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奥特快谈
除了“民主党建制派大佬”、“多边主义旗手”、“奥巴马的好伙伴”这些标签外，《纽约书评》关于拜登的这篇长文展现了其鲜少为人关注的另外两个关键词：哥特式人物 and 爱尔兰白人。作为一种发端于中世纪的艺术风格，哥特式往往与死亡、阴郁、悲伤等主题相关。之所以说拜登是美国政坛最具哥特色彩的人物，因为他的个人经历中充满了各种与死亡相关的苦难——1972年，一场车祸夺走了他妻女的生命；2015年，他又白发人送黑发人，送走了他因脑癌复发而去世的儿子博·拜登。与死亡相关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他对痛苦的感知，以至于更能与他人共情，并通过在绝望与痛苦中的“感同身受”成为与他人拉进距离的方式。拜登的另一个身份“爱尔兰白人”，其中的白人属性让他更容易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爱尔兰裔背景又让他更容易与黑人等边缘群体打好交道（因为爱尔兰人在历史上也饱受苦难）。
概言之，“哥特式人物”在共情上的长处，以及“爱尔兰白人”在种族与历史身份上的讨巧，让拜登与其他政治人物相比更具备某种意义上的“统战优势”。这也正是拜登为人处世乃至执政风格的核心特点——尽可能避免激烈对抗，而是希望通过用协商的方式和稀泥般地建立统一战线，一点点实现目的。但是，这恰恰又是最可悲之处。拜登之所以常常被人嘲笑为“政治老古董”，因为“协商式政治”、“统战式政治”这种政府运作的理想做法在一个日益极化的时代变得越来越艰难。当政治运作从协商变成站队，当两党之争从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好变成单纯给对方使绊子，拜登这样活在上个世纪的“传统政治人物”即便可以凭借各路人马对特朗普共同的恨而上台，恐怕也无法在台上走得更远，更难以弥合因极化而产生的裂痕。正如文章末尾所言，“但是主时钟已经走得太远了。肯尼迪家族已经去世太久了。曾经承诺要让时光倒流的拜登，越来越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的无情。”“这些年来，我发现”，乔·拜登在他最近出版的畅销回忆录《答应我，爸爸》中写道，“虽然我的存在让那些悲伤时刻历历在目，但它几乎总能给那些遭受突然和意外损失的人带来一些安慰……当我和哀悼的人们交谈时，他们知道我所言来自于我的经历。书中最感人的部分不是拜登如何用克制和令人心碎的文字描述他的爱子博·拜登慢慢走向生命终结，而是仅仅出现了两次的有关刘伟唐（音译）的部分。2014年圣诞节前那个周六，纽约市有两名警察被谋杀，刘伟唐的儿子刘文健（音译）是其中一名。拜登曾拜访刘伟唐在布鲁克林的家，以示慰问。
这位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不怎么会说英语，但拜登察觉到他需要一些与他人身体的接触，需要抚摸来获得安慰：“他偶尔会靠向我，肩膀会碰到我的胳膊……我没有抽开，而是靠了过去，好让他能感觉到我在那儿。”
当拜登最终离开时，刘伟唐陪他走出家门，在一排站岗的警察面前拥抱了他。“他（刘伟唐）紧紧地抱着我，好长时间，好像舍不得让我走。”五个月后，博·拜登去世，拜登在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圣安东尼教堂守灵。他看到，长长的送葬者队伍里，出现了刘伟唐的身影。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他只是走过来拥抱我。能拥抱一个理解我的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抱着我不放。”乔·拜登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具哥特式风格的人物。他似乎一直在被死亡困扰，不仅被他的家庭所承受的私人悲剧困扰，还被一种更广泛的、更广为人知的的失落感困扰。理查德·本·克莱默在对1988年总统初选的经典记述《代价是什么》一书中写到，媒体总用那场严重车祸来不断巩固拜登的悲情人设。当时拜登29岁，刚当选参议员不久，他的第一任妻子妮莉亚和女儿在那场车祸中丧生（他的两个儿子，博和亨特也在这场车祸里受了伤）。克莱默说，“每当他们提到拜登的名字时，后面的词儿就像他的标准头衔一样——‘乔·拜登，一个经历了人生悲痛的人’。”即使是现在，当亨特·拜登的名字出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听证会上时，它的背后都仿佛有亡魂在注视：亨特是拜登的已故妻子妮莉亚的娘家姓。