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百松、戴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意图独霸中国
【文/蔡百松、戴宇】
门罗主义源于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国情咨文内容的一部分，“‘门罗宣言’表明新生的美国在为自己划定排斥性的地缘空间势力范围”。此后，伴随着美国国力的飞跃式提升，门罗主义在《国联盟约》中以区域谅解的形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将美洲事务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为美国维持在美洲的‘门罗主义’传统保留了空间”。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构建自身区域霸权逻辑的过程中，自然试图引入这一政策，以便为其大陆政策的实现提供国际经验方面的借鉴。早在19世纪末，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就曾“试图说服康有为，东亚应效仿美国的门罗主义，排除西方列强的干涉”。
1905年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通过日方代表劝诱日本政府实行“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此后，日本政府接受了“亚洲门罗主义”，并将其运用到日美外交实践中。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每次在涉华议题上获取进一步的权益及势力范围的扩张，均需以外交协商的形式得到美国的默许以追认其合法性。日俄战争后，日美之间签署了以“桂太郎-塔夫脱（1905年）、鲁特-高平（1908年）、石井-兰辛（1917年）”为代表的一系列协定，“日本的正式和非正式帝国地位被美国所承认”。至九一八事变前，美国对日的乐观态度一直持续。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改变了日美两国对彼此的印象。美国不再将“亚洲门罗主义”视为日本在华扩张势力范围的合理托辞，更为明确地以《九国公约》等国际法体系为依据，对日进行指责。日本则将“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加以重塑，为其侵略中国编织话语体系。“当面对国际条约时，日式观点所造就的日方独特回应同美国法学家、道德家般的国际观念之间产生了冲突。”在此过程中，日美两国形成了同涉华议题相关的外交竞合关系，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外交倾向。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沈阳各主要建筑
如前所述，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一次会面中，向日方代表金子坚太郎传达了想要让日本在亚洲推行“门罗主义”的看法。1905年7月11日，金子坚太郎在华盛顿向日本外务省密电报告了相关情况。其大致内容为：
（罗斯福）希望未来日本对亚洲采取门罗主义政策。如果采取这种政策，日本不仅能够阻止未来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同时还能成为盟主，建立以亚洲各国为基础的新兴国家。此外，为实施这一政策，希望日本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亚洲地区，沿用与门罗主义在美洲大陆所倡导的相同方针。
此外，几乎很难找到任何第三方对此的档案记录。金子坚太郎本人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次年，即将此次会谈经过予以公开，并宣称西奥多·罗斯福对其表示：“未来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政策，应如美国对美洲邻国所采取的政策那样。日本版‘门罗主义’将会消除欧洲列强对亚洲的蚕食倾向，使日本被公认为亚洲各民族的领导者。亚洲各民族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安然建立国家体制的支柱。”
上述两份史料均出自于金子坚太郎之口，且因内容过于相似，很难形成互证关系。金子坚太郎选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仅一年后将这一秘闻公开，很难不被怀疑其主要意图在于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张目。
不过，1904年6月13日，在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也表现出了同上述记录较为相似的意图。罗斯福在信中肯定了日本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特殊权利：“日本对黄海周边地区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就如同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关注一样……我希望看到中国保持统一，乐见日本在带领中国走上与日本相似道路方面起到作用。”
可见，金子坚太郎的记录并非空穴来风。在此前的会谈中，罗斯福确实希望日本能够在东亚地区实行类似门罗主义的政策。在日俄战争彻底结束后的1908年，罗斯福亦曾听闻日本打算在亚洲实行门罗主义的相关报告，但对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似乎并未对这些新信息感到过于担忧”。
至少从中可明确之处有两点：第一，无论金子坚太郎的报告是否完全准确，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确实获悉了美国总统劝诱其实行“亚洲门罗主义”的信息；第二，虽然不能完全肯定罗斯福与金子坚太郎之间曾就“亚洲门罗主义”话题进行会谈，但此前的一些言论也表现出了潜在的相似倾向。
罗斯福此时希望日本在亚洲扮演一个“亚洲盟主”的角色，一方面能够在远东地区制衡俄国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则在近东地区阻止英、法等欧洲列强的殖民渗透，“具有抵御欧洲帝国主义和强调地区国家独立的特点”。
其目的在于，通过提携日本在亚洲的特殊地位，以维持一个广阔的亚洲市场，并换取“日本同意在其新势力范围内对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保障，美国得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工业潜力，在亚洲建立自己的非正式帝国势力范围。“为了使美国获得对中国市场的自由进入，就需要其中一个列强替代美国执行门罗主义。”日本则回应了美国在亚洲建立国际秩序代理人的需求，并以此来换取美国对其在华享有特殊权益的默许。
