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在智利，我们和美方学者打了一场“中国威胁论”的擂台
【文/翟东升】
2026年8月上旬和中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调研团前往巴西和智利两国调研。我们一共组织了大约三十场调研和座谈活动，对象包括中国驻巴西和智利的使领馆，中资企业协会及其成员单位，巴方知名企业，国会，智库，外交部，大学研究机构等等。
除了一位长期与拉美打交道且将要常驻巴西工作的刘教授外，我们调研团里其他师生都是第一次踏足南美洲。做区域国别和国际问题研究，需要破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此次拉美之旅，虽辛苦、忙碌但充实，对于我们拓展认知边界，检验理论假设，完善政策构想，皆有裨益。以下分几个专题，向关心人大区域国别研究的各方朋友汇报一下我们的所见、所闻与所思。
拜会智利参议院副议长Ivan Moreira Barros先生，讨论全球变局与中智关系
一、巴西发展停滞的表现与制度错配
后发国家的发展与追赶，关键看可贸易部门，尤其是制造业。与部分拉美国家同步，巴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在1960和1970年代，当时被称为巴西奇迹。
但是从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政治自由化以来，巴西发展速度大大放缓，陷入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与人均收入排名下降，产业结构失衡与“去工业化”，科技创新薄弱与人力资本不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宏观经济不稳定与政治生态极化。
曾经风光的巴西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停滞乃至倒退？调研中，我对巴西问题的概括是：过度分权，昂贵环保，无序城市化、去工业化，低效扶贫，超前民主，繁冗法治；总之，一个现代化进程未能完成的国家，提前享受起了后现代的生活。
巴西联邦政府的权力，除了在中央层面面临议会和法院的分权制约外，还面临与州和市的政府进行分权；或者更准确地说，地方官员的权力源自本地选举与授权，总统的治国理政思路极难调动地方配合的积极性。
巴西的环保制度特别严苛，罚款很多，但是穿过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两条河流——铁特河与皮涅罗斯河，水质情况非常堪忧，河边到处可见垃圾。
巴西的城市化率达到88%，不但明显高于发展水平相似的亚洲国家，而且比北美和西欧的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人口被动地向沿海主要大城市聚集，说明其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缺乏必要的国家规划和合理调控，令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贫民窟，市场自发之手完全压倒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理性。
民主、法治与环保都是好东西，但是所有好东西都是有价格的。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制度的落后与错配问题，让巴西在全球产业竞争中逐步落入下风。巴西的快速发展发生在军政府时期，当时完成了大规模的新首都建设，也实现了部分工业化，但是1980年代的民主化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停滞了。
正如我一贯讲的，民主制度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存在某些张力和矛盾。
投票权意味着分配权，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分配权的规范化与扩大化。但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全球市场体系中，大规模的投资和工业化需要的是对短期福利的牺牲和对未来的投资。这意味着需要从当代本国民众中汲取一部分剩余价值，用来补贴全球消费者和资本，从而让本国的产品占据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最终实现产业的聚集、人才与知识的积累和经济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历史上看，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是先剥夺本国民众以抢夺市场份额并完成资本积累，然后再搞民主化和福利制。凡是先搞了民主化和大众福利，再搞工业化的国家，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1980年代的巴西明明还在工业化追赶过程中，却半途开香槟，提前享受民主、福利、法治、环保这些昂贵的奢侈品，面对地球对面一个比一个卷的东亚怪物房的工业化崛起与惨烈竞争，巴西的制造业如何不败？1980年，巴西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约为2.8%，略高于中国，而到了2025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约2700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17.6万亿美元的比重已大幅下降至约1.53%。