特朗普抓住亨特在乌克兰能源公司Burisma董事会任职一事不放，而这源于一个无疑值得审查的事实：乔·拜登,在他的回忆录《答应我,爸爸》里详细叙述了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深入参与了乌克兰关系事务。这让人很难相信，亨特和Burisma的关系仅仅是巧合。但这个故事被疯狂地关注，就像许多有关拜登一家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恐惧和悲痛。这种恐惧是特朗普对拜登成为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争对手的恐惧，焦虑的情绪变成疯狂的偏执。这种悲痛促使拜登迫切想要保护他还活着的儿子，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亨特死去的母亲和弟弟。然而，即使这些可怕的损失没有降临到他的家人身上，拜登也会和逝去的人保持非常公开的关系。被谋杀的肯尼迪家族一直围绕着他。在他的竞选演讲中，拜登提到了自己和妹妹瓦莱丽(Valerie)在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的葬礼火车经过时曾公开哭泣的情景。在他政治生涯的头几十年里，他的主要目标是让这些逝者（的思想）能够通过他东山再起。1983年，在大西洋城的新泽西州民主党大会,那场人们第一次把拜登作为一个潜在总统候选人来讨论的演讲中，他向逝去之人所许的愿，倾覆了殿堂:“我们的政治英雄被杀害，并不意味着深埋在我们破碎的心中的梦想已逝。”拜登在他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信守诺言》中写道:“我记得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房间里的氛围，它对人们的影响像一种身体上的感觉又回流到我身上。我能看到观众在哭。”拜登还意识到，在通灵死者时，他允许每个听众“用自己的理解填充我的话……毕竟，每个人在他破碎的心里都埋藏着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这里，拜登既是一个安慰者，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因为他真正所言的是，肯尼迪家族在他身上延续了下去。拜登的传记作者朱尔斯·威特盖夫（Jules Witcover）在1987年这样写过拜登，那时后者正处于民主党初选早期，“他把自己塑造成下一个年轻的、正在崛起的约翰·F·肯尼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拜登对爱荷华州欢呼的民主党信徒说……‘我觉得1988年大概会变成1960年’。”
拜
登首次参与总统竞选，1988当然，那是肯尼迪总统的当选之年。拜登甚至重复了肯尼迪的口号:“让美国再次行动起来。”另一位逝去的肯尼迪家族成员的鬼魂也盘旋在拜登周围。对于1988年那些试图为拜登塑造出一个宏大故事的竞选经理们，克莱默（《代价是什么》的作者）写道:“并不是他们想让乔成为罗伯特·肯尼迪，只是碰巧对那个时代，对整整一代人来说，罗伯特·肯尼迪很重要。要传递的真正信息是:整整一代人在奋争一个更好的世界中迷失，被淹没，被驱离。20年前，在68年，血腥的68年，蝗虫年，春季攻势，芝加哥公约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马丁·路德·金的被谋杀…鲍比·肯尼迪！这才是重点！现在，整整一代人必须回来，他们必须醒悟！”拜登不仅是已故肯尼迪家族的化身，还是一种政治上的亡灵巫师，召唤着一整代人，他们徘徊在在公民地狱、迷失在民主参与世界中。拜登也成为了一个可以想象地逆转时间的人，他可以把我们带回到1960年，回到故事的开头，这样故事可以再讲一遍，而没有血淋淋的书页记录。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是什么赋予了拜登权利来做出如此宏大的声明?这不是经验的权威——我当时就站在我们被谋杀的英雄身边。在20世纪6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即反对越南战争和争取民权运动中，乔·拜登显然不在那里。威尔明顿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但他似乎没有参加任何抗议活动。大学的延期使他免于被征召去越南的危险。1968年和1969年，在马丁·路德·金遇刺而引发的骚乱后，威尔明顿被特拉华国民警卫队军事占领了整整9个月。