国并与中国开放性探讨人类和平发展新秩序的趋势和空间日益显著开阔。
总之，大道坦荡，正道不孤。2026年必然是国际秩序进一步深刻裂变。欧美关系进一步互疑生变，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引领国际秩序变革进一步凸显的关键年份。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为“太平年”的大一统而奋斗努力，如今世界到了为世界各民族之“天下太平”共同奋斗努力的历史分水岭，择善而从，还是呈霸自毁，严格考验着各民族的文明、良知、理性、韧性与交互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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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安全会议是欧洲主场的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年度峰会，今年的主题是“正遭摧毁”。显而易见，目前最大的摧毁力量来自现行秩序的主要缔造者——美国。这种立法者自毁秩序而殃及盟友与苍生的乾坤颠倒故事，对欧洲的文明根基与安全意识造成了摧毁性打击。
作为欧洲的主要政治家和代言人，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正遭摧毁”的国际秩序痛心疾首，对美国的道德与政治蜕变惊慌失措，对欧洲价值观与欧洲国际地位忧心忡忡。国际秩序的撕裂感和碎裂声，及其造成的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笼罩着欧洲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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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义初起之时，特别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朝野乃至欧洲各国均以“偶然性”、“插曲”、“小漩涡”等自我安慰，以为特朗普只是匆匆过客，只是国际秩序和西方体系内在矛盾的“暂时病理”现象，一经西方自我调整和美国选民觉醒，就会将其淘汰。
但随着时间推移，美西方最终发现，特朗普主义不是偶然，而是西方文明与历史进程的必然，是一种国际秩序的“癌变”，所谓民主理性消遁无形。特朗普不仅事隔四年再次当选，更是公然宣称不需要“国际法”，行事仅以“内心道德”为准。这是最典型的独裁者人格。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扭曲了这一秩序，将其日益变形为“基于美国规则的国际秩序”，以美国国内法凌驾国际法并作为长臂管辖的霸权工具。
特朗普时期，美国不断退出国际组织，继续严重拖欠联合国会费，继续严重践踏国际法秩序，甚至出现了违背国际法直接强掳委内瑞拉合法总统马杜罗、强索丹麦主权领土格陵兰、强压巴拿马作出港口合约违宪裁决、强撑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军事占领和种族灭绝、强制盟友提高防务分摊费用并以贸易投资形式强缴“贡金”等行为。这些蜕变从道德和政治上严重侵蚀和动摇了欧美同盟体系的价值和政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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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所谓“唐罗主义”（唐纳德-门罗主义）代表了美国帝国收缩重建的基本目标和逻辑，并典型体现于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其一，美国优先的民族国家重建，检讨和清理一切偏离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价值的世界帝国虚妄义务和过度责任，为美国减负回血，再造“青春美国”，以此作为美国霸权长期延续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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