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我隐约看见了萦绕在美帝国头上的“伊朗综合征”【美国战略失误（一）】
美国此次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集中暴露了其冷战后长期存在的战略失误。
这种误判并非个例，而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异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陷入霸权护持的执念，其战略轨迹始终充斥着短视与盲动，忽视地区平衡、透支自身实力、损耗国际信誉，最终导致其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屡屡陷入被动，而对伊相关行动，更成为其冷战后战略失序的典型注脚，也给后来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我人生中阅读的第一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是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所著的《权力的傲慢》。彼时，我还是一名苏联的大学新生，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具有启蒙意义，它深刻影响了我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应如何行事、不应如何行事的诸多看法。
富布赖特于1966年创作了这部经典著作，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期间。他最初支持这场战争，后来却坚定且始终如一地予以反对。他呼吁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政治对话，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抵制他所认为的白宫在外交事务中不受约束、无限扩张的权力。
富布赖特这部内容极为丰富、发人深省的著作，警示着美国及各国未来的领导人：看似无所不能的军事力量不过是危险的幻象，短视的政治傲慢终将酿成苦果。
如今，距富布赖特撰写这部书稿恰好过去了六十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美国并未汲取越南战争的教训，而是再度陷入单边主义、军国主义的陷阱，重蹈美国著名小阿瑟·M·施莱辛格口中“帝王总统”的覆辙。这种倒退回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时期的行径，不仅对美国自身，更对整个世界埋下了诸多高风险隐患与严峻威胁。
“越南综合征”如何成为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在中南半岛战败后，出现了所谓的“越南综合征”。长期以来，这一思潮始终是美国贸然发动海外干预乃至酿成灾难性后果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在这类干预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的情况下。然而，美国多数领导人并未将“越南综合征”视作虽然痛苦却能有效防范未来外交重大失误的“疫苗”，反而将其视为一种令人厌恶的“病毒”，认为它抹黑了美军声誉，束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行动自由。
越战期间的反战游行
罗纳德·里根总统更是明确将克服“越南综合征”定为核心目标。他在自传中直言，这也是1983年秋入侵格林纳达岛的主要动机之一。此次入侵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联合国大会亦谴责其公然违反国际法。这场非法入侵后，里根宣称：“我们软弱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军重整旗鼓、昂首挺立。”里根的继任者乔治·沃克·布什，在美国赢得1990至1991年海湾战争后更是得意地宣告：“越南的阴魂已长眠于阿拉伯沙漠的黄沙之下。”
随着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失去了制衡美国的关键力量，美国的权力傲慢愈发显露无遗。尽管苏联解体主要源于国内多重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但冷战落幕之际，华盛顿不少人却执意认为，苏联的覆灭与最终解体是美国军事及政治施压的结果。由此，胜利的美国终于获得了随心所欲塑造世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
这一认知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看似不证自明的三大核心假设之上：
其一，西式自由民主天然优于其他所有社会政治制度，世界各国终将走上这一道路，只是进程快慢与成效各异；
其二，美国将永远是全球最强大、最先进、最繁荣的国家，为各国所艳羡与效仿，在解决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与冲突中，始终占据“不可或缺之国”的地位；
其三，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势不可挡，尽管这股浪潮能惠及各国，但美国将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短短数年间，这套论调不仅在美国国内风靡一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广为流传。然而很快人们便发现，这套叙事存在诸多缺陷，与瞬息万变的全球现实格格不入。
野心膨胀与能力萎缩之间
21世纪的开端，充分暴露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诸多局限。最重要的是，西式自由民主未能成为普世的发展道路。世界不仅依旧保持多元格局，经济、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多样性程度还在持续提升。即便在美国本土，自由民主的诸多传统信条也遭到质疑。美国曾经无论在军事、经济、科技还是其他领域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都不再被视作理所当然。
