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笨蛋，问题出在互联网

【文/弗朗西斯·福山】

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社会科学家、记者、评论员乃至几乎所有普通人，都在试图解释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人们列出了一系列常见诱因：

1、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发的经济不平等。

2、地位下滑群体所表现出的种族主义、本土主义与宗教偏执。

3、教育水平与居住地域导致的人群分化，以及对精英阶层与专家主导地位的不满。

4、唐纳德·特朗普等民粹领袖个人所具备的特殊煽动能力。

5、主流政党在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保障安全与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的失败。

6、对进步左翼文化议程的反感或厌恶。

7、进步左翼领导层的失职。

8、人性本身所具有的暴力、仇恨与排斥倾向。

9、社交媒体与互联网的影响。

我本人也曾参与相关研究，并和其他人一样，将第9点“社交媒体与互联网”列为诱因之一。但经过近十年的思考，我得出结论：总体而言，科技，尤其是互联网，是解释全球民粹主义为何在当下这一历史时期崛起、又为何呈现当前形态的最关键因素。

网络截图

我通过排除法得出了这一结论。显然，上述9个因素均对全球民粹主义的崛起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民粹主义是一种多维度现象，不同诱因在解释该现象的特定方面、或解释为何民粹主义在部分国家影响力更强时，作用存在差异。例如，种族怨恨在美国显然是重要诱因，但在波兰 —— 这个全球种族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却并非如此，即便如此，民粹主义政党 “法律与公正党” 仍在波兰执政了8年。

接下来，我们逐一分析第1至第8点诱因的局限性。

第1点，经济差距扩大，确实是推动工人阶级选民支持民粹政党及特朗普等政治人物的重要因素。但在就业形势良好、整体经济增长稳定的时期，仍有近半数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当时美国并未处于大萧条时期——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时，美国失业率接近25%，与彼时情况截然不同。2024年，通胀带来的经济压力确实促使许多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但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率更高、持续时间也更长。

第2点，“民粹主义由本土主义白人反击推动” 这一观点看似合理。尽管波兰、匈牙利等国没有美国那样复杂的种族历史，但有人认为，对移民的恐惧以及对本国主体民族权力被削弱的担忧，是民粹主义获得支持的重要原因。但即便在美国，种族恐惧也只是部分原因。尽管特朗普得到了 “骄傲男孩”（Proud Boys）、尼克・方特斯（Nick Fuentes）等公开宣扬种族主义的团体和人物的支持，但在2020年和2024年大选中，包括非裔、西班牙裔和亚裔在内的许多少数族裔仍选择投票给他。事实上，特朗普成功复刻了民主党曾经的做法：组建了一个跨种族的工人阶级联盟。

第3点，“民主党成为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的政党，共和党选民则以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人口为主”——这种人群分化现象在全球多个国家都存在。但分化更多是深层社会变革的结果，而非推动变革的原因。美国人并非因为持保守立场才决定搬到农村；相反，是城乡生活环境的差异，催生了不同的政治观点。

第4点，唐纳德・特朗普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尽管有许多模仿者，但几乎无人能复刻他的煽动技巧。然而，他催生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成功掌控了美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这一结果绝非仅凭一人意志就能实现。要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许多共和党人不得不放弃长期以来坚守的理念，例如曾经定义该党的自由贸易与国际主义理念。而他们为何愿意做出这种转变，才是需要解释的核心问题。

第5点，民主党政客未能解决、甚至未能正视公共秩序、无家可归、毒品滥用、基础设施建设与住房等问题，这对许多中间派和独立选民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许多地方选举中，这也是重要因素——蓝州（民主党占优的州）和蓝市（民主党占优的城市）的治理记录普遍不佳。但事实上，左翼政客治理不力的情况早已存在（想想亚伯・比姆、戴维・丁金斯执政时期的纽约市）。有人可能会认为，疫情引发的社会影响让这些治理缺陷更加凸显，但特朗普主义在2020年之前就已存在。

第6点与第7点，对“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平权行动、政治正确、LGBTQ相关政策、移民等左翼文化议题的强烈反感，以及民主党领导层的失职，这两点显然密切相关。民主党政客的判断失误，导致该党被这些文化议题定义，而非在更具普遍吸引力的经济议题上明确立场。但将文化议题视为民粹主义崛起的核心原因存在漏洞 —— 这些议题早已存在。

女权运动、毒品成瘾、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末，身份政治则在70至80年代兴起。这些社会运动曾引发反对声浪，并助力尼克松、里根等保守派总统当选，但并未引发21世纪20年代这般激烈的反应。

网络图片

第8点，比尔・加尔斯顿（Bill Galston）在其新书《愤怒、恐惧、控制：黑暗激情与政治言论的力量》（Anger, Fear, Domination: Dark Passions and the Power of Political Speech）中提及了人性因素，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近期也在书评中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加尔斯顿认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与党派偏见一直是人类政治的一部分；当代民主国家近几十年来所享有的自由主义文明，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而是需要解释的特例。

但以人性为出发点解释社会现象，存在一个核心问题：“为何是现在？”纵观人类历史，人性想必从未改变，它无法解释为何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人们的行为突然变得极端。恒定不变的人性，必然是与某种更具暂时性、时效性的现象相互作用，才引发了当前的问题。

此外，包括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内的学者认为，人类行为的暴力程度正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这一观点有大量实证证据支持。很难说美国近年来出现的政治极端主义，比历史上其他社会动荡时期更为严重——别忘了纳粹主义的存在。