在《信守诺言》中，拜登回忆说，他每天在去律师事务所上班的路上，都会经过那些“六英尺高、身穿制服、手持步枪的白人士兵”。他坦言，在东威尔明顿的黑人社区，这些白人士兵在街道上“徘徊”，而“母亲们害怕她们的孩子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最终死去。”但随后，他把她们的恐惧融入进一段轶事中，这个故事讲述了六年前他在一个黑人区当救生员时，如何第一次结识了黑人。这个非同寻常的政治事件——一个被军事占领的美国城市——变成了一个唤醒同情的亲密故事。虽然没有亲自参与斗争，但这并没有阻止拜登在竞选总统时为自己编造民权（运动）历史。克莱默在书中记录了拜登在1988年初选时的言辞:“乔开始了他的生活……他是如何开始民权运动的……还记得吗?游行?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他们在人群中点头致意，他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当然是这样。”即使当拜登的助手警告他不要再说这些，因为那不是真的，他还是忍不住继续道:“伙计们，当我开始公共生活时，参加民权运动中，我们游行以改变人们的态度。”正如威特盖夫指出的那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避免了街头抗议或任何带有非暴力反抗意味的活动。”他是20世纪60年代伟大运动的一个关注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
那么，拜登怎么能把自己想象成肯尼迪家族的转世呢?一个词:爱尔兰天主教徒。他对这一遗产的主张不是经验性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它是种族和宗教的。肯尼迪家族定义了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的政治身份——白人(即使这个家族明显享有特权)，但由于爱尔兰历史的残酷和天主教徒的局外人地位，他们理应不会犯下严重的种族压迫罪行。这个政治身份的承诺是充当跨越美国社会大鸿沟的桥梁，它的主流程度足以与占多数的白人建立联系，但它对过去苦难的记忆也足以与占少数的黑人建立联系。它潜在的吸引力正是拜登所体现的——“对他们痛苦的深刻感受”植根于“对悲伤时代的生动记忆”。这是拜登在给自己下定义时所选择的，正如他在整个公共事业生涯中所做的那样:“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拜登并不是一个爱尔兰人的名字——在《信守承诺》中，拜登的爱尔兰裔美国姑妈格蒂·布威特(Gertie Blewitt)告诉他:“你父亲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英格兰人。”拜登的中间名罗毕内特也不是爱尔兰人的名字。罗毕内特家族是拜登祖母的亲戚，他们在美国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宾夕法尼亚州米迪亚附近的一块土地，这片土地最初是由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授予的。所以，如果拜登愿意的话，他本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美国男孩。相反，他认同母亲的种族血统，正如他在《答应我，爸爸》中所说的那样，他将自己看作“梅奥郡的布里维茨人……和劳斯郡的芬尼根人的后裔，这些人住在爱尔兰海一个不稳定的小海湾上”。毫无疑问，拜登的部分吸引力来自他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这也是他最大的安慰。但另一部分是对美国历史及其罪责的巨大逃避。拜登回忆说，那位美国姑妈还曾告诉他，1920年臭名昭著的英国非正规军被派去镇压爱尔兰民族主义叛乱:“我上楼躺在床上，她就过来挠着我的背说:‘现在你还记得乔伊关于黑皮肤和棕皮肤人种的事吧?’她从来没有见过黑皮肤和棕褐色皮肤，她对他们一无所知，但她却能一五一十地背出来。很明显，有一些移民来到这，他们可以谈论这个问题，他们有亲戚在那里。她出生于1887年。她讲完故事后，我就坐在那儿或躺在床上，只要有一点响声，我就想:‘他们上楼来了’。”这是对间接压迫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拜登在美国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后来上的是威尔明顿的阿克米尔中学，这是一所享有特权的自费天主教高中。