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工人，门口停60辆私家车！印度CEO急了

阿克沙特·坎德尔瓦尔是印度Nuflower食品与营养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2026年9月25日，他在印度《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记录了自己上个月在山东青岛附近一家机械厂的见闻。文章开头只写了一个细节：这家工厂满负荷运转时最多100名工人，但厂区里外停了超过60辆汽车。他问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大多数工人都是开车上班的。

我读到这个细节时的第一反应是，坎德尔瓦尔看到的场景在中国制造业里实在太普通了。随便走进长三角或者珠三角的一家工厂，门口停满工人的车早就是常态。但对一个来自印度的实业家来说，这个画面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他自己在文章里写道，在印度，工厂停车场里的车几乎全是管理层的——老板、高管、经理，普通工人的工资根本买不起汽车。

我认为，坎德尔瓦尔这篇文章之所以在印度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讨论，不是因为他写了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因为他用一个人人都能看懂的细节，揭开了印度社会最不愿意面对的一层现实。工厂停车场停着谁的车，这件事看起来是个小事，但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成果到底有没有惠及普通劳动者这个根本问题。

坎德尔瓦尔在文章里把中国工人的这种状态称为中国的“福特时刻”。他指的是1914年亨利·福特将福特汽车公司工人的工资翻倍，使工人能够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由此开启了现代大众消费与规模工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我觉得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因为福特时刻的本质不是某个企业家的善心，而是当工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产率和工资之间会形成一种正向反馈——工人创造的产值越高，拿到的工资就越多，而工资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又会反过来支撑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四十年里，就是把这个循环跑到了全球最大的规模。坎德尔瓦尔列出的对比数据，每一组都让我觉得差距的深度远超大多数人的直觉。钢铁年产量方面，中国约10亿吨，印度约1.5亿吨，接近7倍的差距。汽车年产销量方面，中国超过3000万辆，印度约600万辆，相差5倍。年发电量方面，中国突破10万亿千瓦时，印度约2万亿千瓦时，同样相差5倍。

我特别关注发电量这组数据，因为电力是工业生产的血液，发电量的差距直接反映了两国工业产能的实际水平。中国一年的发电量比美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总和还要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汽车保有量的差距更让我感到震撼。中国每千人超过260辆，印度每千人约34辆，接近8倍的差距。公安部2025年底的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66亿辆，印度大约5000万辆。坎德尔瓦尔还提到，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6台空调，而印度拥有空调的家庭不到10%。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是印度普通工人年收入的近5倍。

我仔细算了一笔账来理解这种差距到底意味着什么。印度制造业工人的月薪折合人民币大约1500到2500元，而印度最便宜的入门级汽车塔塔Nano，裸车价格也要3.5万元人民币。一个印度工人如果想买这辆车，需要不吃不喝攒14个月的工资。而且这还没算上保险、油费和保养。印度普通工人的养车成本每月接近400元，占家庭收入的两成。

反观中国，一个月薪四五千的工人，买一辆三五万元的国产车或者二手车，门槛要低得多。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国产新能源车十万以内就能搞定，二手车市场三五万元的选择一大堆。这种消费能力的差距，直接体现在了两国汽车保有量的数据上。

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差距简单归结为“中国比印度富”，但这个解释太表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拥有14亿人口的两个国家，工业化的成果传导到普通工人身上的效果会差这么多。坎德尔瓦尔在他的文章里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解释：制造业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业。

这个经济学概念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工厂越大、产量越高，分摊到每一件产品上的设备折旧、研发投入、管理成本就越低。当一个国家一年生产10亿吨钢铁的时候，它的吨钢成本、技术迭代速度和工人生产效率，都不是一个一年只产1.5亿吨钢铁的国家能比的。规模大意味着单位成本低，成本低意味着产品有价格竞争力，有竞争力就能拿到更多订单，订单多了规模就更大。这个循环一旦转起来，后来者追赶的难度不是线性增长的，而是指数级增长的。

我认为这才是印度真正焦虑的根源。坎德尔瓦尔作为印度实业家，他最清楚印度制造业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局。印度喊了十年“印度制造”的口号，莫迪政府推出了各种补贴政策，但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至今仍然停留在15%到17%之间，距离政府设定的25%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印度制造业PMI在2025年12月跌到了55，是3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反映出印度工业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

更让我觉得印度处境尴尬的是，印度越想发展制造业，就越离不开中国。坎德尔瓦尔在文章里点了一笔账：去年印度从中国进口了超过110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很多是工厂用的机械设备。他写了一句很重的话：“我们正付钱给中国，让他们来建设我们的工厂。”

实际数据比他说的还严重。2025至2026财年数据显示，印度对华贸易逆差约1121亿美元，印度自中国进口约1316亿美元，对华出口约195亿美元，进口是出口的将近7倍。印度制药业90%以上的活性药物成分从中国进口，汽车产业93%的稀土磁体依赖中国供应。在机床领域，印度整个国家的机床进口依赖程度超过70%，中国占印度数控机床进口的75%。

我注意到一个特别讽刺的现象：印度政府一方面喊着要降低对华依赖，另一方面印度的私营企业却在不断催促政府放宽对中国设备的进口限制。据路透社2025年9月30日的报道，印度私营煤电生产商正敦促印度政府放宽对中国设备的进口限制，允许从中国进口更多煤电设备。

这些企业表示，中国设备是唯一选择，因为其他国家的产品在价格和交货周期上都无法满足需求。这个事实说明，印度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不是政策能轻易切断的，而是由成本和效率决定的。我认为坎德尔瓦尔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他列出的那些数据——那些数据在各类国际组织的报告里都能找到——而在于他作为印度实业家的身份和他得出的结论。

他在文章结尾写道：通往“一流国家”地位没有捷径可走，不是依靠服务业主导的增长模式，也不是尚未得到验证的人工智能主导的繁荣承诺，而是过去一百年里每一个实现赶超的国家所打造的“不起眼”的基础：钢铁、能源、汽车、水泥、铝、生产机械等等，而且必须以与人口规模相称的规模来建设它们。

这段话让我觉得坎德尔瓦尔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印度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服务业拉动，IT外包、软件出口、金融后台这些行业确实为印度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但这些行业的就业容量有限，能吸纳的劳动力不到印度总劳动力的10%。印度每年有超过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人的就业出路在哪里？如果制造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印度的人口红利就会变成人口负担。

我进一步思考坎德尔瓦尔在文章里的另一个重要判断：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差距，远比大多数印度人想象的要大。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因为印度国内长期存在一种乐观情绪，认为印度的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最终会帮助它赶上甚至超过中国。但坎德尔瓦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印度读者，这种乐观情绪缺乏事实基础。

印度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工业规模不够大。NITI Aayog的成员阿尔文德·维尔马尼指出，印度制造业面临三个硬性约束：土地供应和征用延迟、工业电价过高、教育和技能差距。这三个问题每一个都是结构性的，不是靠短期政策就能解决的。

土地问题在印度尤其棘手。印度的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政府要建设工业园区，需要和大量土地所有者逐一谈判，这个过程可能耗时数年甚至数十年。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能够快速完成土地整合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理条件。印度在这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导致很多工业项目在土地征用阶段就陷入僵局。

电力问题是另一个我特别关注的瓶颈。印度工业电价经常高于生产成本，电力供应不稳定，很多工厂需要自备柴油发电机来应对停电。中国的年发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电网覆盖率和供电稳定性都处于世界前列。对于一个需要连续生产的制造业体系来说，稳定的电力供应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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