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奎：抵抗“中国经济侵略”？一场自导自演的虚构战争悲情戏

作者 :中华军事 2026-08-20 09:10:31 围观 : 次评论

【文/ 东方军事专栏作者苏奎】

7月27日，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科技产业政策智库——ITIF（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了有关“中美技术经济贸易战争动员”系列报告的第六部分——“从自由贸易到战略性技术经济协议”。

这个充满火药味的中美战争动员系列可谓是“成果丰硕”。自2026年2月以来，仅半年时间就发布了13篇深度报告，再加上去年最后两个月的3篇，总计已经超过16篇。

不过这还不是终点，按照网站的预告，还有报告正在生产的路上，预计要到11月才能完成整部系列。同时，这个信创基金会也已经在官网上宣布，11月17日要与有关方面开一个总结会。

“中美技经贸战争动员”，这个系列的主题绝对吸引眼球。中国正在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中美已经爆发了技经贸战争，这是他所有报告的前提。

系列报告还提出了“内外兼修、确保不输”的总体战略，对内改革，师中长技以制中，打右灯往左转。对外建立技经贸联盟（经贸版北约），御中于盟门之外，在全球南方则对中使绊子，不择手段减少中国的市场空间。

这些分析看似精巧，策略也看似体系完备，实则根本经不起推敲——这是美国精英们子虚乌有自编自导的一场苦情戏。

报告也承认了，中国无法被击败，编这一场战争戏的真正目的，可能是通过塑造中国这个敌人，以战时特殊时期的危情为由，用危情统一思想，推动和平时期难以实施的内部改革议程，当然也包括算计盟友。

然而，戏终究是戏，明眼人其实都看得出来。

汉密尔顿主义

信创基金会在2006年成立，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英特尔、微软、苹果、英伟达、高通、台积电等各大科技巨头以及药企、车企都是其金主，可以说资金高度绑定美国高科技产业利益群体，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圈层的政策声音。

信创基金会的研究偏重实证量化，是研究中美科技竞争、半导体政策、数字贸易、产业政策时最常被引用的机构之一，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榜单中，长期位列全球第一科技政策智库的位置。

基金会经常举办听证会、发布指数，被全球媒体广泛引用。美国国会、白宫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贸易委员会高度重视其报告，大量报告直接作为美国科技、贸易政策讨论的参考文本，很多建议已经转化为白宫或者国会的实际政策。可以说，这个基金会报告并非什么边缘研究，而是未来华盛顿可能用到的政策工具，至少是他们采取措施的理论源泉。

基金会的汉密尔顿产业战略中心是这次系列报告的具体研究单位，而具体操刀者则是基金会的创始人，前CEO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

这位阿特金森先生是加拿大美国人，产业空间规划出身，但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有着多年在华盛顿政策圈任职的经历，还能横跨两党。

他先后在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担任项目主管，专门评估技术经济政策。之后又在民主党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PPI）任副总裁，小布什政府时期他更是被任命为国家地面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委员会主席，奥巴马对他也是颇为重用，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中美创新政策专家组联合主席。

多年华盛顿政策圈的浸染，深刻塑造了阿特金森对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判断。他对于中美产业与科技竞争的问题极为执着，长年孜孜不倦地写这种长篇报告，多次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出席听证，散播中国的产业威胁。

阿特金森

要理解这位阿特金森先生卷帙浩繁的各类报告，就要先了解他信奉的基本理论——汉密尔顿主义，这也是为什么基金会这个操刀机构命名为汉密尔顿产业战略中心的原因。

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91年那份《制造业报告》（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是美国立国后第一份产业政策纲领，其核心论点是“农业国永远会被工业国卡脖子，年轻共和国必须搞制造业，搞制造业需要政府扶持”，这是美国“国家发展主义”的源头，后被捧为“美国工业宪章”。

从故纸堆里复活并鼓吹汉密尔顿主义的是阿特金森的一位搭档——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此人曾任国务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新保守主义的旗舰《国际利益》的执行主编，非等闲之辈。

1997年，林德写文章把美国历史上的发展政策演变通过汉密尔顿主义系统地串了起来，成为了“汉密尔顿传统”在当代的关键右翼整理者。2012年，林德再撰文，将美国经济史主线概括为汉密尔顿（发展主义、政府扶持产业）与杰斐逊主义（自耕农与小企业神圣、自由市场、以农为本）的两条路线之争，可以说他是当代美国国家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 capitalism）的理论大师。