具体到行业来看，巴西的某些制造业曾经颇有竞争力，甚至发展出一家全球排名第三的飞机制造企业——巴西航空，能造支线商用飞机、公务机和军用飞机。
但是如今这家飞机制造企业的发展缺少本土上下游产业链的充分链接与有效支撑，大量核心零部件都依赖美欧，近年来甚至要把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等国。
此外，基于其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巴西钢铁制造业排名全球第六；通过吸引全球汽车品牌来巴西投资组装工厂，巴西年产200万辆汽车；依托万里沃野产出的甘蔗、大豆等农作物，巴西已成为世界生物燃料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这几项都是巴西学者在与我们交流时引以为荣的产业。当然，巴西这些飞地状和孤岛状的制造行业，都靠复杂而昂贵的关税体系来维持，与东亚地区的人才优势和产业集群效应相比，整体效率相差甚远。
二、 巴西与智利两国的阶级问题对比
巴西、智利两国都存在贫富分化问题，而阶级问题与种族问题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空中往下看，巴西的里约和圣保罗的山坡上鳞次栉比的贫民窟与富人区那些气派的高楼大厦交错并存。
而智利虽然也存在同样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似乎没有见到像巴西那么明显的贫民窟，圣地亚哥的穷人与富人居住区是交混在一起的。
对两国的这种贫民窟差异，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智利政府对贫民提供了垂直解决方案，智利政府曾试图通过大规模建设“社会住房”来解决底层居住问题，政府往往将低收入群体集中安置在城市的远郊（如圣地亚哥南部的Bajos de Mena），或者在市中心建起质量低劣的“垂直贫民窟”（Vertical Ghettos）。
因此，智利的穷人并没有像巴西穷人那样占据市中心山坡大建危房，而是被“空间隔离”到了城市边缘或隐蔽的高层建筑中。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解释，是巴智两国混血的种族基础不同，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巴西历史上经历了长时间的白人、黑人与少量原住民之间的混血，根据巴西2022年人口普查数据，黑白混血儿（Pardo）已经成为该国最大的人口群体，占比达45.3%；白人占43.5%；黑人占10.2%。
而与巴西不同，智利历史上引入的非洲黑奴极少，非裔人口比例低于0.1%，智利的人口主要由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与当地原住民（如阿劳坎人）长期融合形成。我们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见到了不少拉美原住民的文化元素和博物馆、展览馆，但是在巴西则几乎没有见到关于原住民的元素。
巴西城市里连片的贫民窟，滋生出众多荷枪实弹的黑社会帮派。贫民窟是警察和政府难以染指的地方，俨然国中之国。即便在贫民窟之外，也有不少街区的墙上画着一些反复出现的、据说是帮派用来标志各自地盘的涂鸦符号。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在里约和圣保罗的大街上，晚上比较容易被抢，某些区域白天也不安全。如果说富人家孩子的出路是做律师，中产孩子的出路是踢足球，那么抢手机就是贫民窟青年的生存技能，是他们参与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没有被抢过手机，那就不能算来过巴西”。从我们的调研经历来看，这种说法可能夸大了巴西治安问题的严重性。
巴西的中小学教育也是以快乐教育为主，公共部门的基础教育投入相对不足，孩子要想考进大学名校，家长必须投入巨资在私立学校购买教学辅导服务。因此私立中学教育成为考上公立名校、实现阶层保级的必由之路。普通工薪阶层购买不起私立教育的服务，那么只好接受阶层固化。巴西政府在科教和创新方面的投入长期偏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19%左右，同时教育水平滞后，超四成劳动力仅接受过初等教育，15岁以上文盲人口数量庞大，难以支撑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三、巴西人的随性与拒绝内卷
也许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岁月静好之中，也许是因为他们信奉天主教而非新教，巴西人普遍不贪婪。换句话说，巴西人普遍没有勤俭节约的意识，大多数人喜欢享受生活，不愿意为了钱而去卷自己，大家的工作态度很难用“努力”来形容。而在智利，我们发现无论是司机、酒店工作人员，还是机场员工，工作态度明显比巴西人更认真，更勤勉。
巴西人做事情也都是不紧不慢的，没有压力，无所用心。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来自北京的文化偏见，我们这些中国人平时卷惯了，生活和工作节奏太快，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都太高，见到巴西人做事的慢吞吞风格实在有点不适应。
