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救不了以色列，只能害了伊朗的妥协派！

来源：畅明谈宏观（ID：changmingkan_889）

17日以色列又暗杀了伊朗现在的“摄政王”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在伊朗的顶层决策圈中的枢纽，可以协调民选政府与革命卫队齐头并进，为二者所都能接受的权威(在议会和革命卫队都干过)，而且也是此前伊朗革命卫队的实权领导人，可以说是伊朗的“摄政王”。在他遇刺前的这段时间里，伊朗方面组织协调得相当不错，基本上摧毁了美军在中东以及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并且凝聚了全国人心，同仇敌忾。他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故而以色列出此下策。以色列因为在正面战场上已陷入困境——陆军打不过也打不着；导弹和战机的武器储备见底；防空系统本就吃力，库存也已告急，西方阵营也难以迅速补充，所以，它最擅长的还是暗杀这一手。

历史上，这种政治军事层面的暗杀，往往会成为不可测的导火索。就像一战时斐迪南大公遇刺直接引爆世界大战，这次暗杀哈梅内伊也直接引爆了伊朗与以色列、美国的中东战争。如果连续的斩首行动都达不到预期，反而可能促使敌方势力变得斗争性更强。持续对领导人进行暗杀，客观上会加速对方干部的年轻化进程，并且让其中斗争性最坚决、手段最不受控制的狠角色脱颖而出。

当年在东汉开国时期，东汉军队进攻四川时就曾遇到主帅接连被暗杀的情况。暗杀发生了两三次后，统帅从最初军纪严明的人，变成了最后极为残暴的吴汉。吴汉进入成都大肆屠杀百姓，掠夺财物，军队的作风越来越野蛮化。这就是一个从顾全大局的儒将，向暴力、残酷的统帅方向演变的过程，其斗争性在血腥中被强化了。持续暗杀的结果，就是一直以来繁华富庶的成都地区则由于其“让领导先走策略爱好者”公孙述的一意孤行损失惨重。受到了吴汉军队的血洗，以至于后来邓艾入蜀还拿吴汉屠蜀的事情吓唬当地人。

其实在我们新中国早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领导人也频繁遭到斩首和抓捕，比如向忠发就曾被逮捕。最终的结果是促使革命形式从城市中心的工人运动转向建立根据地的武装割据。权力也从共产国际及其扶持者手中，逐渐转移到本土派、搞武装割据的军事领袖手中——例如伟大领袖、贺龙、张国焘等人。这样一来，组织结构就变成了分布式的，这里一个根据地，那里一个根据地，彼此有照应但又有独立性。斗争力度也因此大大加强：从过去搞地下工作、工人运动，转变为钻山沟、打游击，与国民党变成不死不休的战争关系。

所以说，不断的暗杀其实就像是在为一个组织的领袖池“抽卡”。你不断地从一个池子里抽人，可能这次抽到一个厉害的，你把他杀了，下次可能抽到能力稍弱的，但整个卡池的斗争性都在增强。因为比较平和、懦弱的人会在过程中被筛选掉，剩下的都是不怕死、充满仇恨、斗争性极强的狠人猛人。

历史上，很少有国家真正将暗杀作为国策。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子是原来阿富汗的“山中老人”一派。他们频繁地暗杀波斯大臣或者周围国家的领导人，试图以此来改变国际形势。直到他们杀到了蒙古大汗的眼前。结果求锤得锤，触怒大汗被一怒之下彻底剿灭。所以说暗杀这种手段，并不能完全改变大的趋势和方向。但它可能会加速或者延缓一些短期进程的发生，它会让领导层的人换掉，可是越杀，它的边际效益就越低。

在以色列针对伊朗漫长的暗杀史当中，苏莱曼尼被杀了以后，伊朗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来，甚至之后让一些叛徒钻到了高位。但这也导致了莱西的上台。莱西在任上，发生了“阿克萨大洪水”事件，内塔尼亚胡无法在国内承担责任，于是开始扩大战争，暗杀了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暗杀了哈马斯的高层，莱西本人也很有可能死在以色列手里。总之，他杀了一圈，看起来形势好像缓和了，而且伊朗的投降派总统也上台了。