国务卿鲁比奥和副总统万斯都是林德国家发展主义的信徒，鲁比奥的名言“你不能是强国，除非你能制造东西”，以及万斯的断言“右翼的美国经济政策现在更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而非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源于林德的思想。

2018年两人合写了《大即是美：拆穿小企业的神话》（Big Is Beautiful: Debunking the Myth of Small Business）一书，该书主旨为否定美国两党多年来在政策支持上倾向于小企业的共识，彻底从理论上拆掉了杰斐逊主义小企业神圣的崇拜，提出企业规模中性的主张，为其后来提出的国家发展主义和美版产业政策铺路。

如果对于“小企业崇拜”这堵墙拆不掉，由于政府产业政策支持下通常受益的都是大企业，这样的实际结果在任何一党都属政治不正确，产业政策就操作不下去。

反之，政府可以按产业战略重要性来保护、支持大企业，这样就顺理成章获得了道德正当性。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企业的大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方向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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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产业指数

如果说林德的汉密尔顿主义是信创基金会美中技经贸战争动员系列的理论依归，那么阿特金森创立的汉密尔顿指数就是为理论依据提供数据基础和论证。

阿特金森将指数称为“汉密尔顿”，用意很清楚，就是为了呼吁美国政府重拾汉密尔顿主义，用“国家权力资本主义（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对抗中国的工业崛起。

National Power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也可以翻译成“国家实力”，但从阿特金森等人维护美国现有地位、实质是维护霸权的视角出发，或许翻译成“国家权力”更为恰当。

阿特金森靠“汉密尔顿”为自己的“国家权力产业划分”与产业政策话语寻找美国本土合法性，对抗里根以来“产业政策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套市场原教旨叙事，暗示“搞产业战略不是学中国，是回到美国汉密尔顿自己”。

这套话术让共和党鹰派豁然开朗，帮他们找到了障眼法，因为他们既要“学中国”，又不能承认“学中国”，那不啻于公开宣告美国制度失败。

所谓的 “汉密尔顿指数”（The Hamilton Index）是一套量化评估全球先进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阿特金森通过数据计算发现，2022年全球先进产业总产值约为11.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1.6%。令人震惊的是，这一比例自1995年以来（近30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由此，他提出了该指数的底层逻辑——全球先进制造业是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一个国家（如中国）份额的迅猛扩张，必然伴随着另一个国家（如美国或欧洲）工业实力的相对萎缩和坍塌。可以说，这是他自认为的伟大发现，也是他将中国的发展定性为“对美国进攻”的关键依据。

汉密尔顿指数并不是看整体GDP，而是精准锁定了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创新能力和国防安全的10大“国家权力产业”（National Power Industries），包括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含半导体）、IT和信息服务业、电气设备、机械和设备、机动车辆、制药业、化学品、基本金属、金属制品以及其他运输设备（含航空航天和造船）。

核心指标则是LQ（区位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指数计算的分子为某国国家权力产业占本国经济的比重，分母为相应产业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全球均值）。也就是说这个指数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指标，测的是某产业在本国经济里的权重相对全球平均水平，本质是相对集中度，反映的是不同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不是国家的绝对实力。

举个例子，美国农业在全球占比约10%，比中国还高，但美国GDP里农业只占1%，全球农业占全球GDP的比重约4%，所以美国农业LQ只有0.25。按LQ的标准，美国农业是“极度弱势产业”，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

从2022年开始到今年5月，信创基金会已经发布了三版指数。按照最新的数据，中国大陆汉密尔顿指数为1.36，美国只有0.88。中国台湾地区则高达2.1，韩国也达到1.77。如果认为中国台湾或者韩国在全世界关键产业的控制能力超过中国或者美国，那恐怕就太幼稚了。它们的绝对产能远不如中国大陆和美国，但LQ被较小的GDP放大。

然而，如此不靠谱的指数却已经在华盛顿受到追捧，并从2022年以来，逐渐成为政策“指挥棒”。汉密尔顿指数之所以频繁被美国鹰派政客引用，是因为它成功地将美国的国家安全焦虑数字化，证明了单独关税的失效。可以说，这是一个“叙事包装”大于“统计价值”的操作。

报告指出，过去几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但中国在汉密尔顿指数依然在增长（2020年约1.31），试图以此说明常规贸易战无法阻挡中国，论证产业补贴合法化的紧迫性。

信创基金会要用这个数据游说国会，证明仅仅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无法战胜中国，美国必须由政府出资效仿《芯片法案》，对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所有低配（LQ < 1，报告对单一行业也有计算汉密尔顿指数）行业进行全面国家补贴和政策支持。