举个例子，每到一处商业大楼底下，即便提前报备过，我们都需要掏出护照信息进行现场登记，以获得进出大楼的权限。几乎每次办理该手续，我们九人都需要排队等待15到20分钟，眼睁睁看着工作人员高举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录入系统。如果是在中国的商务写字楼的大堂里，负责录入信息的那位工作人员一定是五指翻飞，几分钟内全部搞定。即便到北京那些有武警站岗的大院开会，似乎也从来没有在大门口耽搁那么久。也正是在这种工作风格之下，我们在巴西几个城市之间乘坐航班时，行李托运竟然有三次丢失。
巴西人的随性有赖于劳工法的宠溺和保护。无论是假期的数量，还是其他劳动权益的保障，国家的法律非常偏向劳工而不是企业。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是，假如中国雇主在下班时间给工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即便员工没有看到也没有回复，那也算作员工在加班。员工效率低下，那么作为老板或者高管能不能催一催下属，能不能把来自客户或者上级的压力传导给他，教教他如何提升效率？在巴西的劳工法律下，那种口头催促算是语言暴力和精神骚扰，而雇主得保证员工在没有精神压力的状态下工作。那么，搞第三方劳务派遣是否可行？也不行。巴西法律的逻辑是，只要此人定时到你们公司上班，就被视为事实雇佣，你也必须同工同酬、同等对待，无论此前雇佣合同上怎么写，跟谁签。
巴西有大量劳动维权律师，主动上门帮员工打维权官司，从中分利。这个国家颇有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啥事儿都喜欢诉讼。巴西的法律和税制（有意地）设置得特别复杂，律师和税务规划师非常吃香，为富人和上中产阶级的孩子提供了大量就业。就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巴西比美国还要高。
巴西人的随性，除了体现在工作态度上，还体现在婚姻和性关系上。调研中了解到，巴西人热情奔放，对于婚姻和性的态度相对比较随意，人们无需领证，只要形成事实婚姻即可。
而巴西狂欢节也以其高度的开放性和自由奔放的氛围而闻名，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狂欢节期间，酒精、音乐和热烈的气氛会促使人们放下日常的社交束缚。街头派对中，陌生人之间随意的亲吻和短暂的浪漫邂逅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临时起意的性行为比平时更为常见，导致大量女性意外怀孕，且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狂欢节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约九到十个月后，巴西的医院会迎来一波生育高峰。由于巴西深受天主教影响，堕胎在法律上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被视为犯罪，许多年轻女性只能选择生下孩子。这些孩子被称为“狂欢节宝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非婚生子女。
曾经辉煌的巴西咖啡豆交易所
四、左翼政府的扶贫及其代价
每次左翼政党上台，都会为穷人争取很多福利，比如现金补贴。巴西左翼的扶贫，本质上是用联邦的钱向穷人购买选票，代价是财政的可持续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不仅如此，这种做法也破坏了劳动者、消费者和储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案例：一位国会议员想要为两个孩子雇佣一个保姆，但是极难雇佣到一位愿意每周干五六天的保姆，只好雇了三个人，每人每周干两天。原因在于，一旦这位保姆有了工作，那么就无法领取专门给穷人的补贴，因此她们理性的选择是每周只干两天。对于被照顾的婴幼儿来说，每周需被三位阿姨轮流照顾，显然是一种特殊的成长体验。
笔者2021年曾提出过“未来起点收入”的构想，主张社会福利补助的对象不能以贫富划线，而应以年龄划线，给孩子和年轻人发补贴。只要年龄符合，即便是首富之子也应享受补贴。其原理在于，干多干少仍有区别，避免形成奖懒罚勤的逆向激励。巴西的案例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上述建议的内在原理。
在与巴方多位学者的交流中，我反复提到巴西左翼政党扶贫模式的明显弊端和中国政府全面脱贫、精准扶贫的一些做法。包括扶贫先扶志，干部下乡蹲点结对，整村迁移，产业扶贫一村一策等等，让他们觉得耳目一新。这也说明，我们在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仍然大有提升潜力，尤其需要把中国的经验教训与各国自身的糟糕实践相比较。
如果将来巴西左翼政党想要长期执政，除了需要把自己从选举型政党转变成扎根基层、组织良好的全能型政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人才培养恐怕也是一个重要任务。
五、巴西的大国禀赋与雄心
巴西的人均GDP大约一万美元，拥有2.1亿人口和850万平方公里土地，无论是国土规模还是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占南美洲将近二分之一。有此禀赋，巴西天然就是一个大国，但目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南美洲的地区性大国，而非一个全球性大国，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巴西还不具备成为多极化时代之一极的硬实力和雄心。