但是没想到这之后伊朗人并没有投降，没有满足以色列的战略需求，没有自行解体或被肢解。当然，伊朗的什叶派国际势力确实受到了打击，但其损失程度，比不上苏莱曼尼被暗杀后伊朗国际扩张战略所受的损失。等到他们再杀了哈梅内伊的时候，我们看到伊朗的反击，其战略损失已经更小，可以说打得更狠了。现在，他们又把拉里贾尼给暗杀了。

那么之后，无论继任者个人能力如何，整个革命卫队针对以色列的敌对性，包括战争的烈度，都会增强。过程可能会有起伏，但所积累的负能量会更多，等到反馈回来的时候，会更加猛烈。因为领导人的能力有一定随机性，我们不知道新上来的人能力怎样。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整个革命卫队集团，对于以色列的斗争性肯定是上升的。你越杀，它就越是斗争性增强。

这就像蒋介石搞白色恐怖一样，你越清共，越杀，整个对立面的斗争性就越强，组织力就越强，集体的实力就越强。所以说，暗杀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只能起到一个延缓、迟滞的效果，改变不了形势发展的根本方向。它只是增加了一些扰动和波动，有时候甚至会激化矛盾直接起到反作用。

就像东汉时四川的公孙述，也是杀东汉的将帅，杀了一个又杀一个，但最后的结果，是换来了最残暴、斗争性最强、破坏力最大的吴汉入蜀，也没有改变“成家”政权最终灭亡的命运；蒋介石的暗杀和屠杀，也没有改变蒋家王朝覆灭的结果。这些手段，在短期看来好像起到一些作用，延缓了一下进程，但从长期来看，它加大了斗争的力度，给自己拉了更多的仇恨，把矛盾激化了，最终迎来了烈度更高的斗争。

不愧是千年流浪的智慧

以色列在战略手段上其实选择有限。无论是空袭还是地面进攻，效果都不理想。其陆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暴露出诸多问题，战斗力与战斗意志均显不足，至今未能完全剿灭哈马斯。在进攻黎巴嫩的过程中，陆军的表现同样不佳。而以色列的空军，由于其本身并非一个工业大国，在军工产能和实力上未必比得过伊朗。因此，无论是派遣地面部队还是纯粹依靠空袭，以色列都难以摧毁伊朗的工业基础，也无法消灭伊朗的核心武装力量——革命卫队及整个国防抵抗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暗杀几乎成了以色列唯一能取得显著“战绩”的手段。以色列的暗杀行动结合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通过入侵伊朗的摄像头网络及信息系统，获取社会面的大量数据，再利用AI算法分析，从中发现重要人物的行为轨迹与线索，并结合当地线人的情报，形成了一套技术含量很高的精准刺杀模式。这类似于通过全民出行数据（如网约车记录）来刻画特定机构或关键人物的活动规律——类似著名的五角大楼披萨指数。

面对这种威胁，伊朗主动或被动都要进化。无论谁上台，都必须严肃应对无孔不入的暗杀。这很可能迫使伊朗走向一个方向：效仿苏联进行慈父限定版活动返场——在内部开展一场针对海外渗透势力与内奸的、伊朗版的清洗运动。然而以伊朗目前的政权结构，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因为伊朗实质上存在“一国三公”式的权力架构，近似于某种“三权分立”。其政治体系由三部分构成：民选总统及其组建的政府，负责日常行政；宗教领袖及宗教委员会，掌管意识形态与精神领域；革命卫队为首的军事集团，则掌控国家核心产业与武装力量。相较之下，美国的三权分立是行政、司法、立法，而伊朗的分立则体现为“管理者”——民选总统及其政府、“意识形态守护者”——宗教委员会，与“国家实际所有者”——革命卫队。如果细致一些来看，美国的行政权板块的民选总统也相当于国家的管理者；美国的司法板块的大法官终身制度也是一种宗教化的运行模式，大法官也是一种宗教领袖；而美国的立法板块议会体系，相当于古罗马的元老院，其实也是各大资本门阀的代表充斥其中，也就是国家的所有者集体。这么看，伊朗与美国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只不过美国和伊朗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美国总统的权力比伊朗总统的权力大，可是美国的主人实际上是深层政府，深层政府的面子是美国的议会，可是深层政府的里子也是资本集团和强力机关的复合体，这与伊朗的革命卫队组成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美国这个国家所有者是隐身的，而在伊朗的国家所有者——革命卫队，是公开的。但是无论是美国的国家所有者——深层政府+议会，还是伊朗的国家所有者——革命卫队及其控制的产业，其本质上都是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少了谁都不会改变其性质，所以暗杀对国家所有者这个集体是无效的。