中美技经贸战争动员

说完信创基金会的理论渊源，接下来看看这套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个系列已经写完6篇，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第一篇界定何为技术经济战争，论证政策根本转型的必要性。核心观点是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技术经济战争，而华盛顿迄今的应对既胆小又脱节，唯有进行根本性的政策范式转型，才能避免败北。

报告明确提出了一个对美政界极具冲击力的战略定位——“避免输”而非“求赢”，中国体量太大、进步太快，美国已然不可能阻止中国在国家权力产业上追上全球领先水平，但西方仍来得及阻止自身能力的绝对流失。

与此同时，报告无情批驳了两党共同信奉的两大信条，“政府不应挑选赢家”以及“政策渐进微调论”。市场或许能实现人均 GDP 增长，但只会碰巧产出所需的国防关键能力，面对被指责为“受国家补贴”的中国竞争者，市场会放任军民两用产业凋零。小幅扩招高技术移民、微增研发预算、零敲碎打的法案，这些政策只能把败退时间延长几年。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进攻”美国，主张美国应在科技、竞争力与贸易上进入“战时状态”，把“强化国家权力产业竞争力”作为压倒性的首要目标，传统的市场配置效率、再分配、社会公平、气候变化等议题必须让位于中美“战争”这个主要目标。然而，他这种孤注一掷的疯狂政策建议，恐怕在美国会遭到进步派的强力阻击，在国际上也不会得到多少支持。

第二篇提出要放缓中国前进脚步，仅靠把自己的事办好还不足以避免败给中国，美国还必须主动给中国使绊子，通过限制中国的知识获取、市场准入、融资、降低创新收益来延缓其主导进程。报告提供了多达100 多项可操作建议，供美及西方盟友采用。

“中国不会改弦更张”是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报告认为指望中国调整其“创新重商主义”政策是徒劳的，因为这与所谓的“全球社会主义霸权”的总体目标深度绑定。因此，对华政策的唯一评判标准应是“是否有助于或损害中国提升其国家权力产业”。

显然，这些说辞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型，把美国的霸权心态强加到了中国头上，并为自己的行为强行赋予自认为的合法性。

第三篇呼吁资本制度改革，把金融资本主义转型为国家权力资本主义。为了避免在与中国的技术经济战争中落败，美国必须重构运行了约50年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契约，通过税收与制度重新平衡企业留存再投资与利润流向股东的天平，把资本引向国家权力产业。

企业投资决策是美国输赢的决定性变量，这可能是报告提出的最标志性的论点，联邦研发、监管、教育等改革固然重要，但企业把钱投到哪里才是战争生死线。由此主张以一套新的国家权力资本主义（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替代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这种对华尔街进行革命的改革建议，显然会遭到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拼死抵抗。

第四篇是有关劳动力与教育改革。报告认为美国现有的教育体系是为个体福利最大化设计的，并不适配国家权力产业战争，以此必须系统性转向，把学生与工人塑造成国家权力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

报告调侃称美国的教育体系是“教师假装教、学生假装学”，呼吁美国高校要从教人文社科转向教学生终身职业成功所需的真实能力。报告还提出地方基础教育要能够识别天才学生并提供适配学习环境。他这套教育改革建议显然与美国个人主义传统格格不入，个人兴趣要服从国家需要的逻辑恐怕很难得到响应。

第五篇分析国内产业扶持政策工具，改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政策。报告认为，增加联邦STEM研究经费必要但不充分，美国需要一套全新的联邦研究模型，把“不输给中国”作为资助的最高国家使命，聚焦国家权力产业的技术需求，并让研究成果直接惠及美国本土企业。

报告指责美国当前重科学、轻工程技术，太多科学基础研究，太少工程与应用研究，主张所谓的旧线性模型，即基础研究会奇迹般产出商业创新，已被科学政策文献“彻底证伪”，美国应推动更多面向产业的研究生项目。然而，对科学政策文献的这番解读，最多只能说是一家之言，“线性模型终结”的结论恐怕很难得到科技界的认同。

第六篇是关于重构国际贸易规则，放弃传统自由贸易协定，建立排他性战略技术经济伙伴协定。报告认为，自由贸易全球化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应牵头与盟友建立一个全新的、具有约束力的“战略技术经济协定”（STEA），以增强盟友国家权力产业和削弱中国国家权力产业为双重目标，取代过去基于最惠国待遇的自由贸易框架。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能单独应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力量扩张是报告提出的核心论点，因此必须组建盟友集团，在贸易、技术、投资和经济安全议题上协调行动，这倒是与建制派的观点比较合拍。

