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新时代的“大包干”吗？
来源：圆方你怎么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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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9月23日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谈到农民丰收，有一件事儿是绕不开的。
那就是40多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进行“大包干”的故事。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迫于温饱困境，冒着巨大风险秘密签下“生死状”，按下鲜红手印，率先实行包产到户。
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这是一次敢闯敢试的基层突围。
这份契约约定，完成上交国家和集体的任务后，剩余收成归农户自己所有。
大包干充分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提升，解决了当地百姓的吃饭难题。
而这个“大包干”的故事，因为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也写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当中。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会有新时代的“大包干”吗？
02
小岗村的故事估计我们这一代人都耳熟能详，
小岗村地处凤阳，历史上饱受灾荒困扰，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集体劳动、统一分配，干多干少差别不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
土地产出低下，粮食常年不够吃，村民常年靠国家救济粮度日，不少人家食不果腹，逃荒要饭成为当地不少农户的生存选择。
面对饥寒交迫的现实，1978年冬，18户农民被逼到绝境。
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分田到户属于禁区，一旦失败，带头人要承担严重政治风险。
为了活下去，他们深夜秘密集会，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契约，冒险实行大包干。
在“生死状”上写的是：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当然最后结局是好的，改革之前小岗是“三靠村”：
吃粮靠返销、
用钱靠救济、
生产靠贷款。
1978年全队粮食总产只有2‑3万斤，人均收入仅22元，很多农户依旧要外出逃荒讨饭，粮食不够吃，常年领国家救济粮 。
1979年，也就是大包干落地第一年，这一年还遭遇了大旱，不过依然迎来了丰收。
粮食总产量13.3万斤，是文革时期年均产量的4倍；
油料3.5万斤，差不多抵得上过去20年油料总和。
第一次向国家上交大量余粮，远超原定征购任务；
还清拖欠多年的国家贷款800元，村里历史上头一回还贷；
人均收入达到约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1980年粮食继续稳产，小岗的实践得到高层认可，这份来自乡土的探索，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提供了鲜活现实样本。
03
小岗村的故事讲完了，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理解这个故事的。
从农民的视角来看，当生存压力压迫到底线时，大家自然而然会去寻找出路，找到能吃饱饭的办法。
从基层的视角来看，其实许多看似无解的问题，其实都有解决办法，只是被一些“规定”束缚住了手脚。
从高层的视角来看，这种来自于基层的尝试比较安全，又能够提供实践依据，也让后面更大的改革有了推动力。
所以，从这三个角度而言：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的实践，似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又何至于需要把“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写在了按满红手印儿的纸上呢？
04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包产到户在当时究竟动了什么。
表面上看，它调整的是种地方式，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
而真正碰到的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根基。
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统一分配，这套安排连着国家征购、统购统销、城乡粮食供应和基层治理。
经营权下放到户，收益分配就变了，农户有了剩余索取权，基层干部的派工权、分配权、救济安排权也会变。
再往上，它牵涉到对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解释。
集体劳动和统一分配被看成制度标志，包产到户容易被定性为走回头路，走单干道路，否定合作化。
这个定性一旦成立，带头人面临的就不仅是丢官，可能是批斗、坐牢，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所以“坐牢杀头”写进契约，反映的是当时政治判断的严厉程度。
改革触碰的核心，是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合法性和国家农民分配关系。
它还触碰了基层权力格局。
谁掌握土地、劳动和收成，谁就掌握乡村秩序。
05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一个“组织”虽然是一个概念，但是“组织”在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特征。
而组织在不同阶段，对改革的态度差别其实很大。
生存压力大的时候，旧办法已经维持不下去，粮食不够，财政紧张，救济负担重，基层试验就容易被默许。
这个时候，组织更看重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不能稳住局面，能不能带来粮食、税收和治理绩效。
基层先闯，高层观察，效果好了再追认推广，这是一条常见路径。
生存状况好一些，资源宽裕一些，路径还能走下去，改革动力就会弱。
既得利益稳定，考核责任清楚，风险承担不明确，改革容易停在文件里。
危机类型也决定改革方向。
生存危机逼着找增量，财政危机逼着找财源，合法性危机逼着找绩效。
很多时候组织越是被现实问题逼到难处，越可能给基层留出试错空间。
而组织越是日子好过，越倾向于维持现有秩序，强调规范和控制。
这个规律放在农业领域成立，放在其他领域也成立。
06
我们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2022年8月，在开会的时候就已经提到：
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当时在文章中我就有说：
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经济体制下，很多国企不敢干，很多民企不敢闯，很多外企不敢投。
到了2022年12月，开会的时候，再一次提到：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所以在今天，是否还会有“大包干”这样的改革呢？
我内心很矛盾
如果没有吧，的确很难看到许多地方焕发新机的可能性……
而如果有吧，那大概意味着可能许多地方和人要更苦了……
希望有一天，不需要等到大家被逼到“坐牢杀头也甘心”的程度
那些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尝试，就已经可以被允许发生。
让敢干的人敢干，让敢闯的人敢闯，让敢于首创的人，不必先成为悲壮的英雄。
或许这才是“大包干”留给今天，最值得重新思考的东西。
下一次真正改变我们生活的改革，究竟会从哪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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