即使作为一名全国性的政治家，他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反天主教的攻击。但是，作为一个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把自己与爱尔兰的压迫历史联系在一起，从美国白人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你们的祖宗虽犯罪，但现在并没有犯罪。就像在1974年，拜登为自己反对在威尔明顿用巴士（载黑人小孩）而辩护时所说的，“我觉得我应该为今天的情况负责，为我自己这一代人的罪恶负责。如果我对三百年前发生的事负有责任，那我就死定了。”
很明显，他所说的“发生了什么”指的是奴隶制。爱尔兰人怎么能对此负责呢?不过，最重要的是，身为爱尔兰天主教徒，这创造了肯尼迪家族转世的可能性。拜登的愿望从他成年时就许下了。他告诉第一任妻子妮莉亚，他将在30岁时成为参议员，然后成为美国总统。他达成第一个愿望完全是通过厚脸皮，与现任共和党人凯尔·博格斯(Cale Boggs)展开较量。博格斯连续7次赢得选举，在州和联邦政府任职长达26年。拜登获得提名是因为没有严肃的民主党人想要与博格斯竞选。但肯尼迪的魔法奏效了。很明显，拜登认为这可能会一直奏效。克莱默曾在上世纪80年代报道过拜登的一个幻想项目，他打算买一块17英亩的土地而让他的大家庭在一起，只是住在不同的房子里:“乔、吉尔和孩子们会住大的那个，然后是招待所……那是一个大院，是……海恩尼斯波特!他可以在《生活》杂志上看到那该死的东西，他现在就可以把照片摆出来…拜登一家，第一家庭。”和肯尼迪家族一样，这个第一家庭也是王朝式的。拜登在《答应我，爸爸》中写道:“我非常确信博总有一天会竞选总统，在他哥哥的帮助下，他一定会赢。”读者可以想象，通过唤起兄弟情谊，亨特可能会接替博。上世纪60年代，因肯尼迪家族被谋杀而被夺走的美国爱尔兰天主教朝(Irish Catholic dynasty)，将在80年代卷土重来，而且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在政治层面上，拜登愿望的第二部分——成为总统——使他成为了一名荒野猎人。克拉默在记录1988年总统初选的书中写道，吉尔·拜登（拜登的现任妻子）当时很想知道，“如果乔突然爆发，跑到终点，然后突然跑了进来……然后他们又跑了一遍又一遍。那是她的噩梦:他跑了，靠近了，然后就永远停不下来。”她的噩梦变成了现实。拜登填写了1984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参选文件，1988年竞选总统提名，2008年再次竞选，2020年又再次参选。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年轻和英俊都不足以让拜登成为RFK（罗伯特·肯尼迪）的继承人。让我们回到1983年拜登在大西洋城的演讲上，在那次演讲中，拜登提到了被谋杀的英雄。与肯尼迪试图在黑人和白人工人阶级之间建立真正的团结相比，那次演讲对团结的呼吁要苍白得多。与RFK一样，拜登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能够超越阶级、种族、性别和党派的人物，但这一次不是以彻底变革的名义，而仅仅是修辞上的虚构。他敦促民主党人竞选时“不要以黑人或白人的身份；不要以工人或专家；不要以富人或穷人；不要以男人或女人，甚至不要以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而是作为上帝的子民，为美国梦服务”。最后一句的完全空洞并不意味着超越分裂，而只是逃避权力、特权和系统压迫的所有问题。拜登最有希望的总统竞选，也是他的第一次竞选，却被罗伯特·肯尼迪给搅乱了。拜登遇到了麻烦，因为他被揭露抄袭了当时英国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的演讲。但他可能挺过了这场风暴，因为他好几次在使用相同材料之前就已归功于基诺克。真正摧毁他的是，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演讲中，他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一段RFK攻击“底线”的长篇大论:“底线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生活的一切……除了那些让生活有价值的东西。”原创演讲稿的作者亚当·瓦林斯基(Adam Walinsky)指责拜登“假装情绪”。然而，没有人能指责拜登假装肯尼迪的特质是悲剧。在这场悲剧中，爱尔兰天主教的梦想还有另一面。