另外，还有一篇没有纳入这个“战争动员”系列，但也高度相关，就是关于全球南方市场竞争的报告。全球南方（不含中国）约52亿人，占世界经济的34%，预计2050年升至45%，已是中美技术产业战争的前线，这是报告的新定位。中国在国家权力产业的对南出口正系统性地取代美国，而华盛顿仍把全球南方视为后院或边缘市场，未能以“全球化2.0”框架主动应对中国的重商主义扩张。

国家权力产业依赖规模经济是这个观点的基础论点，只有进入庞大市场实现规模，才能摊薄高昂的研发固定成本、持续再投资下一代创新。谁占据全球南方市场，谁就守住产业前沿，谁被挤出，谁就丧失创新能力。

按照报告的推算，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进口份额上升超21个百分点，美国下降10个百分点，在国家权力经济货物上差距更大。2000—2024年，中国对全球南方出口的增长超39倍；同期，美国仅增长约2倍。而2020年美国对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还是中国的6倍多，到2024年已降至中国的56%，若仅算国家权力产业出口，差距更加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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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优先的道德破产声明

信创基金会这个系列报告在美国国内以及全球主要智库、媒体和学者圈中都引发了剧烈震荡。报告中提出的激进且颠覆传统的经济学常识观点，在美国国内政界和学界亦投下了重磅炸弹，世界其他地方对这些观点也呈现出高度实用化的态度，美国既然要利用人家，人家也就要利用美国。

在欧洲，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布鲁盖尔（Bruegel）研究所等智库的欧洲学者，虽然认同报告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危机描述，但“美国优先”的霸权药方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信创基金会骨子里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的霸权逻辑，欧洲不希望在跟随美国打击中国的同时，自身的主权和数字监管权（即所谓的“布鲁塞尔效应”）反被美国吞噬。他们倾向于对中国“去风险”，而非按照信创基金会的剧本进行“全面科技决战”。

ECFR甚至认为，信创基金会提出的STEA协定是一剂分裂西方阵营的毒药，欧洲应该与中国保持“边竞争、边合作”的接触，提防美国借对华科技战之名，将欧洲降级为美国的经济附庸。

Bruegel的学者则指出，作为严重依赖出口和多边秩序的经济体，欧洲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美国这种彻底砸烂掀桌子的做法，是在摧毁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欧洲本身也会受到连带伤害。

《金融时报》的社论更是一针见血：所谓的“西方联合对华科技战”存在巨大悖论。美国在补贴本土芯片和绿色产业时，已经通过排他性条款严重虹吸了欧洲的资本和工厂。信创基金会要求欧洲进一步配合美方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却不给欧洲任何实质性的经济补偿，这更像是要收割欧盟。

经过了特朗普的关税打击，印度主流战略智库（如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PR）及印媒（如《印度快报》、《商业标准报》）在解读系列报告时也保持了清醒，没有盲目沉溺于美方画出的民主阵营同盟大饼。

美国现在拉拢印度，不过是因为只有印度能匹配中国的庞大人口和低成本技术人才；一旦中国倒下，或者印度在IT服务、仿制药领域对美构成了替代性威胁，对付中国的“汉密尔顿指数”和制裁大棒，随时会砸向印度。印度精英期望借着美中科技战的契机实现印度制造的崛起，但不愿成为美国遏华战略的工具人。

信创基金会为了在全球南方阻击中国，将非洲定位为西方与中国进行规模经济竞争的“零和战场”，不惜公开主张“允许行贿、动用情报机构共享商业信息、进行非对称灰色对抗”，为了赢中国可以不择手段搞下三滥。这种撕下伪装的“新冷战工具人”视角，在非洲引发了关于“新殖民主义复辟”的痛苦回忆。

南非《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及肯尼亚《东非人报》（The East African）发表评论指出，信创基金会的报告是一份露骨的道德破产声明。它证明了美国过去几十年在非洲标榜的治理与人权只是地缘政治的包装。一旦美国在先进工业和市场规模上输给中国，它随时准备退化为比它所指责的情况更无底线的掠夺者。

信创基金会的报告无意中彻底暴露了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虚伪本质——当规则对美国不利时，美国就会彻底抛弃规则。非洲媒体的结论就是，将继续坚守不结盟立场，把美中在非洲的科技经济战转变为提高自身身价、向两边索要发展资源的筹码。显然，这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好事。

巴西《圣保罗页报》、阿根廷《号角报》等将信创基金会的报告定性为“新门罗主义与依附理论”，并痛斥华盛顿的傲慢，将拉美视为须对美绝对顺从的后院，并主张用非对称、不择手段的灰色方式绞杀中资，这完全是门罗主义在21世纪的变种。