事实证明，全球化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红利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领导层一度被迫放弃无限制全球化，转向加征关税、产业回流、收紧移民政策等路线。曾经美国将永久主导世界的信念，开始动摇，人们对“美国梦”的未来、对美国“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心生犹豫与怀疑。
早在21世纪头十年，这些趋势就已极为明显，美国的分析人士与政界人士无法再视而不见。威廉·富布赖特的警示，在21世纪初比20世纪中叶更具现实意义。然而，美国外交政策却屡屡重蹈覆辙，再现当年导致越南惨败的那种教科书式的权力傲慢。
1999年，克林顿政府主导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与入侵格林纳达一样，此次行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北约大规模空袭给塞尔维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该国仍未完全恢复当时的损失，更不用说由战争导致的科索沃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2003年，小布什政府拼凑“自愿联盟”，以巴格达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借口入侵伊拉克，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悲剧性后果：伊拉克国家解体、政治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迅速崛起、强制移民大量外流等。2003年入侵引发的诸多连锁恶果，至今仍在毒害中东局势，加剧地区动荡，催生新的冲突。
2011年，奥巴马政府介入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导致利比亚国家彻底崩溃，陷入长期内战。即便十五年后的今天，利比亚距离实现民族和解的艰巨目标依旧遥遥无期。
当然，军事干预并非美国权力傲慢的唯一表现。例如：持续推动多轮北约东扩（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已完成七轮扩员，新增16个成员国）；在印太地区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美国主导的集团；逐步瓦解美俄战略军控体系；对对手乃至盟友施加日益严厉的经济与政治施压。
毋庸置疑，尽管美国两党历任总统都竭力为这些行为辩护，声称是应对俄中“修正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抬头、欧美及亚洲盟友自私自利，并高喊需要稳定国际体系、维护美国安全以应对新风险挑战。但归根结底，这些举措加重了美国经济负担，加剧贸易逆差与国债问题，损害了美国对多边主义原则的坚守，也激化了美国社会内部的政治与社会分裂。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特朗普的失信承诺
2024年11月，美国选民选择唐纳德·特朗普而非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时，不少专家与分析人士认为，历经二十余年海外干预，美国终于重拾“越南综合征”。当时，特朗普政府宣称，此后华盛顿将优先聚焦国内议程，而非那些无休止的海外武力投射冒险。而且事实已证明，这类冒险不仅损害被干预国，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这位第47任美国总统得意地宣称，与前任不同，他从未发动，也从未计划发动任何战争。他将自己定位为“终极和平缔造者”，立志终结全球各地的武装冲突：从加沙地带到乌克兰，从克什米尔到中非，从南高加索到东南亚。他甚至一度提议，美俄中应将国防开支减半，把资金投向更具效益的领域。
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位新任美国总统标榜的和平立场实在不可尽信。事实上，他比多数前任更热衷武力恫吓、更具好战性，也更傲慢。他近期的行动与政治表态，彻底暴露了真实意图：美军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抓获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夫人西莉亚·弗洛雷斯；对古巴推行“极限施压”政策，出台域外关税机制，意图切断对古巴的原油与成品油供应。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扬言要“占有”格陵兰岛、重夺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吞并加拿大。
这些不过是他诸多外交“倡议”的冰山一角。即便以近年美国愈发低下的行事标准衡量，上述行径也堪称骇人听闻。
更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机制，表现出极度的蔑视。政府内部甚至讨论重启核试验，并公布了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将年度国防预算推高至1万亿美元。
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美军的F-35被伊朗的防空导弹击伤，损毁严重
2026年2月28日爆发的美伊战争，或许是特朗普政府权力傲慢最生动的写照。白宫一边与伊朗外交官谈判政治解决方案，一边策划对伊朗的毁灭性空袭。这是国家虚伪与犬儒主义的公然彰显。他们既未征询北约盟友，也未与地区伙伴商议行动意图，从未清晰说明战争目标与可接受的政策结果。海湾地区及全球多国直接或间接卷入这场对抗，全球主要能源、粮食市场与运输通道遭到严重扰乱。
显而易见，这场战争不仅将对中东地区，更将在未来多年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谁能阻止美国？
全球民众最该自问的核心问题是：谁能在为时已晚前阻止唐纳德·特朗普？谁能让美国领导层与决策者重拾“越南综合征”的警醒？
