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没钱?灭佛!
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公元845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唐朝境内全面铺开,各地寺庙里的铜佛、铜钟被运往盐铁使、诸道观察使设立的钱坊,铸成背后印有州名的“会昌开元”钱,投向市场救济。
但仅仅一年以后,唐武宗驾崩而唐宣宗即位,灭佛运动便宣告停止。
那批刚刚铸成的新钱,也被各地官民挑选出来,投回炉子里重新铸成佛像,请回寺庙高堂供信徒们朝拜。
佛像变铜钱、铜钱变佛像。
这场宗教和现世的轮回,直接撕破了中国古代灭佛运动的表层面纱,告诉世人,灭佛就是为了充实国家财政、盘活市场经济。
甚至可以说,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的三次大规模灭佛,底层逻辑始终是国家存量经济和铸币主权的争夺,而非简单的儒释道教义冲突。
那么这篇文章,我们就以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为主线,聊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灭佛运动。
1
中国古代王朝能否顺利运转并延续下来,完全依赖两条生命线——
其中一条是把所有人口整编起来,让他们种田、纳税、当兵、服役,此为编户齐民。另外一条是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权,以此来保证赋税定价权,以及市场的货币流通。
这两条生命线能够稳得住,国家就是太平盛世。
可一旦税基缩减、出兵征战、市场钱荒等事情撞到一起,国家财政便要恶化,各种潜在危机也会不断的暴露出来,直至演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大动荡。
例如北周武帝宇文邕亲政以后,面对国力强盛、经济富庶且坐拥两千万人口的北齐,非常惶恐不安,于是他通过免除州县民籍、招募关陇百姓为兵等方式,大力扩充北周的武装力量。
这样做,虽然保证了北周有充足的兵源,但结果就是《隋书·食货志》里说的:
“是后夏人半为兵矣。”
这就意味着,战争尚未开始,关陇地区的纳税农民便减少一半、国家税基减少一半,而这些脱产的北周军队,要装备、要后勤、要军饷、要训练,必然会拖垮国家财政,并将压力传递到剩下的一半纳税农民身上。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晚唐的财政,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问题,更是恶化到极致。
《元和国计簿》里做过一项统计,说:
“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
意思是,国家财政完全依赖东南八道的144万户纳税农民,和天宝年间相比,税基减少了四分之三。但国家要养的兵有83万,和天宝年间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
国家税基缩减、国家开支增加,可想而知,晚唐的财政压力是非常大的。
遇到这种情况,国家的普遍选择是加税和铸钱,虽然这样做会丧失民心、加剧通货膨胀,但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
可在晚唐,加税和铸钱都行不通。
晚唐施行的是两税法,即国家用铜钱来核定税额,农民在交税时,按照市价来折算粮食、绢帛等物品,缴纳额定的赋税。
但因为晚唐的市场流通铜钱越来越少,导致铜钱越来越贵、粮食和绢帛越来越贱,因此农民的赋税也越来越重,从开始的两匹半绢抵扣赋税,一路飙升到八匹绢才能抵扣赋税。
换句话说,晚唐遭遇了钱荒,农民已经被压榨到极致,没有油水可榨了。
这就是国家的两条生命线崩塌后的景象。
那好端端的一个国家,那些纳税农民和铸钱铜料都去哪里了?