为成功而奋斗的这对神秘的孪生兄弟，几乎是希腊人对命运反复无常的理解。肯尼迪家族的辉煌成就伴随着可怕的死亡人数。拜登残酷地忍受了痛苦，但却从未与崛起的魅力相匹配。他的手腕上戴着死去儿子的念珠，在黑暗的时刻诵经祷告。它的高潮是对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母亲发出的绝望呼喊:“可怜的被放逐的夏娃的孩子们，我们向你呼喊。在这泪谷中，我们向你发出叹息、悲哀和哭泣。”拜登大多数时间都活在泪谷中，在这段漫长的逗留期间，他的爱尔兰身份不仅是一种替代压迫。这是一种构造悲伤的方式。在《答应我，爸爸》一书中，拜登引用了爱尔兰裔美国政治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话:“如果不理解生活将把你击倒，就等于不理解生活的爱尔兰性。”因此，在博的追悼会上，一个非裔美国人合唱组被选中演奏“欢乐的音乐”时，拜登指出，还有“风笛手加入了爱尔兰人的悲伤哀鸣”。在葬礼致辞中，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引用了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Patrick Kavanagh)的一首歌曲中的一句话，在这首歌中，哀悼就像季节的流逝一样不可避免:“我说过，让悲伤成为黎明时分的一片落叶。”爱尔兰人与悲伤有着一种特别熟悉的关系，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在这里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爱尔兰人的悲痛哀嚎”是肯尼迪和拜登故事的配乐，在这些故事中，胜利总是被灾难笼罩着。在这种结构中，没有傲慢和复仇的轻松对立。就像奥巴马在博临终时对拜登说的那样，“生活是如此难以辨别”的意识是公正的——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没有简单地以美好和可怕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是将两者作为孪生兄弟混为一谈。
这种意识的政治表现不是美国梦的乐观辞藻；这是一种同理心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领导人分担公民的痛苦。虽然拜登在运用前者时显得空洞，但他一直是后者的有力践行者。“我们必须为那些感到被遗忘的人说话，”他在《答应我，爸爸》中写道。“他们必须知道我们知晓他们的绝望。”拜登总是更善于让人感到绝望，而不是用具体的、有计划的形式来表达希望。和拜登在一起，同胞之情是切实可感——他感受到了你。令人惊讶的是，他绝对亲力亲为。他把老爱尔兰警察的拍手动作扩展到了肢体接触的全新领域——拥抱。迈克尔·埃里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在为史蒂文·莱文斯顿(Steven Levingston)撰写的前言中写道，副总统“通过偶尔给老板（奥巴马）按摩肩膀，强化了他崇高的下属地位”。但克莱默注意到，拜登在1987年的一次竞选活动中也对一位匿名女性做过同样的事:“他温柔而果断地把手放在了她身上。在爱荷华州的康瑟尔布拉夫斯!他在她头顶上对着人群讲话时，把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就像他和她同甘共苦一样。”也许这并不是一种屈服或统治的姿态，而是一种对联系、触摸和被触摸、安慰和被安慰的渴望。“安慰的行为，”拜登写道，“总是让我感觉好一点，我很渴望感觉好一点。”这种搭手的行为有某种宗教的意味。这是一种交流的行为。但它也同时存在着深刻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即在 Me Too时代，触摸太容易引发有关性别、权力和同意的问题，而这显然不是拜登在议会虚情假意或其他场合中能想到的。要了解这在实践中会如何发挥作用，可以看看拜登在1991年10月给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打的电话。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曾被老布什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作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拜登负责这一过程。希尔私下写了一份托马斯对她性骚扰的报告。