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既得利益集团在面对生死存亡时,不愿意自己革自己的命?
作者:暮霭 来源:知乎
我做投资这些年,慢慢戒掉了一个习惯,不再劝别人做“正确的事”,年轻的时候,我不是这样。
那时候看到一家企业积重难返,我会想:管理层难道看不出来吗?
看到一个行业被旧利益绑住,我会想:再不改革,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他们为什么不动?
甚至看到一些已经明显走向衰败的组织,我还是会觉得,只要上面的人足够聪明,足够有魄力,总有人会站出来,砍掉旧业务,清理旧关系,重新分配利益,把这个系统救回来。
后来我发现,我把事情想简单了。
他们往往比我更早知道问题在哪里,他们只是不愿意解决,不是蠢,也未必是坏,只是没有理由,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接受这件事:
一个系统的生死,和系统里掌权者的生死,从来不是一回事。
公司十年以后会不会破产,对一个还有三年退休的高管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行业二十年以后还有没有竞争力,对一个已经完成财富积累的人来说,也未必重要。
组织需要改革,是组织的问题,改革之后我的位置还在不在,才是我的问题。
把这两件事分开,很多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突然就明白了。
我见过一些企业,所有人都知道成本太高,所有人都知道层级太多,所有人都知道某些业务早就应该关掉,所有人也都知道年轻人上不来,真正有能力的人正在离开。
会议开了一轮又一轮,战略讲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以前我觉得这是管理能力差,后来才知道,不一定,因为所谓“成本”,是某个人的预算,所谓“层级”,是某个人的位置。
所谓“低效部门”,是某个人经营了二十年的人马,所谓“组织年轻化”,意味着另外一些人应该离开。
我们在报表上看到的是一个数字,他们看到的是自己,这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后来再看企业改革,我不太听管理层说什么,我只看一件事:
改革到底要拿走谁的东西。
如果什么人的东西都不拿走,那通常不叫改革,如果真的要拿走一些东西,我就继续看:
被拿走东西的人,有没有能力阻止它,如果有,我会把所谓改革计划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因为我越来越不相信一个人在五十多岁、六十岁的时候,会为了一个抽象的“组织未来”,主动交出自己奋斗了三十年才得到的权力。
这不是道德判断,换成我,我也未必做得到,人到了某个位置以后,拥有的已经不只是钱。
是办公室,是秘书,是别人见到你时的态度,是一个电话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会议桌上谁先讲话,是谁等谁,是谁给谁汇报。
这些东西在财务报表里没有价格,但对于拥有过它们的人来说,价格很高,甚至比钱高。
你让一个已经拥有这一切的人支持改革,很多时候真正的意思是:
请你亲手证明,你已经不再重要,这很难,所以我现在听到“壮士断腕”四个字,通常没什么感觉。
旁观者总喜欢壮士断腕,因为断的不是自己的腕,真正的问题永远是:谁拿刀,刀砍谁。
如果拿刀的人恰好也是应该被砍的人,我一般不对结果抱太大希望。
当然有例外,世界上有真正有魄力的人。
有人能够淘汰自己创造的产品,有人能够清理自己建立的组织,有人甚至能够安排比自己更强的人接班。
我尊敬这种人。
但我不会把钱押在这种人一定出现上,投资不是寻找圣人,投资首先是承认普通人会怎么做。
普通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会保护自己,后来我又明白一件更冷的事情——很多时候,既得利益者不是不知道继续下去会死。
他只是知道:不会今天死,这就够了。
一个系统五年以后出问题,和我今天失去位置,哪个更重要?
答案并不复杂,尤其是当一个人已经五十八岁,公司还能撑七年,他只需要再撑两年。
从公司的角度,这是慢性自杀,从他的角度,这甚至可能是最优策略。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看一个组织,会特别注意掌权者的时间,不是看公司还有多少时间。
是看那些真正做决定的人,还有多少时间,如果组织需要十年才能完成转型,而核心决策者三年以后退休,我会非常小心,因为收益发生在十年以后。
代价发生在今天,人很难为了一个自己享受不到的未来,主动支付一个自己必须承担的现在。
年轻人会说,这不是把问题留给下一代吗?
