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人民币不背德国衰退的锅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扬之】
当一个曾经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经济体，在技术、成本与市场三条战线同时感受到压力时，最容易出现的政治反应，往往是试图用一个单一、直观、看似“可操作”的变量来解释复杂问题。当前欧洲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正是这种心理机制的典型体现。
德国总理默茨：“我无法接受这种现状，因为它以牺牲欧洲就业岗位为代价，且这种损害是单方面的。”Lisi Niesner/REUTERS
德国总理默茨在近期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希望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并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中欧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这一主张被包装为“恢复公平竞争”的关键条件。
然而，将汇率问题置于如此核心的位置，既容易忽视货币政策的历史经验，也可能误判当下地缘经济现实，更会遮蔽德国自身结构性困境的真正成因。
汇率的边界：从“决定一切”到“只能决定一点”
必须承认，汇率在贸易竞争中确实具有边际影响。一个被低估的货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出口价格优势；同样，一个被高估的货币，也可能在短期内挤压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
但问题在于，这种影响是“区间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汇率可以在既定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下，调整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却无法凭空创造竞争力，更无法替代产业升级与制度改革。把汇率当作“万能旋钮”，既是对经济复杂性的误读，也是对本国政策责任的某种回避。
特朗普曾将关税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重要手段，并在实践中反复加以运用，但结果并未完全呈现其所宣称的“神效”。如今，默茨若将货币杠杆视为解决德国竞争力问题的关键路径，某种程度上也与特朗普式的单一政策迷信存在相似之处。
更关键的是，将本币政策与产业和贸易战略相结合，从来不是当代中国的独特现象，而是战后主要经济体在不同阶段都曾使用过的政策工具。
历史经验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长期通过资本管制、外汇干预以及对内抑制消费的组合，使日元汇率维持在对其出口结构较为有利的水平。这一策略与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叠加，支撑了对美巨额顺差，并推动了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地位的上升。
西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瓦解后的过渡期，同样曾被美国批评为通过工资克制以及“内需抑制+外需扩张”的宏观组合，维持马克的“实际低估”，从而巩固其在高端制造与资本产品出口上的优势。
进入欧元时代后，德国又被部分南欧国家视为“搭乘被低估欧元”的最大受益者：以德国经济和生产率水平来看，如果仍使用马克，其货币价值可能高于当前欧元水平；统一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一差异，相当于让德国在内部货币联盟中享受了某种“隐性汇率补贴”。
德国《世界报》文章：“当连德国人都觉得马克过强的时候……” picture-alliance/dpa/Wilhelm Leuschner
美国的做法则构成这一图景中的第三个维度。
表面上，美国并未通过刻意压低美元来争夺出口份额，相反，它长期维持强势美元，并在国际贸易中呈现出进口远超出口、对外支出大于收入的格局，更像是“消费全世界”的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利用货币体系服务于自身利益。
美元的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地位，使华盛顿能够在高债务、高赤字的状态下维持高消费和高资产价格，并通过货币政策外溢，将本国宏观选择的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持有美元资产或盯住美元汇率的其他经济体。
美国所使用的，是一种“强势货币型汇率杠杆”：不是通过低估本币扩大出口，而是通过维持本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锁定制度性红利。
在这样的历史与结构背景下，将中国使用汇率与产业政策的组合描绘成一种“东方体制”的异常现象，不仅不够准确，也缺乏必要的自我反思：日本、德国曾在相似框架下获益；美国则通过另一套货币霸权机制长期获利。
真正的差异，从来不在于“是否使用货币杠杆”，而在于谁在何时使用、如何使用，以及谁在国际叙事中掌握解释权。
广场协议：日本的教训为何至今仍是中国的“反面教材”
如果要理解中国为何极不可能在汇率问题上重演日本的道路，就必须回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