在多场活动中，我都试图激发起巴西精英们的大国雄心。我的说法是：19世纪美国搞了门罗主义，其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意在将欧洲的权势排除在美洲之外。如今特朗普搞起了唐罗主义，意在巩固美国对南北美洲的控制和资源汲取能力。我告诉巴西朋友们，未来巴西应该推行“巴罗主义”，也就是门罗主义的巴西推论。这意味着巴西不应仅求自保，还应承担起保护整个拉美的天然职责，避免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对拉美事务的干涉。
对我这套说法，少数战略精英表示出浓厚兴趣，但多数巴西人听了不置可否。他们更普遍的想法是，在中美两强之间保持相对中立，两头获利；军事力量可以象征性地搞一点，不能太花钱，也不用太当真，装装门面即可。巴西人几百年没有遭受过国际社会的毒打，因此他们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普遍比较天真，他们觉得国家间的冲突都是可以用外交谈判解决的，国家的军事力量只具有仪仗性和象征性意义。牢记3000年战争史和百年国耻的中国人显然不会这样看问题。在这个大争之世，要么不崛起，要么彻底崛起，这可能才是中国人的主流想法。
一位巴西官员透露，当前巴西正在与法国等国合作，希望借助欧洲的潜艇技术，建设起自身的海军战略威慑能力。其实以今天金砖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实力，要帮助巴西成长为全球性大国，难度不大。假如俄罗斯给巴西提供核潜艇、战略导弹等少数几项技术，中国再支持一下巴西的无人机产业和五代机技术，那么巴西就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有可能在西半球事务上跟美国分庭抗礼。
当然，要做全球性大国，巴西还需要构建起坚定持久的国内共识。巴西政治目前过于个人化，意识形态也在左右两极之间大幅摆动。要想成为全球大国，必须让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并且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提升其综合国力，塑造社会团结。
六、在巴西和智利的中资企业
我们的座谈调研活动，约一半是与在巴西和智利的中国人进行的，访谈对象包括中方使领馆的外交官，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业者，以及自己跑来南美洲闯天下的中国人。
巴西是南美第一大市场，也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资源丰富，沃野万里。智利的人均GDP在南美排名第三，同时智利也是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对华贸易与吸收中国投资的总量相当可观。因此有很多华人华侨来拉美闯荡，大量央国企和大中型民企也纷纷出海巴西与智利。目前国内总需求增长乏力，许多企业不得不出海。海外市场的竞争强度远不如国内惨烈，因此利润率相当可观。调研中发现，某些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海外，而在国内市场则接近赔本赚吆喝。
中资企业在拉美运营，通常是通过收购欧洲人、加拿大人在拉美的业务，或者一家历史悠久的本土企业。中国外派到拉美的员工通常仅仅十几人，最多四五十人。他们需要领导和管理1000至4000名巴西或智利员工。中巴、中智之间的企业文化交流互鉴，未来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长期课题。
两国的中资企业联合会通常由一个国有大银行担任会长单位，中国国际商会担任秘书长单位。但是在我们看来，中资企业联合会的人员规模和配置远远不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中国，各种协会、联合会仅需起到一个沟通协调和统战的功能，但是在海外，企业联合会如果弱化、虚化，则无法将中国人和中国资本有效地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也无法为这些微观个体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
轻视企业联合会的建设，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出海进程中的无政府主义。中资企业的联合会，尤其是按照行业进行划分的联合会，可以避免恶性竞争，避免被所在国政府和竞争对手分而治之。我认为应该让出海企业缴纳更多的会费，雇佣专职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专员，覆盖海外利益保护，政治风险研判与预警，媒体公关与政府游说，法律救济等功能。要鼓励出海企业自下而上地组织中资企业的在地行业协会，但是应适度限制以地域为单位的中资企业联合会的活动空间，因为前者有助于反内卷，而后者助长内卷之风。
对于我们这种走马观花的调研者而言，中餐馆是观察一个城市里华人生存状态的重要窗口。在巴西，90%以上的华人聚集在圣保罗，那里有很多正宗的中餐馆，老板往往是疫情期间生意失败之后从深圳或者长沙出走的一位中年人。但是在里约热内卢，偌大一个城市据说只有两家中餐馆。