答案很简单,在寺庙的高墙之内。
2
中国古代的佛教寺庙,基本都有免田税、免丁税、免徭役的特权,和抽骨剥皮的农村相比,寺庙堪称是世外桃源。于是,各地寺庙以此为突破口,逐渐开发出占田、隐丁、吞铜、放贷等四项业务,成为吞噬国家财政的黑洞。
所谓占田,即寺庙利用免税、不受法律监管、地方政府对宗教的敬畏等特权,不断兼并土地,将寺庙周边的土地都化为“庙产”,乃至寺庙的势力范围。
这部分土地,往往能达到数千到数万亩。
而因为寺庙有免除赋税和徭役的特权,又不受政府和法律的监管,所以寺庙周围的农民,为了避开政府的沉重赋役,也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挂到寺庙名下,甚至剃度出家,成为“身在寺庙心在红尘”的假和尚。
这样一来,寺庙就成了完美的避税天堂。
此为隐丁。
晚唐时期,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就给朝廷上书,痛陈东南地区的占田隐丁现象:
“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
意思是,一户人家如果有三个男丁,必然有一人落发为僧,把全家的土地和财产挂到寺庙名下,以此来逃避田税、丁税和徭役。
国家的土地和人口是有限的,国家每年需要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如果大量的土地和人口隐藏到寺庙,那么国家为了维持固定的财政收入,必然要把财政的缺口,压到寺庙以外的土地和人口身上。
而他们要活下去,又只能投向寺庙。
这样一来,一个恶性循环便形成了——
国家越压榨、寺庙越壮大,寺庙越壮大、国家越压榨,寺庙再度壮大。
吞铜,即寺庙用铜料铸造佛像、修筑庙宇。
晚唐宰相王缙在修建五台山金阁寺时,就号称“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
原本应该铸钱流通的铜料,就这样被锁定在一座座寺庙里,晚唐的钱荒和通缩,便是由此造成的。
放贷,便是有田、有人、有钱、有特权的寺庙,把积累的大量钱财投放到社会和市场,用高利贷的手段,做着利滚利的生意。
这四项业务环环相扣,把每座寺庙都打造成“国中之国”,盘踞各地,如同割据的军阀一般。
3
既然国家的两条生命线崩塌,没田、没人、没钱,而各地的寺庙经过多年经营,有田、有人、有钱,那么国家要缓解财政压力,重塑两条生命线,便只能向各地的寺庙开刀。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机器随即开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启灭佛运动——
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出动兵马,到各地查抄寺庙财产,诛杀寺庙僧众。
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毁坏寺庙、没收庙产、焚毁经像,勒令僧尼还俗,称为“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和这两次大刀阔斧的灭佛运动相比,晚唐时期,唐武宗李炎发起的那次灭佛运动,则显得更为精细,并被日本和尚圆仁记录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
具体来说,分为五步。
自从开始灭佛,唐武宗便下令,佛门寺庙是清修的地方,不能有私人财物,所以各地寺庙的僧尼私财应该全部纳入官府。如果想保留私财,可以,但必须还俗,充当地方的纳税户。
这道命令一下,那些为避税、敛财而剃发的僧尼,纷纷离开寺庙,仅仅是长安一地,就有3491名富裕僧人脱下袈裟,回归社会。
而没有富裕僧人牵头,整座寺庙便是群龙无首。
这就是灭佛的第一步,剥离富裕僧人,瓦解寺庙高层。
随后,唐武宗下令,全国各地那些不满两百间房且没有正式名额的小寺、野寺、伪寺,全部拆毁。
这道命令,直接拆掉四万余座寺庙,逼十万假和尚蓄发还俗,成为国家的纳税农民。
此为灭佛的第二步,剪除外围,拔除据点。
紧接着,唐武宗的刀指向了寺庙财产和人口。
他宣布,禁止各地寺庙设立庄园,并派出使者到各地寺庙,全面勘察庙产、甄别寺庙奴仆,凡是寺庙不法所得的财产一律没收,凡是为寺庙做服务工作的奴仆一律遣散。
为了防止寺庙暗中转移奴仆,唐武宗还制定了“奴婢五人为一保,保中走失一人,罚二千贯钱”的禁令,用连坐和重罚的方式,压制寺庙僧尼,把各地寺庙的十五万奴仆改造为国家的纳税农民。
这就是灭佛的第三步,清理寺庙的财产和人口。
随着富裕僧尼、野寺、财产、奴仆相继离开,各地仍然留存的寺庙便成为一座座孤岛,僧尼们想反攻倒算,也无力回天了。
所以灭佛的第四步,便是强迫僧尼返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
公元845年4月,唐武宗严令要求,三十岁以下的少壮僧尼,必须回原籍还俗。等到这批僧尼清理完毕,便是四十岁以下的僧尼回原籍还俗,四十岁以下的清完又开始清理五十岁以下的。
到了5月11日,五十岁以上且没有正式度牒的和尚,也要回籍还俗。
就这样,通过一批一批的遣返、一批一批的清理,这场极有可能激起民变的大清退行动,顺利完成。
至此,有劳动能力的僧尼全部回归社会,寺庙里仅剩一些五十岁以上的老和尚,维持着佛门的基本体面。
