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哈林读懂,为什么普京表态会如此强硬?-张宸懿、屈佳欣
8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就在前一天,他刚在南萨哈林斯克表态称,日本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政治信号再明确不过——俄日领土争议,没有让步空间。
然而,一海之隔的萨哈林岛上,另一种“日本”却从未离去。今年夏天,本文作者前往萨哈林岛旅游,看到街头右舵车川流不息,日文包装的商品摆在货架上被优先信任,寿司店开遍街头,旧铁路设备上的日文铭牌至今可见。这既是殖民历史留给这片土地的深刻印记,也提醒着俄罗斯,有效治理才是萨哈林的主权重归之路。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张宸懿 屈佳欣】
萨哈林岛与北海道隔海相望。
地图上,它是俄罗斯远东的一部分;历史上,北纬50度以南曾被日本称作“桦太”。
走进今天的南萨哈林斯克,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苏联式住宅、俄语招牌和战争纪念设施。可再多看一会儿,日本留下的痕迹便会从日常生活里浮出来:街上的右舵车、商店里的日文包装、旧铁路设备上的日本铭牌,以及当地人谈论商品质量时近乎本能的判断。
六天旅行中,我越来越觉得,日本在萨哈林的影响早已沉入交通、消费、饮食和城市空间,无须依靠醒目的文化活动维系。政治关系可以迅速转冷,生活惯性却不会随之消失。
右侧通行的城市:为什么满街都是右舵车
俄罗斯实行右侧通行,左舵车通常更顺手。但南萨哈林斯克街头,绝大多数私家车却是从日本进口的右舵车。丰田、本田、尼桑、三菱和斯巴鲁随处可见。走过一排停车位,几乎能看到日本汽车工业过去二三十年的缩影。这正是日本汽车工业多年来向该地区渗透的结果。
当地人解释得很直接:地理位置离日本近,海运成本低;同样预算下,日本车相较俄产新车通常车况更好、配置更高,这更多是出于实际考量,而非单纯偏好。岛上的维修市场也早已围绕这些车型形成配套,零件来源、常见故障,修理工都很熟悉。
换句话说,这种“合理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多年下来,本地汽车流通、维修和消费习惯已经完全按日本车的逻辑运转,即便俄产车或第三国汽车性价比追上来,这套惯性也很难在短期内被替换。
有些二手车从日本运来后,车窗上的停车证、车内的日文提示,甚至原车主的姓名贴都没有撕掉。车换了国家和牌照,上一任主人的生活痕迹却跟着过了海。这些细节使得日本二手车的输入链条显得具体可见。近年的制裁并未完全切断这一渠道:低于1.9升的小排量燃油车仍有进口空间,部分小排量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的限制后来也有所放宽。多年积累的运输渠道、维修经验和使用习惯,使萨哈林汽车市场没有明显“去日本化”。
当地居民普遍购买和使用日本车
“日本商品”本身就是一块招牌
第二天在市区散步,我看到一家名为“Кейтаро”(健太郎)的商店。招牌旁直接写着“Товары из Японии”——“来自日本的商品”。这类招牌反映出,不少萨哈林消费者仍把“日本”本身当作一种质量标签。
走进店内,不大的空间被货架和货物塞得拥挤。厨具、餐具、毛巾、化妆品和文具大多保留原装日文包装,很少为俄罗斯市场重新设计。顾客未必读得懂说明,但显然认得这些包装代表什么。另一家食品店里,日本调味料占了整整一排:梅子酱、芝麻酱、烧肉汁、咖喱粉、沙拉汁。货签用俄语标明名称和价格,瓶身正面仍是日文。
当然,这种“认可”与其说是对产品本身的了解,不如说是多年积累下的品牌惯性——很少有人会去追问,同样功能的商品,是否只是因为贴着日文标签才被默认为更可靠。
随处可见的日本商品
旅途中我曾和旅行社司机聊起中国汽车。司机是萨哈林本地人,他说自己曾在中国生活15年,也买过国产车。那辆车安静、舒适,配置不低,跑了8万公里也没出过明显问题。可他回到萨哈林,把这段经历讲给朋友听,朋友并不相信。听到这里,我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但也不得不表达理解,毕竟,多年形成的消费认知,很难因为一次个人经历就被轻易改变。