当年，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下，G5（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达成共识，通过协同行动促使美元对主要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对于日本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内不得不承受日元急剧升值的外部压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经济史上的经典案例：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出口部门的价格优势被迅速侵蚀。为对冲升值冲击、避免经济硬着陆，日本在国内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催生了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使资产价格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合理水平。
泡沫破裂之后，在金融体系受损、企业与家庭资产负债表同时承压的情况下，日本长期陷入增长停滞与低通胀甚至通缩的“失去的十年”，而这一“十年”最终被拉长为“失去的数十年”。
从日本的角度看，《广场协议》之后的历史，是一段“外部压力—被动升值—内生泡沫—长期停滞”的连锁反应。尽管将日本长期停滞完全归因于汇率变化并不严谨，但在中国的政策记忆中，这段历史已被高度概括为一个清晰的警示：“在外部压力下快速升值本币，尤其是在产业升级尚未完成、金融体系仍需外汇储备安全垫时，极可能引发长期难以逆转的结构性停滞。”
也因此，中国在对内部政策的讨论中，几乎将“重演日本被动升值—长期停滞路径”视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情景。这不仅出于对宏观稳定的考量，更关乎就业、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综合平衡。换句话说，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命运，已成为中国在汇率与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的重要“负面范本”。
从结构位置看，中国当前仍处于产业升级与市场再平衡的关键阶段，既要防范房地产与金融领域的内生风险，又要维持足够增长以吸纳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在这一阶段主动承受剧烈升值所带来的出口与就业冲击，无疑是一种高风险选择。
从地缘政治看，中国并不处于当年日本那种对美国高度安全依赖的位置，因此不存在接受一套“由美国或西方主导、以汇率为核心的重构方案”的安全激励。这恰恰构成了中国战略自主的重要基础。
这意味着，试图让中国“签署某种新版《广场协议》”，在现实中几乎缺乏真正的谈判入口。对北京而言，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是否愿意重复日本的历史路径”，答案不言自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审视默茨的人民币升值主张，就不难理解为何北京几乎不可能做出符合欧洲期待的正面回应——至少不会以欧洲所设想的方式来回应。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现实中的反证：人民币已升值，但德国产业并未“回来”
即便暂且抛开历史经验不谈，现实数据本身也在对“汇率决定论”提出反驳。
过去一年中，人民币对欧元在市场层面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升值趋势：从2025年秋季每1元人民币大致只能兑换约0.118欧元，上升到2026年春季一度接近0.127欧元。按欧洲央行参考汇率计算，同期1欧元可兑换的人民币数量，也从大约8元下降至7.7元左右，这表明人民币相对欧元走强的方向是明确的。
按照传统教科书逻辑推演，这一变化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对欧洲市场的价格优势，为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出口企业创造相对缓和的竞争环境，甚至为“订单回流欧洲”打开某种缝隙。
然而，德国对华出口在同一时期并未出现明显改善，反而持续承压。若按行业拆分观察，尤其在高端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优势领域，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萎缩。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贸易修复效应”。
这一现实构成了对默茨式逻辑的直接反证：如果汇率真是决定性变量，那么人民币升值至少应当在方向上有利于德国；而当事实与这一推演背道而驰时，更合理的结论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成本环境，而非汇率牌上小数点后几位的数字变化。
更进一步，在中国已经逐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完善产业链深度的情况下，强行推动人民币急剧升值，其直接效果更可能是推高欧洲进口物价、加剧本已严峻的通胀压力，而未必能够重建德国制造业的全球优势。对欧洲普通家庭而言，这无异于一种“以公平竞争之名，行削弱购买力之实”的政策幻象。
这表明，欧洲内部困局的真正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默茨等欧洲政客所强调的“人民币被低估”。与这一论调相比，欧洲自身的结构性约束更加沉重，也更具决定性。
能源成本长期处于高位且波动加剧，使高耗能产业在全球竞争中陷入不利位置。俄气时代曾经提供的廉价能源红利，已在地缘政治重组中难以恢复。
监管与审批体系的复杂化、碎片化，抬高了投资门槛，压缩了企业的试错空间，使“在欧洲投资”在全球资本配置中的吸引力逐渐下降。
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双重滞后，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削弱了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可能带来的潜在优势。