三权分立，一国三公，其结果就是组织涣散，处处漏风。

在伊朗，革命卫队控制了全国约40%以上的核心产业，尤其是油气等关键生产资料，并拥有强大武装，实际上扮演了“国家所有者”的角色。宗教系统负责精神统治与意识形态。而民选总统作为“管理者”，其权力相对有限，更像是一个面子机构。这种结构使得伊朗尽管具备相当的国力，却在应对危机时难以集中力量，各部门互相牵制，容易滋生内奸、渗透与腐败，导致国家在对抗中不断受损，领导人屡遭暗杀。

然而，长期来看，这种消耗战真正受损的未必是革命卫队这些“国家所有者”和强硬派。因为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与实体经济根基并未流失，真正被削弱和牺牲的，往往是国家表面的行政机构与政治表象。只要生产资料和暴力机器仍掌握在强硬派手中，伊朗的抵抗根基就难以被真正撼动。

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包括暗杀，始终停留在清除个人的层面，而未能击败其背后的整个集体。由于空袭效果有限，以色列无法摧毁伊朗的军工体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仍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其军工基础并未被破坏，生产能力也未被瘫痪。只要这个生产资料体系完好无损，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组织与抵抗性社会意识形态就难以被根除。不断暗杀其领导人，会导致整个伊朗国家所有者集体对以色列的仇恨与斗争性都会大大增强——这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

实际上，革命卫队完全具备接管伊朗全社会的潜力与基础，因为它早已掌控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此前由于分权体制的制约，它未能完全控制政府和宗教委员会。但如今局势已变：持续不断的暗杀，导致新上台的领导人越来越极端、斗争性越来越强、手段也越来越倾向于简单粗暴。

这带来一种可能：革命卫队可能回过头来，干脆推翻民选政府，并挟制住宗教委员会。因为只要存在一个不断对外示弱、愿意和谈的民选政府，革命卫队的实权派就会持续成为暗杀目标——因为这会让敌人觉得杀了强硬派领袖就可以让投降派掌权，有利可图自然趋之若鹜。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伊朗全社会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民选政府日益厌恶，其权威不断流失；二是革命卫队将越来越无法容忍这种“前方拼命、后方拆台”的局面——敌人的暗杀动机，正是源于认为“清除你们，他们（民选政府）就能上台”。民选政府的存在，反而成了革命卫队领导人遭受生命威胁的诱因。

因此，革命卫队的领导人越来越有动机去解散民选政府，事实接管其行政权力。以色列的暗杀行动，正急剧激化着这两者间的矛盾。民选政府手中没有武装力量，也不掌握经济命脉，仅有的政治资本是数年前大选获得的选票，这未必能代表当下真实的民意支持。如果其真实社会支持率极低，且掌握的武力与经济实力微乎其微，那么面对国家所有者集体的进攻，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以色列每暗杀一次伊朗的实权领袖——无论是宗教领袖、“摄政王”还是军事首领——都在增加伊朗民选政府倒台的概率。因为这个政府的软弱性及其所代表的亲西方、投降主义路线，既不得民心，也与国家实际所有者（革命卫队）的根本利益完全冲突。倘若矛盾不激化，双方或许还不愿撕破脸皮，毕竟大敌当前，内讧不雅。但当暗杀愈演愈烈，上来一个不管不顾的强硬派，且矛盾激化到临界点时，伊朗很可能会先动手清理掉民选政府。因为它既无法凝聚社会，又实质上成了内奸滋生的温床与暗杀不止的根源。谁让以色列就是执着的认为杀掉强硬派就能让投降派掌权呢。这样的共识，革命卫队如此认为，甚至伊朗民间社会也渐渐认同。当各方都这么想时，这个民选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以色列锤子的眼里，伊朗就是只有钉子这一种形状。但是对于政治统治来说，越暗杀，只是说明自身越无能。以色列越想通过暗杀强硬派的方式扶持投降派，投降派就越活越抽抽。

