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闲生
来源:江宁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特朗普在发动“对等关税”时故意模糊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概念,把美国塑造成“吃亏”的一方。实际上,像美国、印度等国家,它们虽然货物贸易处于逆差状态(即制造业偏弱),但服务贸易是顺差的(服务业强)。服务贸易具体包括哪些呢?按照WTO的划分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模式。1、跨境交付,如:远程教育、跨国法律咨询、在线医疗、国际电话、软件远程下载等。3、商业服务,如:外资银行在中国开设分行、跨国保险公司设立子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以及法律、咨询、审计、通讯、软件类服务等。4、自然人流动,如:外籍顾问来华短期工作、外籍教师到高校授课等。从上述条目不难体会,与单纯制造某种商品并通过出口来赚钱相比,美国企业更擅长输出服务来赚钱——有门槛、利润高、工作轻松体面。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高达1.2万亿美元,但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取得了2950亿美元的顺差,接近历史新高,特别是在云计算、金融等领域的服务出口尤为突出。《金融时报》按照美国制定“对等关税”税率的方法进行过计算,假如世界其他经济体为纠正当前服务贸易失衡,需要对美国科技公司、金融公司、咨询公司等平均征收19%的关税。1986年Windows1.0的广告,图中男子为比尔·盖茨的大学同学、前微软CEO鲍尔默,微软1981年创立时鲍尔默拥有8%的股份。在中美关税战如火如荼之际,中方对美国进口货物征收了125%的反制关税,但对于服务贸易领域却十分谨慎,这里面是有学问的。货物贸易领域,中国从美国进口最多的产品分别为农产品、液化天然气、半导体设备与芯片、高端机械和精密仪器、基础化学品、航空系统零部件等。其中,半导体产品已经被美国禁得七零八落,中国想要的它不卖,肯卖的都比较鸡肋。精密仪器(主要是科学研究类和医疗设备)和航空系统零部件虽然有门槛,但基本能从欧洲买到替代品——欧洲的传统高端工业还是很强的,只不过在互联网、AI等新赛道里被中美抛下。至于其他大部分产品,更是能够轻松找到替代国家,例如巴西的大豆,中东和俄罗斯的能源。与货物贸易相较,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要强得多,尤其是金融、软件和工业设计等方面,影响力很大。举例来说,微软的Windows系统和谷歌的安卓系统在国内被广泛使用,AutoCAD、ANSYS、Office、OracleERP等工业设计软件和企业管理软件,很多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说在一些大的领域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国产化替代,比如:鸿蒙(安卓),WPS(Office),那么在许许多多的细分领域,短期内仍难以完成高水平国产替代。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欧美毕竟实现已经工业化一百多年了,期间积累下大量“经验”,而这些软件和服务其实就是一代代经验被凝练升华后形成的。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想要迅速赶超,必须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德国西门子、法国达索和美国ANSYS是国外三大工业软件巨头。2024年1月16日,总部位于硅谷的全球EDA巨头Synopsys宣布将以350亿美元收购工业软件大厂ANSYS。仿真设计软件是智能制造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支撑工业企业生产运行的重要基础。2022年8月13日,美国商务部发布规定,对华禁用设计集成电路所必需的EDA软件,之后华为逐渐实现了14nm以上EDA工具国产化。既然中国对美国的高端服务贸易十分依赖,为什么美方不用此作为筹码呢?简单来说,各国都在选择“对自己受伤小、对别人威胁大”的领域发难,既然中美双方默认了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就说明它基本是1:1互惠的。软件类产品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开发阶段,后期维护阶段的开销是比较低的,有时即使不升级也可以继续卖。换言之,一款软件、一套系统、一个平台只要被成功开发出来,它的“边际成本”就接近于零,多卖一个就多赚一个的钱。