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圆方你怎么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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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家餐厅内,一女子“小闹(化名)”称被一名4岁男孩触碰臀部。“小闹”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追上拉住男孩,拉扯过程中,男孩脖颈留下勒痕。事发之后,孩子家长当场口头表达歉意,解释属于无心之举,“小闹”坚持认为,自身身体受到了“性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诉求。家长担心书面承认会给孩子贴上“故意冒犯”的标签,对孩子成长造成长久伤害所以拒绝。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未达成和解,目前“小闹”称要走诉讼流程。2023年7月11日,武汉大学研究生杨景媛在图书馆自习时,认为对面男生肖某某(大一新生)抓挠大腿内侧的动作“不雅”,未沟通即偷拍5段视频(总长约4分50秒),并当众指责其“性骚扰”。杨景媛施压逼迫肖某某写下两封矛盾道歉信(一封称“侵犯隐私”,另一封被要求改为“做了下流的事”)2023年10月,杨景媛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公开视频、录音及道歉信,指控肖某某性骚扰。武汉大学迫于舆论压力,于2023年10月13日对肖某某处以记过处分,通报称其“存在不雅行为”(未明确性骚扰),导致其保研资格取消、法考受阻。肖某某也遭网暴,个人信息被“人肉”,照片被恶意制成遗像,家庭住址、电话遭曝光。2025年7月25日,武汉经开区法院通过5名医学专家鉴定,监控的调取,以及肖母母亲托人购买湿疹药膏的记录。认定肖某某行为不构成性骚扰,驳回杨景媛全部诉讼请求。在长沙这次事件当中,“小闹”试图让男孩家长在压力下进行“书面道歉”。大概率就是想模仿前辈的光荣战绩。她预想中的全网声援没有出现,她预想中的“正义流量”也没有兑现。围观者这一次没有跟着她的节奏走,大家看到一个四岁的孩子被拽住胳膊、脖颈上留着印子,第一反应是对她的愤怒。她大概没料到这个局面,她以为只要喊出那个词,舆论就会自动站到她这一边。你只要站出来,你就是勇敢的,你就是正确的,你就是下一个被全网心疼的人。这个叙事在她脑子里转了太多圈,转到她忘了看现实一眼。
这件事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她为什么会这么做,恰恰在于她为什么敢这么做。一个成年人,在公共场合,对一个四岁孩子动手拉扯,事后不依不饶,要求对方家长书面承认“故意冒犯”。过去几年里,类似的操作反复上演,只要把“性骚扰”三个字抛出来,就能在舆论场上占据一个几乎不可能被反驳的位置。这套打法已经成熟到了可以复制的地步,成熟到了让一个普通人在餐厅里对四岁孩子下手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不过我觉得,即便舆论现在大多都在谴责她,她也不会付出什么实质性的代价。调解已经进行了三次,每一次都要把这件事重新翻出来讲一遍。家长要反复解释孩子只是路过时无意碰到,要向一个根本不打算相信他们的人解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消耗。而那个四岁的孩子,他可能还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有个陌生的阿姨突然很凶地拉住他,他只知道自己的脖子很疼。可这些都不算“代价”,在现行的规则下,这些都只是“误会引发的摩擦”。
只要“指控”这个动作本身依然不附带任何责任,只要“性骚扰”这个标签依然可以随手贴出去,而不用担心贴错了怎么办,类似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后天可能是办公室里一个递文件时手碰了一下同事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活在一个随时可能被指控的环境里,这种恐惧会慢慢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地铁上大家把手举得高高的,办公室里人人保持两米距离,公共场合所有人都小心翼翼。一个时代里,什么样的行为被鼓励,什么样的行为被惩罚,慢慢就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道德面貌。过去几年,我们亲眼看着一种“谁先喊谁有理”的风气在生长。喊的人得到了关注、同情、流量,被喊的人即便最后证明清白,也已经脱了一层皮。这种奖惩结构一旦稳固下来,它就会反过来塑造人们的行为预期。一个人走在路上,他需要知道自己不会无缘无故被扣上一顶摘不掉的帽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出门,他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因为一个无心的动作就被当成“冒犯者”。一个人被冤枉了,他需要知道喊冤有用,需要知道真相最终会站在他这边。这些最基本的安全感,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长沙这个四岁男孩的遭遇之所以让人愤怒,是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