在当地人的消费经验里,日本商品往往先得到信任,中国商品若想与之竞争,就不得不先自证质量。这种心理甚至影响了中国在出口商品时的包装设计:我在萨哈林看到一种中国生产的蒟蒻果冻,卖得相当不错;连人口只有两千多的契诃夫村也能买到。但包装上大量使用日文元素,使得当地消费者很容易把它归入“日本风格”。
在国内市场,类似这种“擦边”包装手法也不少见:不少国产商品同样会借助日文、韩文或欧化字体设计,营造“进口感”,以此换取消费者的第一眼信任。这折射出一种更普遍的心理:在“中国制造”尚未积累起足够信任之前,一部分厂商选择绕开正面竞争,转而借用其他产地的符号来降低销售门槛。因此,在本地超市,我们也观察到目前货架上明确标明产自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果蔬,而其他一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则部分借用了日文元素,让消费者不易分辨其真实产地。这意味着中国制造正在进入这一市场,但要改变长期形成的质量印象,显然比单纯铺货要慢得多。
在契诃夫村见到的蒟蒻果冻;当地超市里的中国蔬菜
一座日本式建筑,后来成了俄罗斯博物馆
南萨哈林斯克最醒目的日本遗存,是萨哈林州地方志博物馆。中央屋顶高高抬起,两翼对称展开,白墙、深色基座和层叠屋檐带着鲜明的日式建筑特征。四周是典型的苏联式街区楼房,这座建筑夹在中间,风格上格格不入,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座建筑原属日本“桦太”时期的公共建筑体系。苏联接管南萨哈林后没有拆掉它,而是改作地区博物馆。建筑功能仍是收藏和展示,讲述的历史却换了主人。
其他日本遗存的命运并不相同。神社一类带有明确宗教和政治象征的设施,大多被拆除或失去原有功能;博物馆、灯塔、住宅和工业建筑,因为仍能使用,往往被保留下来。
托马里的神社被拆得只剩两座鸟居,日本建造的灯塔则被苏联继续使用,并改以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俄军英雄Слепиковский命名,桦太时期的日本军区司令官邸,也被改造成萨哈林旅游服务中心。
这种差别说明,萨哈林对日本遗产的处理并非简单的“保留”或“清除”,而是一种有选择的接管。带有旧主权象征的部分被削弱,具有使用价值的部分则被重新命名、重新布展,放进俄罗斯的地方叙事。屋檐还在,原来的权力含义却已改变。政权更替后的遗产能否留下,取决于它能否被新秩序重新解释和利用。遗留建筑成为了被后来者不断重新赋予意义的场所——谁掌握了阐释权,谁就决定了它此后讲述哪一段历史。
萨哈林州地方志博物馆;原日军司令官邸;托马里的日本鸟居;Слепиковский灯塔
博物馆之外,日本时代的遗物还在以更日常的方式流通:它们被摆进南萨哈林斯克的纪念品商店,公开标价出售:一只玻璃柜里,褐色药瓶、透明酒瓶、旧硬币、陶瓷盘、茶壶和玻璃浮球挤在一起。商家给它们贴上“KARAFUTO”和“樺太”的标签。许多物件并不完整:瓶身有划痕,陶器缺角,硬币已经发黑。可在这里,破损不是缺点,锈迹和裂纹恰好证明它们“来自过去”。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1905年至1945年,日本统治南萨哈林,并称其为“桦太”。1945年后,日籍居民开始被遣返。按店家的说法,不少人来不及带走全部财物,便把瓶罐、餐具和其他家用品藏在地下或房屋附近,盼着日后还能回来,没想到这些器物就这样成为了“遗物”。因此,当地至今还能发现各种酒瓶、调味瓶、药瓶和陶瓷器。有的保留着标签,有的被认作铀玻璃,甚至还有家庭神龛祭器和儿童餐具。曾经最普通的生活用品,如今都被摆进了“桦太”的纪念品柜台。
纪念品店出售的“桦太”时期瓶罐、硬币和陶瓷器
这些日本家庭日用品被遗留、掩埋,几十年后又被挖出、清洗、分类和包装,变成游客可以买走的“桦太”纪念品。说来也有几分讽刺:当年仓皇撤离时来不及带走的坛坛罐罐,如今被擦洗干净、贴上标签,明码标价地摆上货架,任人挑选,仿佛在向所有来到南萨哈林的人骄傲且慷慨地展示着自己曾经的胜利。
灯塔、铁路和仪表盘上的日文
走出市区,“桦太”时代的痕迹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它们藏在灯塔、铁轨和仪表盘这些至今仍在运转、或曾经运转过的工程设施里。
阿尼瓦灯塔立在海上岩礁上。这座1939年建成的混凝土塔楼高31米,外墙如今已严重风化,海鸟从破损的窗口进出。1990年,苏联海军曾为它加装放射性同位素发电装置;2006年设备到期拆除后,灯塔被封闭。如今,海风和鸟群成了这座斑驳残破的历史遗迹真正的主人。