实际上，全球南方的精英们都已经看穿了信创基金会这套动员报告的底层软肋——美国正在用一种极度缺乏道义合法性的灰色手段，去掩盖其在实体制造业、基建效率以及资本规模上无法战胜中国的客观事实。这种不择手段不仅无法吓退中国，反而让全球南方更清晰地看清了美国产业政策的自私性，进而加速了全球南方国家向“抱团不结盟战略”的方向演进。

显然，信创基金会自以为高明地抛弃基本道德准则，大搞实用主义，所以迎接他们的就是全世界的实用主义至上。而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整个世界的交易成本提升，国际间的信任将所剩无几。

作茧自缚的算计

信创基金会一边骂中国搞“举国体制”“重商主义”以及“市场扭曲”，但它自己的方案又是举国体制的联盟版，只不过包装成了“汉密尔顿主义”，而且因为这个联盟是不平等的，美国产业集中度在联盟内可能远超过中国在一带一路市场的水平。

中国在一带一路遵循的是市场化的合作共赢，从来没逼任何国家“150天立法对齐”，也不搞“禁止他国单独对美谈判”的STEA 式硬绑定，而是视为平等的伙伴。美国排除中国不是回到自由市场多极，而是切换到美国主导的国家权力资本主义联盟，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

信创基金会可能还漏掉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国家权力产业重要，美国要搞举国体制发展，那么盟友要不要搞？既然是国家权力产业，盟友们没有理由不搞，每个国家即使不能覆盖所有产业，那至少也要视情搞几个，信创基金会则武断地认为联盟内部只需要美国搞就可以了。

但如果盟友也都要搞，那这个联盟计划就破产了。讽刺的是，这个世界本来没有什么国家权力产业，恰恰是信创基金会制造的这个概念，硬生生把市场分割了，强行把市场化竞争变成国家竞争。割裂的不只是中美，实际上把全世界都割裂了，受害者是所有人，全世界相关产业效率都会下降。

国家权力产业这把刀一旦磨出来了，盟友会拿同一把刀反防美国，美国自己的国家权力产业在全球扩张也会被“国家安全”红线拦下来，这不正是作茧自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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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基金会对数据的解读也体现了他们的傲慢。按照他们的统计，中国的国家权力产业占全球的比重是24.9%，美国是22.3%，欧盟约21%。这个数据提醒我们，中国国家权力制造业在世界的地位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目前实际上是中美欧三分天下。

但美国、欧盟、加拿大、日韩、以色列以及澳新等美国的盟友合计占55%左右，仍然占据世界主导，他们的人口却只有约10亿，相比之下，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美国的小院高墙正在帮助中国往纵深进军。

目前流行的全部制造业占比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按人均来计算，中国人均国家权力制造业值只有西方的33%左右，而这竟然还被信创基金会污蔑为对美国的“侵略”。

按照信创基金会的计算，涉及国家权力产业的10大行业，其中7个行业在中国有优势。但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大多是美国之前已经主动放弃的（如高铁、新能源、稀土金属等），或者是因盟友竞争而早已失去的（如造船、家电、电信设备等），美国的失败根本与中国无关，何谈中国侵略美国，这真是欲加之罪。

实际上，信创基金会的这种报告不过是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霸主惯用手法的拙劣临摹，晋国搞的《吕相绝秦》早已演过这种戏码，清代学者清高士奇总结了这个套路“伯者之忧，不在诸侯之有罪，而在诸侯之能强；苟可以削其势，不难罗织其过，以为用兵之名”。

公元前578年，晋厉公想要削弱秦国，撰写了《吕相绝秦》的外交文书，单方面重塑历史，把历代冲突全部归罪秦国，塑造晋国长期遭受秦国侵害的受害者形象，“迭我崤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这不就是信创基金会报告的言论吗。

中国从来没有规划过主导世界的某个产业，只有发展某个特定产业的规划。主导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规划的目的，因为发展自己是抱有开放合作的心态，而主导产业则必然有抑制他人的想法，进而引向封闭扭曲的心态。一旦有了这种心态，事实上反而会阻碍发展，主导的目标更不能达成。

中国的自主可控，实际上也是因为美西方逼迫中国所致，特别是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和随后中兴华为相继遭遇制裁，自主可控才逐步成为中国产业规划的主流概念。信创基金会并没有理解中国产业发展的关键钥匙，把开放误读为封闭，并妄图以封闭对抗开放，犹如当下的中美大模型模式对抗，结局其实早已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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