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资本主义深陷危机，凸显战后秩序的另一种面相

编者按：当我们还未从AI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回味过来时，却猛然发现：AI时代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却将它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生产力越解放，分配越失效；系统越智能，人的主体性越多余。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资本逻辑在自身极限处的自我瓦解。而黄昏之后，或许是另一种可能的黎明。

近日，在由《文化纵横》举办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指出，世界正经历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周期性危机。他回溯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与怀特之争，认为旧全球化已走向终结，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正面临新的撕裂。

程亚文：

当前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常说的“大变局”，其变化幅度之深、范围之广，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很难完全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也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最近几年发生的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无疑是世界大变局的体现。这些冲突究竟是因何而起？和我们以往看到的战争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要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当下世界的大变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场大变局正反映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爆发。

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过去十几年间，一直关注相关现象和理论问题，包括全球化进程以及各国政策变化。在我看来，以往对全球化的认识存在两个关键缺陷：

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对“全球化”是什么存在诸多误解。无论是学术交流还是官方文件中，中国人一提到全球化，往往就将其等同于经济全球化，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但全球化真的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对全球化到底是怎么来的缺乏更深入的梳理，尤其是对全球化与战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思考甚少，这给我们准确理解全球化造成了很大困扰。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往往发生在全球化进程中，而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实则是一体两面。如果不搞清楚全球化是什么、它如何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我们便很难理解当下资本主义为何深陷危机。

回顾从19世纪至今的历史，全球共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资本主义危机。上一次危机集中爆发于一战与二战时期，具体表现为两次世界大战。而当前我们看到的俄乌冲突、美伊冲突等事件，与此前的战争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规律，其中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因素都起到了重要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改写了资本主义历史

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小文章，核心是警惕金融危机逐渐蔓延成社会和政治危机。今天来看，经济危机已经逐渐蔓延成了政治危机和安全危机，我们深陷其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来。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全球化进程，导致在两次资本主义周期的末期均爆发了危机。19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两次全球化过程：一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当前的终结期。那么，这种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特征又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全球化进程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前提。如果缺乏相应的国际制度安排，全球化进程便无从谈起，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特征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的全球化进程中，正如波兰尼所说，维也纳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这四种制度安排，是当时的全球化得以展开的关键，尤其是维也纳体系更为重要。

那么，当前这一轮全球化的政治前提是什么呢？全球化并非仅仅来源于人们开展贸易的意愿，它离不开特定规则与制度的支撑，战后国际秩序正是其重要基础。如今，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逐步梳理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脉络。

从长期视角分析，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周期已步入衰败阶段，其根源仍可追溯至战后秩序本身，只不过战后秩序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那么，战后秩序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战后秩序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安排，一般认为主要由美国和英国主导建构的，核心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代表怀特与英国代表凯恩斯之间的谈判。当深入探究这两个尤其是凯恩斯提出的方案时，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当时参与谈判的国家不光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国家，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谈判的时候，51个国家中大部分是亚非拉国家，欧美国家占比很少。

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诉求是什么？除了和平之外，它们还要求共同推动发展，并为自身国家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怀特此前曾对拉美国家的发展进行过跟踪研究和推进过相关实践，作为受到“罗斯福新政”影响的美国政府官员，他对我们如今所说的“全球南方国家”曾抱有一定的同情心理、表现了帮助它们实现自主发展的意愿。

怀特（左）和凯恩斯

从整体来看，怀特设计的方案在捍卫美国利益的同时，也包含了尊重发展中国家自主性、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安排。

凯恩斯对发展问题也有关注，但我通过“回到”布森顿森林谈判的现场、阅读当时的相关文件，发现他并没有放下从英帝国出发的角度。作为英帝国的代表，他对战后国际秩序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定位有所不同。我以往对凯恩斯曾抱有相当大的好感，他在一战结束后所著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曾主张为德国留出一定空间，为一战后的和平提出了一套可行方案，这是很有智慧的，但又暗藏了局限。

“二战”结束之际他与怀特谈判时，提出的方案其实和他在“一战”时期设计的方案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将德国问题通过国际化、西方化的方式加以化解，为德国和日本都留出了发展空间，这一点本身无可厚非。但他并没有更宏大的抱负，即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制定一套共同发展的方案，特别是新生南方国家的自主性，在这方面他的思考相对匮乏。从战后秩序的角度出发，会发现这种设计本身就存在争议，也有着难以避免的局限。

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将面临怎样的局面？二战结束后随即进入冷战时期，而在冷战结束后，真正得以落实的方案，我认为仍是凯恩斯所提出的框架，其核心在于维护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边缘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自主性支持不足。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美国等可被视为新的西方阵营，这些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这种碎片化格局里，资本主义扩张仍有空间，资本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找到各自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全面反对全球化

然而，这种模式所实现的发展仅局限于少数国家，考虑的只是如何维护少数西方国家继续享有发展优先权和经济、政治优势，必然以压迫其他国家为前提，即凯恩斯方案实际上保障的是“少数人的现代化”。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这些处于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地带的国家也实现了良好发展，突破了中心-边缘结构的束缚，又会如何？

发展中国家肯定会有意愿冲破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安排。在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扩展过程中，当其他国家打破中心-边缘秩序安排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将无法如以往那样在外化中消解，从而在内部化呈现和激化——这正是近些年来美国陷入严重政治极化状态的源来，也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

许多人或许会问：俄罗斯如果能融入全球化体系，难道不能实现发展吗？实际上，凯恩斯方案既不可能为俄罗斯提供发展空间，也无法为其他更多国家创造机会，尤其是在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之后。

普京何时曾对全球化有过正面评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度对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抱有幻想，但很快发现在西方推动的全球化体系中，并没有为俄罗斯留出发展空间。不仅如此，北约东扩其实作为全球化在政治层面的表现，还在挤压俄罗斯的发展空间，将俄罗斯抑制在为西方国家“劈柴担水”的全球经济分工位置。如今看来颇为矛盾的是：特朗普抨击全球化，普京也对全球化持否定态度，中国则支持全球化，可中俄关系密切，美俄却陷入对立。

全球化已然走向终结，我们当下该何去何从？这就如同一战结束后，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德国出现纳粹主义，苏联确立共产主义，各国都在探寻新的出路。如今，中国提出了“新全球化”倡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正经历着与一战后相似的局面：各国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撕裂也会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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