灯塔终究只是一处孤立的遗存,真正大规模留存下来的日本技术体系,是遍布全岛的铁路网。我们在南萨哈林斯克铁路博物馆了解到,岛上铁路长期沿用日本时期的1067毫米窄轨。苏联接管后没有立即重建,还从日本购入过维护设备。直到2020年,萨哈林铁路才全部改为俄罗斯通用的1520毫米宽轨。
这种新旧交叠的痕迹,不只留在轨道宽度上,也留在具体的操作现场。我在一处旧控制室里看到日本制造的压力表。俄语标牌、苏联式开关和日文仪表装在同一块面板上。没有人刻意设计这种“历史拼贴”,它只是设备在不同时代被接着使用后留下的样子。
政权更替可以用1905年、1945年、1991年这些年份划线,技术系统却没有那么利落。铁轨宽度、设备规格和维修习惯一旦形成,便会继续影响后来者。旗帜可以很快换掉,尺寸、标准和操作习惯却难以随之消失。
乘坐船长购置的二手日本快艇前往阿尼瓦灯塔
桦太时期的1930年铁路图;1964年苏联从日本进口的铁路车组;火车控制室内并存的日俄文标识
日本料理已经进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这座远东城市人口不多,日式餐厅、寿司吧和外卖店却随处可见。Hokkaido、Kioto、Kioto Garden和Homura在本地平台上都有数百条高分评价;老牌餐厅Nihon Mitai已经经营二十多年。热门时段往往需要提前订位。从评价数量和经营年限看,本地消费者显然构成了稳定客群,日本料理早已越过“给游客尝鲜”的阶段。
Hokkaido、Kioto、Homura和Nihon Mitai等日式餐厅在本地平台上评价颇高
日本料理之所以受欢迎,一个直接原因是萨哈林本地物产与之契合。鱼、蟹、扇贝、海胆和虾原本就是岛上常见的水产食材,用来做寿司、刺身和烤鱼,食材上并不需要额外进口。但这里很少照搬日本本土菜单。日式名称、装修和生鲜海产保留了辨识度,较大的分量、更多熟食和泛亚洲菜品则照顾了俄罗斯顾客。日俄关系转冷后,这些餐厅并没有从城市生活中消失。外交变化按新闻周期推进,味觉和消费习惯却慢得多。对许多萨哈林人来说,日本文化带来的最隐秘的影响,可能就藏在一顿并不特别的晚餐中。
一只包子背后的韩裔萨哈林史
日本在萨哈林留下的痕迹不止建筑、器物和饮食这些看得见的部分,还牵动着这座岛屿的人口构成——韩裔群体的历史,正是理解这一点绕不开的一环。
在南萨哈林斯克,韩国文化同样醒目。市内设有韩国文化中心,外墙同时使用俄语和韩文。超市和街边食品店普遍出售Пянсе,一种外形很像中国包子的面食,馅料通常是卷心菜和肉。它早已融入当地饮食,几乎没人再把它当成稀奇的“外国菜”。
但这只包子背后,连着萨哈林另一段更沉重的历史。
日本统治时期,大量朝鲜半岛居民被征召或强制动员到南萨哈林,在铁路、矿山和工业设施中劳动,许多人因劳动强度过大、环境恶劣而丧生。1945年后,日本居民大多撤离,战后遣返却首先面向日本公民,许多韩裔劳工及其家属因此被排除在外,长期滞留岛上。他们及后代逐渐成为萨哈林的重要人口群体。按萨哈林州政府数据,当地韩裔约4万人,约占全岛人口的8%。韩国文化中心雕塑展示了矿井劳作场景,科尔萨科夫港附近还有名为“泪山”的纪念雕塑。当地叙事说,未能返乡的人们曾日复一日到港口附近眺望,等待一艘最终没有到来的船。
这段历史说到底是日本殖民统治、战时动员和战后处置一手造成的,韩裔群体与文化如今在萨哈林的存在本身,就是这段历史遗留下来的直接后果。今天街上的韩文招牌和热气腾腾的Пянсе看似日常,背后却是殖民统治、战争动员和战后处置的结果。食物可以变得温和,历史不会因此变轻。
超市出售的韩式包子;韩国文化中心;韩裔劳工纪念浮雕;科尔萨科夫港的“泪山”
政治关系降温,日本影响为何仍未消退
旅行最后一天,我又想起最初的那个问题:日俄政治关系已经明显降温,日本为什么仍在萨哈林随处可见?答案或许在于,政治关系降温是一回事,社会层面积累下来的联系是另一回事,两者变化的速度并不同步。
1990年代以来,日俄之间曾建立起与萨哈林及南千岛群岛相关的免签交流框架,行政、经贸和民间往来一度相当活跃:2002年,稚内市在南萨哈林斯克设立了常驻办事机构;2015年,北海道事务所也开始运作。这些机构存在的十几年里,商业合作、地方交流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朝向隔海相望的日本一侧——书店里常年摆着日俄词典,就是这种取向留下的一个小小痕迹。这套建立多年的联系网络,直到2022年才被打断:免签往来中断,日本对俄制裁加码,官方关系随之迅速冷却。