最有趣的是智利的圣地亚哥，我们的车穿城而过时，发现几乎每条大街上都能找到几家中餐馆，令我们非常感动。但是等到走进去，才发现没有几家中餐是正宗的。外观很气派、装修很中国的中餐厅里，没有人懂中文，没有中文菜单，食客餐桌上的炒菜也难以识别出究竟是哪道中国菜。打听之后才知道，智利人普遍喜欢中餐，所以才有这许多中餐厅，但是渐渐地它们都被本土化了，有些连老板都已不是中国人。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七、如何扩大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
巴西有一个特别的政策，为了鼓励巴西文化和科技发展，各个企业可以选择资助文化与科技交流活动，并从各自税额中获得各两个点的抵税优惠。
这意味着，假如某企业一年应缴税一亿雷亚尔，那么它可以给中巴文化交流活动资助200万，再给中巴科技交流活动资助200万，而这些钱都可以从应缴税额中抵扣。中国企业请客，巴西政府买单，何乐而不为？如果在巴中资企业在联合会的领导之下做好协调，那么，仅仅从成员企业的这两项抵税支出中，就可以获得数亿雷亚尔的资金去资助中巴人文交流与科技交流。
当然，哪些项目才算作合规的文化交流，需由巴西的文化部等部委认定。有心去做，这些技术性问题都不难解决。到目前为止，由于怕麻烦，担心国内审计时说不清楚，许多央国企都没有花时间、花心思去用好这4个百分点的优惠。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巴西还有一些政策，比如根据公益活动的主题，可以按企业销售额的百分之一抵税，如果用好相关政策，可用的活动资金就更加可观了。
如何使用好这种抵税资金？我认为最好是巴西人与当地华人华侨协同起来做事情。我这次在巴西期间，见到了多位人大毕业生，其中一位是人大当代中国研究英文硕士项目的毕业生。这是我和金灿荣教授在2005年创建的全中国第一个全英文硕士项目，其目的就是与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争夺对全球各国年轻一代中国通的影响力。
20年过去了，这个项目已经为世界各国培养出了两三百位年轻的中国通。人民大学此后另有八个学院都办过类似的全英文中国项目，也培养了很多留学生。这次巴西考察之旅，让我意识到应把人大巴西人的校友会尽快创建起来。这个留学生群体对中国和人民大学颇有认同感，他们通常也是上中产阶级乃至政商精英圈人士。
同理，北大、清华和其他名校也必然有一大批曾留学中国的中青年精英，以校友会形式把他们联络起来，有利于拓展中国企业和资本在巴西的影响力，增强两国关系的韧性和活力。在这个群体中选择一部分人来操办中巴之间的文化与科技交流，并以在巴中资企业的抵税资金予以资助，则中巴关系的韧性和力度都将再上一个台阶。
八、中美两国在拉美的影响力竞争
特朗普今年搞起了唐罗主义，美国政府加大力度渗透和控制拉美各国，文攻武卫，绑架恐吓，多管齐下。加之原本拉美各国内部亲美、崇美、恐美者甚多，各国右翼一旦上台，则外交政策明显偏向和靠拢美国。这两年拉美政治正在右转，因此有一位外交官感慨，在拉美做政治工作，如同在“白区”，逆水行舟，压力巨大。
中国在拉美的外交力量与美国相比，首先在人员配备上就处于下风。以智利为例，美方外交官的人数是中国的十倍以上。其次，预算规模也有明显差距。再其次，美国在拉美地区可用的军事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网络的软硬实力也要强于中国。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我们同拉美各国的贸易量普遍大于美国，各类调查报告显示在特朗普唐罗主义的反衬之下，我们的国际形象也相对好一些。
我们在智利调研期间，恰逢美国使馆策划的一场包装成学术讲座的反华公关活动。他们安排了美国陆战学院的一位教授到智利顶级名校搞讲座，宣传中国威胁论。
我安排了两位语言能力和政策水平都比较强的青年学者专程前往现场打擂台，在评论和提问环节霸麦反驳，有理、有力、有节，引得智利师生们也对美方的双标观点提出质疑，取得了不错的斗争效果。这次恰好是被我们碰上了，小试牛刀，举手之劳，跟他们打了一场嘴仗。可惜的是，由于中国离拉美太远，鲜有中国学者赴拉美调研访学，美方搞的这类活动，多数时候没有中国学者在场反驳。
此前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大量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在美国的公开和幕后施压之下，陆续出现一些政治风险。这一块，媒体已经有了一些报道，未来也将见到更多针对我们的“黑天鹅”。
有趣的是，行程最后一天，当我们都已经打包好行李、准备去机场时，突然收到航司通知，飞机严重晚点，我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之后将无法赶上后续回京的航班。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圣保罗多待了一天。这也许算是天意，我们在这临时多出来的一整天里前往了距离圣保罗60公里的拉美第一大港口桑托斯港，乘小艇在港内转了一个多小时，看了港内全貌，并与中远海运的员工们进行了交流。
尽管该港是拉美第一大港，也曾经是全球咖啡贸易的中心，但是放在中国的港口排名中肯定进不了前十。整体上看，港口的装备落后老旧，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几百年发展下来，开发出来的仅仅是航道两侧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显然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更重要的是，这个港口城市离拉美第一大城市圣保罗仅60多公里，但是我们前去的路上单程便耗费了两个半小时。最大港口与最大城市之间没有高速公路，道路曲折拥堵不堪。如果由中国进行整体规划和投资，用数字化技术翻新、扩大现有港口，并用一条高速公路和货运铁路连接大城与大港，则巴西圣保罗及其周边的经济还会因此而上一个台阶。