至于灭佛的第五步,自然是分钱。
据《旧唐书·武宗纪》记载:
“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
铜像和铜钟都熔化了铸钱,黄金和白银运到国库,铁佛像熔了铸造农具,就连民间私藏的佛像也要交出来,送给官府使用。
可以说,唐武宗发起的会昌灭佛运动,从局部扩展到全局、从外围扫荡到中心,每一步都环环相扣,完成的非常漂亮。
4
实事求是的说,三武灭佛确实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以后,“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北魏国力大增,雄踞中原。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以后,辟处关陇的北周,一跃而成“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的强国,短短三年时间便吞并北齐,统一北方。
而唐武宗李炎灭佛,共计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座、野寺四万余座,还俗的僧尼和奴仆合计四十一万余人,收回良田数千万亩,用铜像和铜钟铸造的“会昌开元”钱也缓解了钱荒,充实了国家财政。
但,这三次灭佛都没有避免人亡政息的命运。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遇刺,北魏文成帝恢复佛教。
北周武帝宇文邕病逝,不到数年,隋文帝杨坚大兴佛寺。
唐武宗李炎驾崩,唐宣宗李忱立即罢黜会昌政治,不仅把“会昌开元”钱熔了铸造佛像,还准许拆毁的寺庙重修。
一时间,寺庙复立,僧尼重归。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起大落的情况?灭佛的皇帝亡了,他们的政策为什么会被反攻倒算?
这样的现象,仅仅用宗教伦理来解释,恐怕是解释不通的。
我觉得,人亡政息的关键在于,灭佛等同于暴力抄家,但暴力抄家只能抢回寺庙的存量财富,无法阻断寺庙的增量财富。
只要国家仍然横征暴敛,只要税收仍然按照人丁征发,只要寺庙仍然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那么出家避税的套利空间就仍然存在。灭佛运动兴起时,僧尼便还俗躲避风头,一旦国家不再强行压制,出家避税必然卷土重来。
这才是灭佛运动人亡政息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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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何阻断寺庙的增量财富,取缔出家避税的套利空间呢?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暴力抄家,在于制度建设。
而这项制度的第一个探索者,是后周世宗柴荣。
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荣效仿前人,正式下令灭佛,裁汰了30336座寺庙,仅保留寺庙2694座、僧尼61200人,佛像铸成铜钱,庙田改为民田,僧尼转化为士兵和农民。
和此前的三武灭佛不同的是,后周世宗柴荣做了另一项规定,那就是灭佛以后,寺庙和僧尼的数量成为定额,不再增加。
以后无论是谁,凡是私自剃度出家、私自建立寺庙的,都属违法行为。
这样一来,寺庙和僧尼便成为国家定额监管的对象。
再过百年,宋朝的市民经济发展起来,虽然后周世宗定下的制度有所松动,但宋朝打了另一项补丁:
卖度牒。
既然社会有逃税避税的需求,千百年都无法完全堵住,那么与其让寺庙坐享其成,不如由国家来经营这门生意。以后谁想避税,先给国家交百余贯的钱,买一张度牒,国家就给你逃税避税的特权。
南宋时期,一张度牒更是涨价到八百贯。
原本逃税避税是为了不交钱,现在交了钱才能逃税避税,对于国家来说,这就是把潜规则转变成明规则,把财政损失压缩到可控范围以内。
相比三武灭佛的一次性收益,卖度牒,明显是一项细水长流的长期收益。
而到了明清两朝,国家相继颁布了两项制度,直接改写了出家避税的底层规则——
明朝洪武年间,国家编撰“赋役黄册”,明文规定,“僧道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从制度层面堵住了寺庙田产免税的漏洞。
清朝雍正年间,国家推行“摊丁入亩”,将延续两千余年的丁税并入田税,百姓不用再为逃避丁税而折腾自己。
既然国家不收丁税了,寺庙土地也有赋税,那还出家做什么呢?
至此,出家避税的套利空间被彻底取缔,寺庙的财富增量也被彻底阻断,出家避税便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其实说到底,中国历史的前一个千年,国家向诸天神佛举起屠刀,并不是因为人心向恶,中国历史的后一个千年,僧俗共存再无纷争,也不是因为人心向善。
所谓的善与恶之间,无非是“士民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十二个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