然而,街上的车不会因一轮制裁立即报废,人们对商品的信任也不会跟着新闻标题翻篇。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仍持有“萨哈林2号”项目股份,日本也继续从该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政治联系收缩了,已经嵌入生活和能源体系的关系却还在。
但这又带来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同样是日本帝国留下的建筑和设施,萨哈林的处理方式为什么明显不同于中国和韩国?
在中国东北,伪满皇宫、殖民行政建筑、矿山和军事设施虽然也曾被战后社会继续使用,但它们在公共叙事中通常首先被界定为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证据。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以十四年沦陷史和东北抗战为叙事中心。南京大屠杀档案则通过原始文件、证言、调查材料和审判记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遗址和遗物在这里承担着保存事实、确认责任和进行警示教育的功能。
韩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原朝鲜总督府大楼曾是日本殖民统治的最高权力机关。韩国独立后,这座建筑先被政府继续使用,后来又被改作国立中央博物馆。但它始终无法摆脱殖民权力象征的身份。1995年,韩国在光复五十周年之际启动拆除工程。拆除的不只是一栋旧建筑,也是日本殖民权力曾经占据民族政治中心的空间象征。
相比之下,萨哈林的日本建筑较少被单独固定为“民族屈辱”的象征,博物馆、灯塔、住宅和工业设施都可能经过改造后继续使用。
直到最后一天参观南萨哈林斯克的“胜利”博物馆,我才找到一种可能的解释。
关键差异或许不在遗迹本身,而在战后社会从什么位置回望日本对其曾经的统治。中国和朝鲜半岛主要从被侵略、被占领和被殖民者的历史位置出发。遗迹存在于受害社会及其后代的生活空间之中,因此容易成为尚未消散的创伤、责任证据和民族主权受损的象征。
苏联进入南萨哈林时,所占据的却是战胜者和接管者的位置。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罗斯失去南萨哈林。1945年8月,苏军在远东发动对日作战,击败驻守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的日军,重新控制南萨哈林,并占领包括今天俄日争议岛屿在内的千岛群岛。对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地方叙事来说,这一过程并不主要意味着从长期殖民压迫中恢复民族主体,而更多被解释为收复失地、洗刷1905年失败以及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
美国精神分析学者瓦米克·沃尔坎(Vamik Volkan)提出的“被选择的创伤”与“被选择的荣耀”,或可用来描述这种分野:同一段历史,既可能被后代建构为需要世代铭记的创伤,也可能被建构为值得反复讲述的荣耀,选择哪一种,往往取决于讲述者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
这种“胜利者位置”改变了日本遗迹的意义。建筑被重新命名、重新布展并转入苏联制度后,便成为战败者留下、胜利者接管的物证。原有权力标志被取消,仍有使用价值的部分被吸收。
战后的人口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转换。大批日本居民被遣返,苏联各地的移民进入南萨哈林,俄语行政、教育和城市管理体系迅速取代日本制度。日本遗迹由此逐渐脱离原来的使用者和社会关系。对后来迁入的居民而言,它们首先是已经被接管的房屋、道路、机器和公共建筑,而不完全是自己亲历的受难现场。
“胜利”博物馆把这种历史位置表达得十分清楚。馆内设有“舒姆舒岛登陆战”“攻取汗达萨警察哨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萨哈林与千岛群岛”等展览。三维全景、实物、影像和互动设备把1945年的军事行动组织成一套英雄叙事,参观者看到的是苏军如何突破日军防御,结束日本统治,并把南萨哈林纳入苏联国家空间。