风险资本不足、科研体系与产业政策协同不畅，则使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路径异常漫长；而此时，中国与美国在同一领域已进入“资本密集+快速迭代”的新阶段。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使欧洲在多个关键产业中，从曾经的“系统整合者”和“标准制定者”，逐步退化为“高成本终端市场”——既失去了生产端优势，也在标准与生态塑造上日渐失语。
在这样的语境中，继续将竞争力问题简单归结为“人民币被低估导致的不公平”，不仅是分析上的简化，更是政治上的自我安慰。
德国大众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不断下降 路透社制图
既然如此，默茨为何仍然执着于人民币升值？
要理解默茨近期为何不断在公开场合呼吁人民币升值，而不是将话语重心放在德国国内的能源、税制、监管和创新政策上，需要从政治激励而非纯粹经济逻辑出发。
至少有四重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对内塑造“外部原因”。当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产业外迁、传统优势行业接连遭遇中国竞争对手时，将问题归因于一个“外部可见对象”（人民币、补贴、国家资本主义），远比解释复杂而艰难的内部改革议程更容易。货币，恰恰是一个极适合政治传播的符号。
第二，在欧洲内部争取“领导权”。默茨需要在巴黎与布鲁塞尔面前展现一种“强硬对华”的姿态，以证明德国仍有能力在欧盟层面塑造对外经济议程。提出一个听上去“技术性很强”的诉求（汇率重估），可以为德国争取道义制高点，尽管其现实可行性可能极低。
第三，对冲国内改革的政治成本。如果承认问题主要在于德国自身的能源政策、税负结构、劳动力市场与创新体系，那么结论必然导向一系列痛苦且不受欢迎的改革：削减福利、放松监管、调整能源与气候目标时间表、重构产业政策。相比之下，将政治能量消耗在“敦促人民币升值”上，要安全得多——因为这既能显示“有所作为”，又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触及国内既得利益结构。
第四，重温西方主要经济体当年在“协商”情况下解决了货币汇率的“不平衡”难题，以此暗示应该恢复昔日的协同机制，共同面对外部挑战，而非内耗，更不应相互拆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默茨式的人民币话语，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政治选择：它在经济上未必高效，在话语上却相当高效；在对华谈判中缺乏真正抓手，在对内塑造形象上却颇具威力。
欧洲当前的主张还隐含着一个重要逻辑，即“我们终究仍是中国离不开的市场”。默茨与马克龙多次强调，中国高度依赖欧洲这一拥有数亿高消费能力人口的市场，因此在关税和汇率压力下最终会“理性让步”。
然而，过去十年的贸易数据与产业链重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假设的现实基础。中国对东盟、南亚、拉美、中东以及非洲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快速拓展，在能源、资源与市场三个维度重塑其外部依托；与之对应的是，欧洲对关键原材料、关键组件和终端产品的对华依赖度，在某些领域事实上并未明显下降。
这种结构变化的结果，是中欧在潜在反制风险上呈现出高度非对称性：
首先，一旦中国对稀土、锂、镓、锗、石墨等关键材料实施出口限制，率先陷入困境的可能是欧洲的化工、半导体与电动机产业链。
其次，欧洲机械与设备制造业若在中国市场遭遇制度性排斥，短期内很难找到能够完全替代中国市场的增长极；而中国本土竞争者在技术和成本上的追赶，已使这一替代难度进一步上升。
最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利润池的德国汽车巨头，在面对针对大排量燃油车的惩罚性关税或针对在华合资企业的监管措施时，将不得不在“全球存在感”与“财务报表”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与之相比，欧洲在关税与汇率问题上的筹码则要脆弱得多。它可以制造舆论压力，可以提高象征性关税，也可以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发起有限争端，但很难通过一套可控手段，迫使一个并不依赖欧美安全保护、且已拥有多元出口市场的大国，在汇率问题上做出结构性让步。
所谓“升级主导权”，更可能掌握在那个能够精准选择对方痛点、同时为自己保留替代路径的一方，而不是那个更擅长在议会演讲中高举“公平竞争”旗帜的一方。
结语
从教科书层面看，要求贸易伙伴“让本币升值”，似乎是一种温和、体面且技术性的政策诉求：既不涉及公开制裁，也不需要动用军事威慑，还能够以“规则”与“公平”为名获得道义加成。
而一旦将日本《广场协议》后的历史纳入视野，将德国自身曾被指控“享受低估本币红利”的经历置于背景之中，再结合美国长期通过美元霸权获取全球红利的现实，对人民币的道德化批判便显得格外单薄。它既忘记了西方自身曾如何使用货币杠杆，也无视了当下力量对比已经发生的深刻位移。
对欧洲而言，真正需要“升值”的，从来不是人民币，而是自身的结构性竞争力。具体而言，包括：
——能源价格与供应安全的可预期性；
——监管与税制对投资与创新的友好度；
——基础设施与数字化水平对生产率的支撑力；
——科研体系、风险资本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协同能力。
如果这些维度长期停滞不前，甚至持续“贬值”，那么即便人民币明天突然升值20%-30%，也不过是让欧洲消费者为自身结构性失误多支付一部分成本，而不会让“德国制造”自动回到曾经的高地位。
默茨在人民币问题上呼声越高，越暴露出一个不便明说的政治事实：真正需要被说服去改变的，并不是北京的外汇管理部门，而是柏林和布鲁塞尔的决策体系本身。