巴西桑托斯港的码头
中国在秘鲁投资建设的钱凯港，虽然在技术上远为先进，但它坐落于沙漠之中，与周边经济体的道路连接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此外，钱凯港如今正遭遇来自美国的地缘政治施压。如果把钱凯港的技术和后续投资资本转移到巴西的桑托斯港，那么不但经济性更有保障，而且巴西作为拉美第一大国，抵抗住美国的政治施压还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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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上旬和中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调研团前往巴西和智利两国调研。我们一共组织了大约三十场调研和座谈活动，对象包括中国驻巴西和智利的使领馆，中资企业协会及其成员单位，巴方知名企业，国会，智库，外交部，大学研究机构等等。
除了一位长期与拉美打交道且将要常驻巴西工作的刘教授外，我们调研团里其他师生都是第一次踏足南美洲。做区域国别和国际问题研究，需要破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此次拉美之旅，虽辛苦、忙碌但充实，对于我们拓展认知边界，检验理论假设，完善政策构想，皆有裨益。以下分几个专题，向关心人大区域国别研究的各方朋友汇报一下我们的所见、所闻与所思。
拜会智利参议院副议长Ivan Moreira Barros先生，讨论全球变局与中智关系
一、巴西发展停滞的表现与制度错配
后发国家的发展与追赶，关键看可贸易部门，尤其是制造业。与部分拉美国家同步，巴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出现在1960和1970年代，当时被称为巴西奇迹。
但是从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政治自由化以来，巴西发展速度大大放缓，陷入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与人均收入排名下降，产业结构失衡与“去工业化”，科技创新薄弱与人力资本不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宏观经济不稳定与政治生态极化。
曾经风光的巴西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停滞乃至倒退？调研中，我对巴西问题的概括是：过度分权，昂贵环保，无序城市化、去工业化，低效扶贫，超前民主，繁冗法治；总之，一个现代化进程未能完成的国家，提前享受起了后现代的生活。
巴西联邦政府的权力，除了在中央层面面临议会和法院的分权制约外，还面临与州和市的政府进行分权；或者更准确地说，地方官员的权力源自本地选举与授权，总统的治国理政思路极难调动地方配合的积极性。
巴西的环保制度特别严苛，罚款很多，但是穿过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两条河流——铁特河与皮涅罗斯河，水质情况非常堪忧，河边到处可见垃圾。
巴西的城市化率达到88%，不但明显高于发展水平相似的亚洲国家，而且比北美和西欧的多数发达国家还要高。人口被动地向沿海主要大城市聚集，说明其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缺乏必要的国家规划和合理调控，令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贫民窟，市场自发之手完全压倒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理性。
民主、法治与环保都是好东西，但是所有好东西都是有价格的。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制度的落后与错配问题，让巴西在全球产业竞争中逐步落入下风。巴西的快速发展发生在军政府时期，当时完成了大规模的新首都建设，也实现了部分工业化，但是1980年代的民主化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停滞了。
正如我一贯讲的，民主制度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存在某些张力和矛盾。