导游讲解苏军战役行动;博物馆前纪念战胜日本30周年纪念碑;苏军突破日军阵地战士像;勇士战恶龙立柱;
在这套叙事中,日本遗存成为胜利的背景:工事越坚固,苏军的进攻越显英勇;城市设施越完整,苏联的接管和改造能力越突出。遗迹既证明日本曾在这里存在,也证明这种存在最终被终结。
这并不意味着萨哈林已经超越殖民历史,或当地人对日本遗产具有天然的“坦然”。日本遗产在这里较少被组织为持续受难的国家记忆,而更多被纳入胜利、接管和实用主义改造的叙事;中国和韩国则更强调侵略证据、民族创伤和主权恢复。
如今的萨哈林州人均GDP达366.58万卢布(约32万元)列全俄第四,投资环境评级升至全俄第3位。萨哈林州已经成为俄罗斯资本密集、薪资较高且治理水平突出的地区之一。日本帝国在这里已经失败,但其物质世界没有完全消失。战败者的权力被清除,仍有价值的设施被吸收,胜利者的叙事占据中心;没有进入胜利叙事的苦难,则留在家庭记忆和社会边缘。
离开南萨哈林斯克时,一辆右舵日本车自然汇入俄罗斯的右侧车流。道路方向代表主权,车辆来源服从岛屿的地理与经济网络。道路已经换了方向,机器仍来自过去;边疆社会正是在这种不完全替换中形成。
“萨哈林2号”天然气项目;向日本驶去的LNG船;北海道驻萨哈林事务处;商店里的日俄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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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海之隔的萨哈林岛上,另一种“日本”却从未离去。今年夏天,本文作者前往萨哈林岛旅游,看到街头右舵车川流不息,日文包装的商品摆在货架上被优先信任,寿司店开遍街头,旧铁路设备上的日文铭牌至今可见。这既是殖民历史留给这片土地的深刻印记,也提醒着俄罗斯,有效治理才是萨哈林的主权重归之路。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张宸懿 屈佳欣】
萨哈林岛与北海道隔海相望。
地图上,它是俄罗斯远东的一部分;历史上,北纬50度以南曾被日本称作“桦太”。
走进今天的南萨哈林斯克,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苏联式住宅、俄语招牌和战争纪念设施。可再多看一会儿,日本留下的痕迹便会从日常生活里浮出来:街上的右舵车、商店里的日文包装、旧铁路设备上的日本铭牌,以及当地人谈论商品质量时近乎本能的判断。
六天旅行中,我越来越觉得,日本在萨哈林的影响早已沉入交通、消费、饮食和城市空间,无须依靠醒目的文化活动维系。政治关系可以迅速转冷,生活惯性却不会随之消失。
右侧通行的城市:为什么满街都是右舵车
俄罗斯实行右侧通行,左舵车通常更顺手。但南萨哈林斯克街头,绝大多数私家车却是从日本进口的右舵车。丰田、本田、尼桑、三菱和斯巴鲁随处可见。走过一排停车位,几乎能看到日本汽车工业过去二三十年的缩影。这正是日本汽车工业多年来向该地区渗透的结果。
当地人解释得很直接:地理位置离日本近,海运成本低;同样预算下,日本车相较俄产新车通常车况更好、配置更高,这更多是出于实际考量,而非单纯偏好。岛上的维修市场也早已围绕这些车型形成配套,零件来源、常见故障,修理工都很熟悉。
换句话说,这种“合理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多年下来,本地汽车流通、维修和消费习惯已经完全按日本车的逻辑运转,即便俄产车或第三国汽车性价比追上来,这套惯性也很难在短期内被替换。
有些二手车从日本运来后,车窗上的停车证、车内的日文提示,甚至原车主的姓名贴都没有撕掉。车换了国家和牌照,上一任主人的生活痕迹却跟着过了海。这些细节使得日本二手车的输入链条显得具体可见。近年的制裁并未完全切断这一渠道:低于1.9升的小排量燃油车仍有进口空间,部分小排量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的限制后来也有所放宽。多年积累的运输渠道、维修经验和使用习惯,使萨哈林汽车市场没有明显“去日本化”。
当地居民普遍购买和使用日本车
“日本商品”本身就是一块招牌
第二天在市区散步,我看到一家名为“Кейтаро”(健太郎)的商店。招牌旁直接写着“Товары из Японии”——“来自日本的商品”。这类招牌反映出,不少萨哈林消费者仍把“日本”本身当作一种质量标签。
