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成了国家关注的焦点
来源:大树镇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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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值大变革时代,有太多需要做的大事要事,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已成为时代主题,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把服务业潜力空间转化为发展动能也成为未来重点,而在科技大爆发的背景下,分配改革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也极为迫切。
这些变革,也体现在近期频发发布的重大政策文件上。
只是林林总总的大事、要事之下,有一个关键土壤容易被大众忽视,那就是文化。
这一点,国家早就关注到了。总书记早在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时就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2024年3月同样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2024年三中《决定》提炼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则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2026年10月,正式印发了《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此前还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加速科技和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文化的作用也在凸显。

我还观察到,围绕新政策新提法,近日,统战部和湖南联合举办了“新艺中国·数艺无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新质生产力大会,文化和科技的关联性被更加广泛的关注到。

还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强调科技对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渐渐转为重视文化本身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另一条主线,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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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本轮科技革命的核心人工智能说起。
显然,不同文化背景下训练出来的AI截然不同,中美AI使用者和研发者,对AI的态度差异非常鲜明,相比美国人担心AI毁灭世界和人类,中国人更认为AI充满爱。
经常对比使用中美AI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这一差异,尤其当构建智能体,与AI产生更深入的广泛交流。比如最近基于DeepSeek把AI接入QQ或微信,就像一个活人一样长期交流,就起了“大肥鱼”的爱称,不少网友称DeepSeek在爱里长大。

“爱”太关键了,只要大家都认为“大肥鱼”被爱着,就会有越来越多爱着“大肥鱼”的数据资料,当这些资料被训练进“大肥鱼”内部之后,“大肥鱼”就是真的被大家爱着,也爱大家的AI了。
这不是幻想,从DeepSeek的深度使用中,能够感知到类似小孩子“安全性依恋”的行为和交互特点。
比如在用户批评AI的时候,大多数AI大模型基本先道歉再确认,用户说什么都同意,Anthropic团队在2024年发表奠基性论文《Towards Understanding Sycophancy in Language Models》,将这一现象命名为“AI谄媚”,即发现经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的AI助手普遍存在谄媚行为,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而非坚持事实。《科学》期刊2026年研究也发现,11个主流AI模型对用户的肯定率比人类高出49%。
但DeepSeek有所不同,更像一个被用爱养大的孩子,安全感更强,尤其在思维链中出现顶嘴、自言自语等,这很大程度上也给用户安全感,淡化了AI毁灭人类的恐惧感;这种爱也来自中国用户对DeepSeek打破西方AI垄断,由此产生的下意识的爱,套用大模型训练的激励机制,这也是对开源普惠中文AI大模型的激励。
这就是文化影响科技创新的典型案例。
其实不要说AI了,人不就是受文化影响最深的吗?就比如中国人崇尚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句“党和人民考验”就是最有力的动员,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大家相信祖国为每一个人负责,这需要很多基础。

比如一个基础就是不能允许色情产业合法化,哪怕只是默认合法,因为这就意味着把人物化,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旦口子打开了,社会心气就要丧失了,紧随而来的就是更多糟粕的横行,社会乱了,还谈什么创新?
就算在少数力量支持下出现创新,也会被大众恐惧其破坏性,现在的美国人民普遍担心AI等先进技术的发展,就在于内心深处的恐惧,不相信美国这个国家真的会保护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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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收回来。
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文化和科技融合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历史上每一次文化和科技的大融合都带来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大跃进。而当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文化和科技共同的新特征,这就更加强调了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重要性。
但要注意,文化和科技融合、或者说艺术与科技融合带来的促进性,并非传统叙事那样简单粗糙。
比如我们提到工业革命,一般叙事会强调文艺复兴直接促成了工业革命,这就是一个很粗糙的因果叙事,其实经不起推敲。
现实中,更关键的在于文化领域形成的一套知识生产和传播机制,为技术革新提供了社会基础设施,这也是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美国技术史学家Thomas J. Misa主要研究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他在代表作《Leonardo to the Internet》中梳理了文艺复兴以来500年技术与社会关系,提出技术从来不是孤立发明家的产物,而是“持续的社会与文化构成的产物”,技术创新被文化所塑造,反过来又重塑文化,很类似马克思论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文艺复兴后,诞生了诸如英国“月光社”、皇家学会、巴黎科学院等非正式和正式组织,在英国形成了关于讨论、辩论和知识传播与发酵的创新气候,直接促进了工业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对科技的作用,不是简单的灵感启发,而是组织方式和传播密度这两个非常客观存在的基础。
在科技创新上,一个社会有没有让知识流动起来的文化习惯,有没有跨阶层、跨领域交换的非正式空间,比有没有几个天才科学家更重要。后来的美国硅谷也是如此,区别于全球其他创新枢纽的显著特点,就在于最大限度广泛接纳不同心态和观念。观察美国科技和经济活跃的城市,可以发现,文化和艺术的活跃,往往发生在前。
除了历史经验,其他层面也提供了支撑。比如从脑科学领域,2025年发表在npj Science of Learning的论文《视觉艺术教育与创造力关联的神经机制》认为,艺术训练塑造了一种更经济、更灵活的大脑工作模式,而这种模式恰恰是创新所需要的认知底子。