拜登给希尔打电话，正式邀请她在一个仓促安排的公开听证会上作证。希尔担心她会否受到保护而不被言语攻击，以及同样站出来指证托马斯的目击者是否也会被要求听证。以下是希尔的描述:“‘在我看来，我犯的唯一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应该早点意识到这一点。’参议员拜登在电话中承认道。‘哦，孩子，我同情你。我希望我不是主席，我是来做你的律师的。’当我告诉他我还没有找到法律顾问时，他补充道。我拼命克制着回答的冲动，一边疯狂地记下我们的谈话，希望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当他结束谈话时，我几乎能看到他瞬间闪现的微笑，让我们相信这次经历将是愉快的。”“哦，孩子，我同情你”是拜登的原话。如果他能通过电话，他肯定会按摩希尔的肩膀。没有理由认为他不老实。问题是他也同情克拉伦斯·托马斯。正如威特盖夫所说，“乔似乎在试图说服法官和他的女对手，他是他们的朋友。”在收到希尔的书面指控后，但在她作证之前，拜登在参议院说，“对这位参议员来说，这位提名人的人格毫无疑问……我相信有些事情根本不是问题。”随后，他又没有传唤能够证实希尔证词的两名女性——罗斯·乔丹(Rose Jourdain)和安吉拉·赖特(Angela Wright)——出席他的委员会。光有感觉是不够的:在托马斯听证会上，有关于性别、权力和公众审议性质的重大问题，而“哦，孩子”一词对于难以回答上述任何一个问题。
这并不是否认拜登的同情心的力量或诚意。它是真实的、根深蒂固的、从根本上说是正派的。它的核心是一种令人困惑的谦卑，人类在面对死亡时的无助，让生命“如此难以辨别”。作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那荒诞夸张的“伟大”的解毒剂，它具有真实的力量。这是一种不同的、更好的方式来谈论悲伤，让痛苦成为一种共有的东西，而不是怨恨的动力。但是，一种悲伤的政治是否足以抗衡一种不满的政治呢?它能解决结构性不平等带来的真正的不满吗？或者能够解决特朗普助长和体现出来的有害的自怜情绪吗?作为2020年总统候选人，拜登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他(尤其是年长的、男性的、白人的)是唯一能够治愈心碎和分裂的美国的人。但他不能一一拥抱选民。美国不可能再变得完整，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完整过。拜登的核心信念是，不公正是仁慈和努力的失败:“这个制度没有本质上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使之运转。”但分裂是真实的、深刻的、结构性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感情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让每个人都适应权力的平衡，而是改变这种平衡。安慰不是社会变革。仅仅安慰是不够的。当拜登还是副总统时，他就一直盯着自己官邸外的海军天文台的数字时钟。他在《答应我，爸爸》一书中回忆道:“红色的数字闪烁着，完美地嘀嗒嘀嗒着……这是美国精确的时间，由美国海军天文台的主时钟在不到100码远的地方记录着。”年轻的拜登以为他可以将时钟拨回1960年，但主时钟只朝着一个方向走，几十年过去了，这引发了一种意识——拜登总统将没有确切的时间。当他的豪华轿车驶上马萨诸塞大道时，他在脑海中看到:“时钟在我们身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仍在记录着时间。”随着岁月的流逝，拜登在一种宿命感的驱使下，继续朝着总统的梦想努力，岁月流逝间，他的命运变得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悲惨。开始时满怀希望的事情现在却带着绝望——除了当总统，还有什么能让他的所有痛苦变得有意义呢?但是主时钟已经走得太远了。肯尼迪家族已经去世太久了。“爱尔兰天主教徒”不再承载着反抗压迫的老弱者的力量。爱尔兰裔美国政治的重心现在聚集在特朗普周围:米克·穆瓦尼(Mick Mulvaney)、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白人的不满情绪淹没了共同悲伤的哀鸣。泪水谷已被吞并，成为享有特权的受苦的白人男性的堡垒。曾经承诺要让时光倒流的拜登，越来越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的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