投票权意味着分配权，民主制度的本质是分配权的规范化与扩大化。但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全球市场体系中，大规模的投资和工业化需要的是对短期福利的牺牲和对未来的投资。这意味着需要从当代本国民众中汲取一部分剩余价值，用来补贴全球消费者和资本，从而让本国的产品占据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最终实现产业的聚集、人才与知识的积累和经济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历史上看，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是先剥夺本国民众以抢夺市场份额并完成资本积累，然后再搞民主化和福利制。凡是先搞了民主化和大众福利，再搞工业化的国家，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1980年代的巴西明明还在工业化追赶过程中，却半途开香槟，提前享受民主、福利、法治、环保这些昂贵的奢侈品，面对地球对面一个比一个卷的东亚怪物房的工业化崛起与惨烈竞争，巴西的制造业如何不败？1980年，巴西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约为2.8%，略高于中国，而到了2025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约2700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17.6万亿美元的比重已大幅下降至约1.53%。
具体到行业来看，巴西的某些制造业曾经颇有竞争力，甚至发展出一家全球排名第三的飞机制造企业——巴西航空，能造支线商用飞机、公务机和军用飞机。
但是如今这家飞机制造企业的发展缺少本土上下游产业链的充分链接与有效支撑，大量核心零部件都依赖美欧，近年来甚至要把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等国。
此外，基于其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巴西钢铁制造业排名全球第六；通过吸引全球汽车品牌来巴西投资组装工厂，巴西年产200万辆汽车；依托万里沃野产出的甘蔗、大豆等农作物，巴西已成为世界生物燃料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这几项都是巴西学者在与我们交流时引以为荣的产业。当然，巴西这些飞地状和孤岛状的制造行业，都靠复杂而昂贵的关税体系来维持，与东亚地区的人才优势和产业集群效应相比，整体效率相差甚远。
二、 巴西与智利两国的阶级问题对比
巴西、智利两国都存在贫富分化问题，而阶级问题与种族问题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空中往下看，巴西的里约和圣保罗的山坡上鳞次栉比的贫民窟与富人区那些气派的高楼大厦交错并存。
而智利虽然也存在同样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似乎没有见到像巴西那么明显的贫民窟，圣地亚哥的穷人与富人居住区是交混在一起的。
对两国的这种贫民窟差异，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智利政府对贫民提供了垂直解决方案，智利政府曾试图通过大规模建设“社会住房”来解决底层居住问题，政府往往将低收入群体集中安置在城市的远郊（如圣地亚哥南部的Bajos de Mena），或者在市中心建起质量低劣的“垂直贫民窟”（Vertical Ghettos）。
因此，智利的穷人并没有像巴西穷人那样占据市中心山坡大建危房，而是被“空间隔离”到了城市边缘或隐蔽的高层建筑中。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解释，是巴智两国混血的种族基础不同，而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巴西历史上经历了长时间的白人、黑人与少量原住民之间的混血，根据巴西2022年人口普查数据，黑白混血儿（Pardo）已经成为该国最大的人口群体，占比达45.3%；白人占43.5%；黑人占10.2%。
而与巴西不同，智利历史上引入的非洲黑奴极少，非裔人口比例低于0.1%，智利的人口主要由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与当地原住民（如阿劳坎人）长期融合形成。我们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见到了不少拉美原住民的文化元素和博物馆、展览馆，但是在巴西则几乎没有见到关于原住民的元素。
巴西城市里连片的贫民窟，滋生出众多荷枪实弹的黑社会帮派。贫民窟是警察和政府难以染指的地方，俨然国中之国。即便在贫民窟之外，也有不少街区的墙上画着一些反复出现的、据说是帮派用来标志各自地盘的涂鸦符号。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在里约和圣保罗的大街上，晚上比较容易被抢，某些区域白天也不安全。如果说富人家孩子的出路是做律师，中产孩子的出路是踢足球，那么抢手机就是贫民窟青年的生存技能，是他们参与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没有被抢过手机，那就不能算来过巴西”。从我们的调研经历来看，这种说法可能夸大了巴西治安问题的严重性。
巴西的中小学教育也是以快乐教育为主，公共部门的基础教育投入相对不足，孩子要想考进大学名校，家长必须投入巨资在私立学校购买教学辅导服务。因此私立中学教育成为考上公立名校、实现阶层保级的必由之路。普通工薪阶层购买不起私立教育的服务，那么只好接受阶层固化。巴西政府在科教和创新方面的投入长期偏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19%左右，同时教育水平滞后，超四成劳动力仅接受过初等教育，15岁以上文盲人口数量庞大，难以支撑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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