走进店内,不大的空间被货架和货物塞得拥挤。厨具、餐具、毛巾、化妆品和文具大多保留原装日文包装,很少为俄罗斯市场重新设计。顾客未必读得懂说明,但显然认得这些包装代表什么。另一家食品店里,日本调味料占了整整一排:梅子酱、芝麻酱、烧肉汁、咖喱粉、沙拉汁。货签用俄语标明名称和价格,瓶身正面仍是日文。
当然,这种“认可”与其说是对产品本身的了解,不如说是多年积累下的品牌惯性——很少有人会去追问,同样功能的商品,是否只是因为贴着日文标签才被默认为更可靠。
随处可见的日本商品
旅途中我曾和旅行社司机聊起中国汽车。司机是萨哈林本地人,他说自己曾在中国生活15年,也买过国产车。那辆车安静、舒适,配置不低,跑了8万公里也没出过明显问题。可他回到萨哈林,把这段经历讲给朋友听,朋友并不相信。听到这里,我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但也不得不表达理解,毕竟,多年形成的消费认知,很难因为一次个人经历就被轻易改变。
在当地人的消费经验里,日本商品往往先得到信任,中国商品若想与之竞争,就不得不先自证质量。这种心理甚至影响了中国在出口商品时的包装设计:我在萨哈林看到一种中国生产的蒟蒻果冻,卖得相当不错;连人口只有两千多的契诃夫村也能买到。但包装上大量使用日文元素,使得当地消费者很容易把它归入“日本风格”。
在国内市场,类似这种“擦边”包装手法也不少见:不少国产商品同样会借助日文、韩文或欧化字体设计,营造“进口感”,以此换取消费者的第一眼信任。这折射出一种更普遍的心理:在“中国制造”尚未积累起足够信任之前,一部分厂商选择绕开正面竞争,转而借用其他产地的符号来降低销售门槛。因此,在本地超市,我们也观察到目前货架上明确标明产自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果蔬,而其他一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则部分借用了日文元素,让消费者不易分辨其真实产地。这意味着中国制造正在进入这一市场,但要改变长期形成的质量印象,显然比单纯铺货要慢得多。
在契诃夫村见到的蒟蒻果冻;当地超市里的中国蔬菜
一座日本式建筑,后来成了俄罗斯博物馆
南萨哈林斯克最醒目的日本遗存,是萨哈林州地方志博物馆。中央屋顶高高抬起,两翼对称展开,白墙、深色基座和层叠屋檐带着鲜明的日式建筑特征。四周是典型的苏联式街区楼房,这座建筑夹在中间,风格上格格不入,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座建筑原属日本“桦太”时期的公共建筑体系。苏联接管南萨哈林后没有拆掉它,而是改作地区博物馆。建筑功能仍是收藏和展示,讲述的历史却换了主人。
其他日本遗存的命运并不相同。神社一类带有明确宗教和政治象征的设施,大多被拆除或失去原有功能;博物馆、灯塔、住宅和工业建筑,因为仍能使用,往往被保留下来。
托马里的神社被拆得只剩两座鸟居,日本建造的灯塔则被苏联继续使用,并改以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俄军英雄Слепиковский命名,桦太时期的日本军区司令官邸,也被改造成萨哈林旅游服务中心。
这种差别说明,萨哈林对日本遗产的处理并非简单的“保留”或“清除”,而是一种有选择的接管。带有旧主权象征的部分被削弱,具有使用价值的部分则被重新命名、重新布展,放进俄罗斯的地方叙事。屋檐还在,原来的权力含义却已改变。政权更替后的遗产能否留下,取决于它能否被新秩序重新解释和利用。遗留建筑成为了被后来者不断重新赋予意义的场所——谁掌握了阐释权,谁就决定了它此后讲述哪一段历史。
萨哈林州地方志博物馆;原日军司令官邸;托马里的日本鸟居;Слепиковский灯塔
博物馆之外,日本时代的遗物还在以更日常的方式流通:它们被摆进南萨哈林斯克的纪念品商店,公开标价出售:一只玻璃柜里,褐色药瓶、透明酒瓶、旧硬币、陶瓷盘、茶壶和玻璃浮球挤在一起。商家给它们贴上“KARAFUTO”和“樺太”的标签。许多物件并不完整:瓶身有划痕,陶器缺角,硬币已经发黑。可在这里,破损不是缺点,锈迹和裂纹恰好证明它们“来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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