是。
但现实世界里,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债务可以展期,亏损可以隐藏,设备可以继续修,组织可以继续扩编,矛盾可以继续往后拖,只要不在自己任内爆炸,很多问题就暂时不再是问题。
我以前对此愤怒,现在不了,愤怒对投资没有帮助,我要知道的不是他们应该怎么做。
我要知道他们实际上会怎么做,这两者之间,经常隔着巨大的距离。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越来越少研究口号,越来越多研究利益。
有人告诉我,公司要进行一场彻底改革,我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方案是什么。
我会问:谁会因此失去权力?
第二个问题:这个人有能力阻止吗?
第三个问题:如果他阻止改革,他会付出什么代价?
如果答案分别是:很多人。
有。
没什么代价,那我基本已经知道改革会走到哪里。
大概率会开很多会,成立很多小组,写很多报告,提出很多目标,然后绕开真正的问题,最后所有人宣布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不能碰的东西,一个都没有碰。
这不是阴谋,甚至不需要有人在密室里商量,每个人只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自然会得到这个结果。
这是我这些年越来越着迷、也越来越警惕的一件事:
一个系统不需要坏人,也可以走向坏的结局。
每个人都可以非常理性,财务部门保护自己的预算,业务部门保护自己的收入,管理层保护自己的位置,老人保护自己的历史贡献,年轻人寻找自己的退路,股东要求今年的利润,债权人要求本金安全。
没有一个人疯,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正在毁掉公司,所有人都在做对自己最合理的事情。
然后公司慢慢死掉,这才是最冷的地方,很多失败并不是因为没有聪明人。
恰恰相反。
里面每个人都很聪明,他们只是聪明地保护了自己,所以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大家最终会为了共同利益作出正确选择”这种话。
共同利益是一个很漂亮的词,但利益真正落到现实里,从来不是共同的。
改革成功以后,公司也许值一千亿,这是共同利益,但改革过程中,老张失去部门,老李失去预算,老王失去董事席位。
这是具体利益,抽象的收益发生在未来,具体的损失发生在今天。
我做投资以后越来越相信:具体通常战胜抽象,今天通常战胜明天,自己的损失通常战胜大家的收益。
这不是悲观,只是赔率,所以真正让我开始对一个组织的改革产生兴趣的,从来不是它终于“认识到了问题”。
认识问题很廉价,一个衰败了二十年的组织,里面可能十年前就有人把问题写得清清楚楚。
我等待的是另一件事,不改革的人,开始付不起不改革的代价。
现金流断了、债务续不上了、客户真的走了、竞争对手打进来了。
技术把旧业务变得一文不值,股东不再给时间,核心人才开始集体离开,原来的权力结构再也维持不住,到了那个时候,我才会重新打开报表。
因为我知道,事情可能真的要变了。
不是因为人变了,是因为账变了,这是很重要的区别。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寻找有远见的人,现在我更喜欢寻找没有退路的人,有远见的人可能继续等待。
没有退路的人必须行动,所以如果一定要问我,这些年做投资,对所谓“既得利益”最大的认识是什么?
我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要期待一个人因为看见悬崖,就主动放弃自己的座位。
只要那把椅子还坐得住,他通常会继续坐,哪怕车正在往悬崖开,因为跳车意味着现在就失去一切。
悬崖意味着以后可能失去一切,而人这种动物,对“现在”和“以后”的定价,从来不一样。
我已经不再因此失望,市场待久了,人会逐渐放弃一些浪漫的期待,我不要求管理层伟大。
不要求既得利益者自觉,不要求一个组织突然产生自我革命的勇气。
我只看利益,看期限,看代价,看谁有否决权,看谁还能拖。
最后看一件事:他们什么时候再也拖不下去。
因为真正的改变,很少发生在所有人终于想明白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发生在所有其他选择都已经消失的时候,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现实主义。
不是相信人性恶,也不是相信人性善,而是尽量不把自己的钱,押在人性突然改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