显然，我们不能寄望于联合国，也不能指望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类多边机构。特朗普根本不在乎这些组织，随时准备否决或无视它们可能发布的任何声明、决议与呼吁。
美国在欧洲与亚洲的战略盟友，不具备足以有力挑战特朗普行径的“战略自主”。他们至多能与美国最出格的侵略行为划清界限，即便如此，也难免遭到美国报复。欧盟谴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容易，却不愿深究德黑兰此举的真正诱因。
俄罗斯严厉谴责美国对伊朗的侵略，并承诺向德黑兰提供援助。但莫斯科亟须华盛顿作为其与基辅艰难谈判的调解人，这种依赖性制约了克里姆林宫的决心，使其难以牵头组织任何针对美以联手攻伊战争的地区性或全球性反抗行动。
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对海湾局势深感愤慨与不满，对美国的批评同样尖锐，且在经济上受此次海湾战争冲击远甚于俄罗斯。但特朗普访华还未成行，磋商贸易、技术、安全与双边“去风险”议题。在这场重要会晤前夕，与美国总统对抗的代价过高。
特朗普此前声称，他将于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剑3月26日就此表示，中美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
印度同样深受海湾冲突重创。考虑到中国的能源多元化战略，印度对海湾油气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但纳伦德拉·莫迪政府寄望于与特朗普政府在地区防务、关键的新兴技术、双边贸易领域深化合作，并期待美国加大对印投资。在此背景下，印度对美国侵略的反应注定温和而谨慎。
若没有外部力量能够或愿意遏制特朗普，约束力量只能来自美国内部。毕竟，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从越南撤军，并非因为承受了苏联或中国难以承受的外部压力。尽管莫斯科与北京向河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但两国同时也在寻求与华盛顿缓和关系，且美苏中关系解冻远早于越战结束。真正向尼克松政府施压的，是美国社会民众。他们认为，美军在遥远国度无休止作战，所付出的代价，无论生命还是财富，都已高到无法承受。
同样，如今也只有美国民众能站出来，抵制美国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我们可以确信，他们终将行动。即便当下约三分之二美国人仍视伊朗为重大国家安全威胁，但民调显示，明确多数人反对对伊发动首轮打击，反对率约59%，支持军事行动的仅40%至44%。反对向海湾派遣地面部队的声音尤为强烈：约四分之三受访者反对向伊朗部署美军士兵。
特朗普或许能暂时无视这些民意，但无法长久无视。战争持续越久，国内反战声浪就会越强烈。可以预见，当这场冲突尘埃落定，几乎被历史掩埋的“越南综合征”，将被全新的“伊朗综合征”取代，并长久萦绕在美国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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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误判并非个例，而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异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陷入霸权护持的执念，其战略轨迹始终充斥着短视与盲动，忽视地区平衡、透支自身实力、损耗国际信誉，最终导致其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屡屡陷入被动，而对伊相关行动，更成为其冷战后战略失序的典型注脚，也给后来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我人生中阅读的第一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是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所著的《权力的傲慢》。彼时，我还是一名苏联的大学新生，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具有启蒙意义，它深刻影响了我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应如何行事、不应如何行事的诸多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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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这部内容极为丰富、发人深省的著作，警示着美国及各国未来的领导人：看似无所不能的军事力量不过是危险的幻象，短视的政治傲慢终将酿成苦果。
如今，距富布赖特撰写这部书稿恰好过去了六十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美国并未汲取越南战争的教训，而是再度陷入单边主义、军国主义的陷阱，重蹈美国著名小阿瑟·M·施莱辛格口中“帝王总统”的覆辙。这种倒退回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时期的行径，不仅对美国自身，更对整个世界埋下了诸多高风险隐患与严峻威胁。
“越南综合征”如何成为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在中南半岛战败后，出现了所谓的“越南综合征”。长期以来，这一思潮始终是美国贸然发动海外干预乃至酿成灾难性后果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在这类干预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的情况下。然而，美国多数领导人并未将“越南综合征”视作虽然痛苦却能有效防范未来外交重大失误的“疫苗”，反而将其视为一种令人厌恶的“病毒”，认为它抹黑了美军声誉，束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行动自由。