另一方面，宗教委员会虽然掌管意识形态，但他们同样不能违背全社会逐渐形成的集体意志。如果社会共识已经达成，他们只能跟随，而不能跳出来反对。我们看到，在哈梅内伊遇刺之后，伊朗剩下的高层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已经发布了宗教性的斗争命令，站到了强硬派一边。并且选出的新领袖是哈梅内伊的儿子——一个与以色列有血仇的人。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种趋势。

与此同时，民选政府的许多社会管控和行政职能，实际上已被革命卫队接管。原因在于，民选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既未能有效沟通和管理社会，也无力保护国家利益。它无法满足国家实际“所有者”（即革命卫队集团）的根本利益，反而因其存在和软弱姿态，增加了所有者遭受打击的诱因。既然它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民心基础和经济资源，那么自然走向消亡。

军事化的时代趋势

这种权力结构向军事化强化的转变，在许多经济不发达但陆军力量强大的国家都已发生。例如俄罗斯，普大帝及其所属的“希拉维克”集团在俄乌开战后，大量吸纳了中下层年轻军官。即便如此，仍面临过普里戈任的军事挑战。如今的俄罗斯，亲西方派几乎已被肃清，像梅德韦杰夫这样的标志人物都已转而叫嚣使用核武器，无人再敢公开主张亲西方路线。政府内部已由军事强硬派和少壮派主导。

越南在苏林执政以后，也曾大规模清洗内部所谓的“第五纵队”与渗透分子，使国内异见力量大幅消退，国家管控力明显加强。

伊朗很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伊朗从哈梅内伊到拉里贾尼，实权已进一步集中。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权力强化的进程将继续推进，而代价就是民选政府的终结。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越南、伊朗的革命卫队以及普大帝所面对的对手，背后实际上是同一股力量——美国的民主党。俄乌冲突由民主党势力推动促成；越南此前也一度试图与民主党主导的国际资本接轨，走“以资本压制权力”的路线；伊朗当下的民选政府，其理念也与民主党的主张有契合之处。

因此，尽管当前直接打击伊朗的是以色列复国主义势力和美国右翼（如懂王集团），但战争的结果，却可能加速伊朗内部与“白左”派系相关的势力走向消亡。对于这些经济基础薄弱、资源有限的国家而言，在全球经济萎缩的危机下，它们没有能力通过“赎买”全社会来缓和矛盾。没有“胡萝卜”，就只能使用“大棒”。因此，这些国家都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军事化与权力集中的进程。

美国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懂王曾试图通过ICE（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等机构扩大强硬手段，本质上也是想强化权力、压制矛盾。但在经济基础多元、国有经济占比不高的美国，这类做法遇到了全社会的强力反弹，懂王在国内难以彻底清除反对势力，只能转而对外采取强硬行动。但其意图是一致的：试图通过强化军事和权力手段来巩固统治、压制内部矛盾。

俄罗斯、越南等国也是如此。经济基础越强的国家，社会承受力相对越强，越倾向于通过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与革新来释放矛盾，因为社会整体尚有资源维持基本稳定。

而在全球新旧时代交替的关键节点，各国都需要释放某种斗争的能量。实力最强、生产力最先进、战略形势较好的国家，可以不必对外发动战争，而是通过在内部建立更集中的权力体系，来压制上一个时代遗留的势力——包括国际资本渗透的内奸与其他旧势力。

相反，那些战略形势差、国防力量弱、社会物质条件差、民生艰难的国家，则可能主动或被动地走向对外冲突，要么“打人”，要么“被打”。因此，俄罗斯、伊朗、越南、美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军事化或权力集中化的趋势。但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各自的表现形式与激烈程度差异很大。包括日本，选出高市早苗这样的人选，也反映出其试图在军事安全上有所图谋的倾向。只不过日本在实体生产力方面仍比美国更具优势，因此其激烈程度尚不及美国。

同样一个世界趋势，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面貌，但其根本方向是一致的。正所谓“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伊朗目前正是那根最细的麻绳、最苦的命。国际大气候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阶段，新兴力量替代国际资本旧势力的进程已然展开。而以色列对伊朗国家所有者集团领袖的持续暗杀，不断激化着伊朗内部矛盾。这两种力量叠加在一起，使得伊朗的民选总统与民选政府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