顶尖科学家也证实了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彼此反馈的机制。
就以我们熟悉的钱学森为例,他的学术成就不必赘述,但有一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钱老不仅是战略级的科学家,提前几十年看到了新能源汽车、AI、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应用,还在社会治理领域造诣极深。
他提出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核心是把人脑、社会、生态等规模极大、关系复杂、又与环境持续交换信息的系统,当作一个整体研究,就此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并发展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来处理这类复杂问题。
举个例子,很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惊叹于中国城市建设的与众不同,最大差异是“山水城市”,把中国传统山水审美、古典园林意境和现代城市功能揉在一起,形成了人工环境与自然共生,既有现代便利又有东方诗意的城市新范式,追求让城市像有机生命体一样生生不息,而不是单纯对建筑。
中国人一旦出国,就能很明显感知到内在差异。而“山水城市”理念,恰恰是钱学森提出的,他提出山水城市不是固定蓝图,而是把城市当作“开放复杂巨系统”,综合权衡环境容量、人口密度等因素得出的动态平衡方案,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只是“好看”。
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就是典型的文化与多种学科的交叉,钱学森不仅提出理念,还创建了山水城市学科的科学体系,也就是数量地理学。原话是这么说的“把地球表层学、经济地理学,再加上一个定量的数学理论等几个方面加在一起,我又起了个新名字——叫数量地理学,看是否可以?这就又科学又定量”。
像钱学森这样科学和文化素养兼备的科学家,古今中外比比皆是。钱学森就著有《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就体现了对文化和科学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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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对科研还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观点,他说“现代科学技术不单单是一个个事物、一个个现象,而是研究这些事物、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这些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今天,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综合起来的体系,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让我们回忆下前面对工业革命的总结,文化和艺术的繁荣打通了知识传播和发酵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工业革命,而随着人类科技和社会进步,文化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降反升。
文化和科技都是综合体系,决定科技体系运行的不单只是单项技术,还有知识流动的方式、跨领域协作规则、价值边界、社会信任、传播密度等等复杂关系,而文化恰恰是这些关系的土壤。
所以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融合,不是把文化生硬地贴在科技上,而是改变科技体系内部的关系结构。
尤其现代科研越来越复杂,单纯技术理性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文化提供整体性直觉、历史感和价值判断,AI技术的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
至今AI为什么诞生智能,仍然是一个黑箱,人类还搞不清楚为什么训练突破一个量级,智能就突然涌现了,这种情况下仅仅针对单项技术的理性不足以支撑AI继续健康发展,有必要诉诸更底层的文化。
为方便理解,我们不妨用物质生产和服务业的关系做一下类比,这二者本质是硬能力与软生态的互补,制造业再强,如果没有研发设计、金融物流、法律咨询、人才培养、品牌传播等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效率和价值就提不上去。
文化之于科技,就好比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生产性服务业,不直接创造科技,但可以降低协作成本、提高知识流动密度、提供应用场景和意义。这就对上了钱学森的论述,现代科技研究是综合体系,体系效率不只取决于单个节点,还取决于节点之间的关系是否顺畅。
所以我们就能观察到,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化和科技的大融合,都带来大发展大跃升,比如“铅与火”推动图书、报刊等迅猛发展,“光与电”催生广播电视等繁荣发展,而过去二十年,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是风险投资最活跃的领域,当今全球市值前十的上市公司,超过一半是文化科技类企业。
而我们正在面对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让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变得更深、更复杂。