越战期间的反战游行
罗纳德·里根总统更是明确将克服“越南综合征”定为核心目标。他在自传中直言，这也是1983年秋入侵格林纳达岛的主要动机之一。此次入侵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联合国大会亦谴责其公然违反国际法。这场非法入侵后，里根宣称：“我们软弱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军重整旗鼓、昂首挺立。”里根的继任者乔治·沃克·布什，在美国赢得1990至1991年海湾战争后更是得意地宣告：“越南的阴魂已长眠于阿拉伯沙漠的黄沙之下。”
随着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失去了制衡美国的关键力量，美国的权力傲慢愈发显露无遗。尽管苏联解体主要源于国内多重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但冷战落幕之际，华盛顿不少人却执意认为，苏联的覆灭与最终解体是美国军事及政治施压的结果。由此，胜利的美国终于获得了随心所欲塑造世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
这一认知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看似不证自明的三大核心假设之上：
其一，西式自由民主天然优于其他所有社会政治制度，世界各国终将走上这一道路，只是进程快慢与成效各异；
其二，美国将永远是全球最强大、最先进、最繁荣的国家，为各国所艳羡与效仿，在解决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与冲突中，始终占据“不可或缺之国”的地位；
其三，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势不可挡，尽管这股浪潮能惠及各国，但美国将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短短数年间，这套论调不仅在美国国内风靡一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广为流传。然而很快人们便发现，这套叙事存在诸多缺陷，与瞬息万变的全球现实格格不入。
野心膨胀与能力萎缩之间
21世纪的开端，充分暴露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诸多局限。最重要的是，西式自由民主未能成为普世的发展道路。世界不仅依旧保持多元格局，经济、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多样性程度还在持续提升。即便在美国本土，自由民主的诸多传统信条也遭到质疑。美国曾经无论在军事、经济、科技还是其他领域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都不再被视作理所当然。
事实证明，全球化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红利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领导层一度被迫放弃无限制全球化，转向加征关税、产业回流、收紧移民政策等路线。曾经美国将永久主导世界的信念，开始动摇，人们对“美国梦”的未来、对美国“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心生犹豫与怀疑。
早在21世纪头十年，这些趋势就已极为明显，美国的分析人士与政界人士无法再视而不见。威廉·富布赖特的警示，在21世纪初比20世纪中叶更具现实意义。然而，美国外交政策却屡屡重蹈覆辙，再现当年导致越南惨败的那种教科书式的权力傲慢。
1999年，克林顿政府主导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与入侵格林纳达一样，此次行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北约大规模空袭给塞尔维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该国仍未完全恢复当时的损失，更不用说由战争导致的科索沃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2003年，小布什政府拼凑“自愿联盟”，以巴格达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借口入侵伊拉克，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悲剧性后果：伊拉克国家解体、政治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迅速崛起、强制移民大量外流等。2003年入侵引发的诸多连锁恶果，至今仍在毒害中东局势，加剧地区动荡，催生新的冲突。
2011年，奥巴马政府介入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导致利比亚国家彻底崩溃，陷入长期内战。即便十五年后的今天，利比亚距离实现民族和解的艰巨目标依旧遥遥无期。
当然，军事干预并非美国权力傲慢的唯一表现。例如：持续推动多轮北约东扩（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已完成七轮扩员，新增16个成员国）；在印太地区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美国主导的集团；逐步瓦解美俄战略军控体系；对对手乃至盟友施加日益严厉的经济与政治施压。
毋庸置疑，尽管美国两党历任总统都竭力为这些行为辩护，声称是应对俄中“修正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抬头、欧美及亚洲盟友自私自利，并高喊需要稳定国际体系、维护美国安全以应对新风险挑战。但归根结底，这些举措加重了美国经济负担，加剧贸易逆差与国债问题，损害了美国对多边主义原则的坚守，也激化了美国社会内部的政治与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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