只要这一点不被正视，所有关于汇率的高调讨论，都可能只是旧秩序震荡中的一次情绪性回响，而难以成为重塑欧洲竞争力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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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曾经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经济体，在技术、成本与市场三条战线同时感受到压力时，最容易出现的政治反应，往往是试图用一个单一、直观、看似“可操作”的变量来解释复杂问题。当前欧洲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正是这种心理机制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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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长期通过资本管制、外汇干预以及对内抑制消费的组合，使日元汇率维持在对其出口结构较为有利的水平。这一策略与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叠加，支撑了对美巨额顺差，并推动了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地位的上升。
西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瓦解后的过渡期，同样曾被美国批评为通过工资克制以及“内需抑制+外需扩张”的宏观组合，维持马克的“实际低估”，从而巩固其在高端制造与资本产品出口上的优势。
进入欧元时代后，德国又被部分南欧国家视为“搭乘被低估欧元”的最大受益者：以德国经济和生产率水平来看，如果仍使用马克，其货币价值可能高于当前欧元水平；统一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一差异，相当于让德国在内部货币联盟中享受了某种“隐性汇率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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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美国并未通过刻意压低美元来争夺出口份额，相反，它长期维持强势美元，并在国际贸易中呈现出进口远超出口、对外支出大于收入的格局，更像是“消费全世界”的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利用货币体系服务于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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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使用的，是一种“强势货币型汇率杠杆”：不是通过低估本币扩大出口，而是通过维持本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锁定制度性红利。
在这样的历史与结构背景下，将中国使用汇率与产业政策的组合描绘成一种“东方体制”的异常现象，不仅不够准确，也缺乏必要的自我反思：日本、德国曾在相似框架下获益；美国则通过另一套货币霸权机制长期获利。
真正的差异，从来不在于“是否使用货币杠杆”，而在于谁在何时使用、如何使用，以及谁在国际叙事中掌握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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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经济史上的经典案例：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出口部门的价格优势被迅速侵蚀。为对冲升值冲击、避免经济硬着陆，日本在国内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催生了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使资产价格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合理水平。
泡沫破裂之后，在金融体系受损、企业与家庭资产负债表同时承压的情况下，日本长期陷入增长停滞与低通胀甚至通缩的“失去的十年”，而这一“十年”最终被拉长为“失去的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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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中国在对内部政策的讨论中，几乎将“重演日本被动升值—长期停滞路径”视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情景。这不仅出于对宏观稳定的考量，更关乎就业、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综合平衡。换句话说，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命运，已成为中国在汇率与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的重要“负面范本”。
从结构位置看，中国当前仍处于产业升级与市场再平衡的关键阶段，既要防范房地产与金融领域的内生风险，又要维持足够增长以吸纳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在这一阶段主动承受剧烈升值所带来的出口与就业冲击，无疑是一种高风险选择。
从地缘政治看，中国并不处于当年日本那种对美国高度安全依赖的位置，因此不存在接受一套“由美国或西方主导、以汇率为核心的重构方案”的安全激励。这恰恰构成了中国战略自主的重要基础。
这意味着，试图让中国“签署某种新版《广场协议》”，在现实中几乎缺乏真正的谈判入口。对北京而言，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是否愿意重复日本的历史路径”，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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