任何能令人信服的民粹主义崛起原因分析，都必须解答“时机问题”：为何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民粹主义会在全球范围内、在众多国家同时崛起？我尤为困惑的一点是：从客观标准来看，过去十年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当良好，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极少有时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诚然，我们经历过严重的金融危机、未解决的战争、通胀问题、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产业外迁与失业、领导层失职以及快速的社会变革。但在20世纪，发达社会曾经历过比当下严重得多的困境——恶性通胀、极高失业率、大规模移民、社会动荡、国内与国际暴力冲突。

然而，在当代民粹主义者口中，当下的状况却“前所未有的糟糕”：犯罪、移民与通胀完全失控，正以令人难以辨认的方式改变社会，正如特朗普所言，“再这样下去，你们的国家都要没了”。如何解释一场基于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言论而兴起的政治运动？

正如我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所写，当前的民粹主义运动与历史上的右翼政治运动不同——它并非由清晰的经济或政治意识形态定义，而是以阴谋论思维为核心。当代民粹主义的本质，是认为我们身边的现实证据都是虚假的，是由幕后操纵的神秘精英所编造的。

阴谋论在美国右翼政治中一直存在，但如今的阴谋论变得极其荒诞，例如“匿名者Q”（QAnon）声称民主党人在华盛顿特区地下修建秘密隧道，并用儿童的血液续命。受过教育的人更愿意批评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而非他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关联，但后者近几个月来一直困扰着特朗普（尽管此次确实存在掩盖两人关联的真实阴谋）。

这让我认为，第9点诱因——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兴起——是超越其他因素、导致当前问题的主要原因。从广义上看，互联网消除了信息传播的中间环节，包括传统媒体、出版商、电视与广播网络、报纸、杂志等过去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首次私有化时，人们曾为之欢呼：任何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出版商”，在网上畅所欲言。事实也确实如此——以往用于把控信息质量的所有筛选机制都消失了。这既引发了这一时期公众对各类机构信任度的普遍下降，也是信任度下降的结果。

互联网构建了一个“平行世界”：它有时与现实世界存在关联，有时却能完全脱离现实独立存在。过去，“真相”虽不完美，但由科学期刊、遵循新闻问责标准的传统媒体、法庭与法律调查、教育机构与研究组织等机构共同认证；而如今，判断真相的标准逐渐变成了某条帖子获得的点赞与分享数量。追求商业利益的大型科技平台，构建了一个鼓励耸人听闻、具有破坏性内容的生态系统；其推荐算法同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将用户引向那些在过去绝不可能被当真的信息来源。

此外，表情包与低质量内容的传播速度与覆盖范围大幅提升：过去，一份主流报纸或杂志的读者可能仅有100万，且通常集中在同一地理区域；如今，一名个人网红无需考虑地域限制，就能触达数亿粉丝。

资料图：当地时间1月6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期间，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引发骚乱，在众议院内警察隔着门窗持枪与抗议者对峙。中新网

最后，正如蕾妮・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在其著作《无形的统治者》（Invisible Rulers）中所阐释的，网络发帖存在一种内在机制，正是这种机制推动了极端观点与内容的传播。网红为吸引受众，不得不倾向于发布耸人听闻的内容。互联网的 “硬通货” 是关注度，而冷静、深思熟虑、信息量充足或审慎的内容，根本无法吸引关注。

反疫苗运动的蔓延，以及小罗伯特・F. 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被特朗普任命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最能体现互联网的核心作用。肯尼迪关于疫苗危险的种种言论不仅毫无根据，还具有极大危害性——它会让父母不愿给孩子接种能挽救生命的疫苗。很难将反疫苗立场与任何连贯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事实上，在过去，保守派本会欢迎疫苗带来的创新与益处。正是互联网，促成了庞大的疫苗怀疑论者网络的形成。无论有多少实证科学研究，都无法改变许多人的想法——他们坚信美国社会中存在邪恶势力，在推广对他们有害的事物，而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证实”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迪雷斯塔举了一个例子，直接说明了互联网如何推动这类观点的传播。按理说，练习瑜伽的妈妈们本不该被“匿名者Q”这类阴谋论吸引。但有一位知名瑜伽导师，却力劝其追随者通过“匿名者Q”寻找“真相”。某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捕捉到了这一关联，进而判定：既然这位瑜伽网红对“匿名者Q”感兴趣，其他瑜伽爱好者可能也会对阴谋论感兴趣。于是，平台开始向其他瑜伽爱好者推荐阴谋论内容。算法的本质就是如此：它无法理解内容的含义与背景，只会通过向用户推送热门内容来最大化关注度。

还有一类互联网内容，也解释了当前政治的特殊形态——电子游戏。泰勒・罗宾逊（Tyler Robinson）涉嫌枪击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一案，充分体现了两者的关联。罗宾逊显然是在互联网上被“激进化”的。他是一名活跃的游戏玩家，并将游戏世界的表情包刻在了所用子弹的弹壳上。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山的许多参与者也是如此——他们“觉醒”（服用 “红色药丸”，源自电影《黑客帝国》，喻指认清 “真相”）后，坚信主流势力在暗中操纵，偷走了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胜利。如今电子游戏行业规模庞大，全球营收预计在28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

因此，互联网的出现，既解释了民粹主义崛起的时机，也解释了其奇特的阴谋论属性。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美国两极分化的“红方”（保守派）与“蓝方”（自由派），不仅在价值观与政策上存在分歧，在“2020年大选谁获胜”“疫苗是否安全”等事实性信息上也存在分歧。双方处于完全不同的信息空间；由于对“威胁美国民主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事实前提存在分歧，双方都坚信自己正在为捍卫美国民主进行一场生死斗争。

这并不意味着第1至第8点诱因不重要，或对理解当前局势没有帮助。但在我看来，只有互联网的崛起，才能解释为何在自由主义民主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我们却要为捍卫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一场生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