为什么互联网上有如此多“卖课”的广告呢,因为“课”的原理跟软件类似,录完之后的成本就只剩推销费用,哪怕给推销渠道六成、七成的分成都是赚的。对于美国来说,它提供的服务贸易就类似于“卖课”——软件、平台、服务是现成的,无非添加少量人力成本或新增几台服务器而已,扩展到任何一个市场都是暴利。正因如此,除了涉及芯片设计等特殊领域外,美国实在不舍得放弃这块收入,美国企业也在极力避免政府出台类似的限制措施。相较于对企业的封锁来说,对高校的封锁来得较晚且力度较低。由于多年中外合作以及宽松的采购环境,国内高校在软件、高端仪器设备、实验材料等方面很依赖进口。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参观上海纽约大学校园,2023年8月30日。中美教育领域的脱钩正在双向进行中,理工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基本停摆,关键技术领域的开会交流也越来越慎重。文章一开始提到,美国每年的服务贸易顺差为2900多亿美元,这里面从中国取得的其实只有不到10%,而从欧盟那里获取的顺差则高达40%,每年超过1000亿欧元。与中国国内完善的互联网生态相比,硅谷大厂苹果、谷歌、Meta等公司在欧洲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简直是予取予求。当地时间4月10日,面对特朗普“对等关税”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如果与美国的关税谈判失败,欧盟可能会对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征收关税,欧盟将动用“最有力的贸易措施”,将反制范围扩大至美国的服务业。4月2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新闻公报,认定苹果和Meta违反《数字市场法》,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7亿欧元对于年利润几百亿美元的硅谷大厂来说不过是毛毛雨,但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是欧盟在“抬高加码”,冒着不惜惹怒特朗普的风险,以有力姿态应对当下正在进行的美欧关税谈判。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如苹果、微软、谷歌、Meta、强生、IBM等都将欧洲总部设在了税率较低的爱尔兰。作为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为投资者进入欧盟市场提供了一条优良通道,而且在英国脱欧之后,爱尔兰是欧盟内唯一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那是三十年后的一个春天,海风穿过废弃的港口区,吹动着一面裂开的旧旗,昔日堆满集装箱的码头如今只剩空荡的吊车在风中呻吟。她坐在码头尽头的石墩上,手里握着一枚老旧的芯片——这是来自父亲的遗物,上面印着一个早已消失的品牌名。她从未真正使用过它,但听说那曾是让卫星旋转、让飞机导航、让人类梦想互通的关键。城市之外是一道又一道的围墙,各国将自己的产业圈养在安全区内,不再信任来自他国的任何东西,邻居家的孩子只在VR里见过香蕉的模样,因为来自热带的水果早在第二十一轮制裁之后便被屏蔽于边境之外。在某个深夜,她偷偷拨通一台老式短波收音机,模糊的声音断断续续,有人用她从未听过的语言唱着一首歌,歌声翻越大洋,跨过断开的海底光缆与禁用的卫星,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她把芯片埋进沙土,像埋一枚种子,她不知道,它是否还能开花。晨光穿过港城上空灰蓝色的雾霭,映照在一艘刚靠岸的东南亚货轮上。船员们披着写有英文和拼音混合的制服,岸边的报关员戴着智能眼镜,正对着一块未联网的终端屏幕——这台机器接不进全球网,但能连上“区域可信节点”,他们称这种新系统为“灰带协议”。在这个时代,脱钩是显性的,连接是隐形的,尽管各国都在谈安全、战略自主、去风险,但私底下却有数不清的“临时准许”“技术中介”和“第三国跳板”在发挥作用。WTO普遍规则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又一层被默许的“绕道”。她是中转站的一名协调员,熟悉每一条灰色航线,知道哪些货该走菲律宾转口、哪些芯片必须贴上“巴西组装”才能被送进欧洲。她像一个冷战年代的译电员,在裂缝中寻找词语之间的共识。没人再高谈理想主义的全球村了,但也没人真正愿意断绝联系,世界像一张裂开的地图,被无数隐形的细线悄悄缝合。有时候,她会想,或许这才是人类真正擅长的生存方式:不是彻底分离,而是始终在分裂与合作之间摇摆,用交易掩盖矛盾,在利益缝隙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