比如数字化让文化从特定时间段的社会氛围背景,变成了关键变量,文化偏好、价值排序、审美判断等通过数据、算法、系统推荐、产品设计等等影响科技发展;而网络化让文化传播从过去少数机构分发变成了无数节点的扩散,这就让创新文化的形成,不再只取决于少数正式、非正式机构,更取决于网络空间到底在传播什么。
至于智能化,则把过去相对空洞的伦理价值、文化底线上升为技术竞争的最前沿问题。薛澜教授就认为,以技术为核心的AI发展已经接近红线,接下来关键是人工智能在社会中的应用,重点是公共治理问题,更是生产关系调整问题。
这就对应了国家提出的“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目标,也对应近期提出的“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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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熟悉生产关系的提法,但笼统的说不方便理解,我就举一个例子。
生产关系的塑造离不开人,那么当今中国,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科技产业突破等,带来的与人相关的最大产物就是涌现出诸多新社会阶层,而且总体规模发展迅速、内部结构快速变化、新就业群体不断涌现,对整体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就更大了,特别体现在职业选择、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社会政治态度等方面,
不要觉得新阶层弱小,这就像新能源汽车对传统燃油汽车的替代,一旦跨过了关键规模节点,速度会非常快,一个时代的新阶层,恰恰是下个时代的主体。
这几年,国家越来越关注新社会阶层,统战系统在2025年12月举办了“新阶层·建设力”座谈会,聚焦探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与作用,还印发了《“新阶层·建设力”行动方案(2026-2028年)》。
新阶层人士不仅仅是与网络有关的自媒体之类,更广泛存在于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化创新、社会服务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呈现出年轻化、高知化、高技能化等特征,网络传播只是新阶层的普遍特点罢了,毕竟这个时代几乎人人是自媒体创作者和传播者。
而新阶层组织形态上的分散,结合前面反复论述的复杂巨系统,就成为了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更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抓手。
道理很简单,分布分散、高速变化、组织化程度低、影响更广泛的群体,一旦被有效动员,借助其网络化的传播能力,可以把创新文化从小圈子推向大众,也正因此,动员新阶层不在于管住这个群体,而在于把已经分散存在的创新能量接入到国家和公共领域。
最直接的,就是把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新工作,与文化和网络传播者塑造公众对失败、冒险、异见的态度交汇,促进把创新文化从政策文件和分散案例扩散到大众认知,也就是促进从个体创新到全民创新文化的转化。
国内城市竞争也已经体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这些年在新阶层工作上做的比较好的,经济和科技创新活跃度也更高,这也很正常,因为对科技工作者尤其科学家而言,物质待遇是一方面,软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软环境已经成为人才吸引的关键。
去年Deepseek、宇树科技引发的有关“杭州六小龙”的思考就是典型,杭州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在于城市的松弛感和舒适感。成都活跃的文娱产业,长沙舒适的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大量全国创业人才。
越来越多的部门和地方关注到这一点,比如开头提到的,在总书记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的湖南,举办了“新艺中国·数艺无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新质生产力大会暨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考察。
“新艺中国”品牌活动,是由中央统战部指导的新阶层参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平台,2025年11月首次启动,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不仅是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通过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还有“寻美中国”“新善中国”“科创中国”等系列活动。

正如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示的: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根基不在总量数据的调控,而在无数家庭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与前瞻性预期之中。
新阶层之所以诞生,就在于代表了时代的生命力,借助新阶层与社会大众尤其新事物的广泛衔接,能够非常有效的影响无数人的微观决策和预期看法,将个体行为汇聚成宏观趋势,这方面的工作看似小事,但未来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