此后，从美日之间签署的一系列协定中，都能够看出美国默许日本在华扩张势力范围，日本承诺不违背美国远东政策的痕迹。1905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密约》提出“维持远东地区的总体和平是日本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1908年的《鲁特-高平协定》则明确了日本将“维护在华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机会均等原则”。1917年日美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时，日本在谈判中“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拥有地理上的、就像‘门罗主义’中美国对拉丁美洲那样的‘特殊关系’”，而最终“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就涉华议题遵循了美国所希冀的“亚洲门罗主义”方针，因而得到了美国对其在华势力范围扩张的许可。
然而，转折出现于1921年由美国主导签订《九国公约》后，列强在华机会均等原则成为国际法内容的一部分，由此而形成的远东华盛顿体制，消解了日本继续实行“亚洲门罗主义”的可能，“一个新的多边主义区域秩序逐步形成。‘日本门罗主义’的言论也因此逐渐消退”。日本政界对此也呈现出较为消极的态度，“亚洲门罗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未能在现实中左右国家政治，在对外政策上还处于次要位置”。但美国政府对日本施行“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的积极看法，仍持续到1930年前后。
1930年1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卡塞尔在致胡佛总统的信件中仍强调：“日本在‘满洲’拥有特殊权益，相当于我们国家与古巴的关系。”
诚如入江昭所言，“华盛顿体制最终未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国际秩序”。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亚洲门罗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并且同此前美国要求日本施行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成为杂糅军国主义、大亚洲主义、殖民主义等理念的侵略扩张政策。
这一政策迅速被此时期的日本政界所运用：
1931年10月，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就曾援引《国联盟约》中的区域谅解条款进行狡辩：“对于‘满洲’，日本国民的感情颇为强烈……运用门罗主义等条款的情况也与美国相同。”
1932年3月，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同中方的会谈中直接表示：“日本在远东奉行门罗主义，以成为远东盟主为己任。”
1933年1月，驻比利时大使佐藤尚武也曾强调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主导地位：“对涉及‘满洲’问题，则必须取决于我们是否同意。”对这一政策的探讨也广泛盛行于此时的日本学界：“亚洲门罗主义、东亚门罗主义和远东门罗主义等类似词汇，频繁出现于知识分子的视野。”
1932年，法政大学教授高木友三郎在研究中主张建立东亚门罗主义体系，提出：“只要日‘满’经济链接在一起，足以使日本成为世界上自给自足的强国。”
1933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蜡山政道又试图构筑日“满”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成因与现实关系，蜡山“既不赞成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论者的粗浅见解，也不肯定美方通过法理否定日‘满’特殊关系的态度”。同为东大教授的神川彦松此时则主张“提出类似美国保留美洲问题的门罗主义，日本也应在‘满洲’问题上保留日本版的门罗主义，从而排除中国”。
日军进入奉天（沈阳）城
日本退出国联期间，重塑后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为国际社会所初步了解。1933年3月24日，日本驻国联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向国际社会表露了日本想要独霸亚洲的野心：“日本在过去和未来都将是远东和平、秩序和进步的支柱。”这一宣言不再将英、美等西方列强视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强调日本为东亚地区的唯一主宰。
如果说此前美国想要让日本接受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是使日本在亚洲成为抵抗英法殖民帝国的先锋，保护新生的广阔亚洲市场为美国所用，那么以松冈的宣言为开端，日本社会各界逐渐重塑了“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并设想自身将独霸亚洲，不容许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西方势力渗入。
“日本最终决定退出国际联盟时，‘亚洲门罗主义’应成为未来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论调开始盛行。”1933年8月，前国联事务局长杉村阳太郎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鼓吹：“（日本）不仅要成为东亚的霸主，更要成为东亚的长者与领导者。”此时日本所奉行的“亚洲门罗主义”，其内容早已不再涵盖同英美等国保持一致的原则，而是将其用于“排除西方列强干涉事变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换言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刺激了日本被压抑已久的“八纮一宇”侵略思想，“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对立、并以国际惯例为托辞发起对外侵略的参考依据。
《塘沽协定》签订后，虽然中日关系进入了短暂的平静期，但日本政府对“亚洲门罗主义”的改造仍然愈演愈烈。新任外相广田弘毅倾向于不再纠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而更加注重其形。
1934年年初，广田在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数次提及“日本政府深感在东亚维持和平的重大责任，并持有坚定的决心”，强调美国必须理解日本的诉求，才能维持两国关系的和谐。议员中野正刚在质询中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声明在东亚的‘门罗主义’，并要求英美及其他各国承认它”。而广田的回应耐人寻味：“东洋没有所谓的‘门罗’这样的人存在……我认为特别有必要避免使用这样的言辞。我早在以前就曾表示深感日本在东亚和平的重大责任。”
这也表明，日本政府高层至此彻底重塑“亚洲门罗主义”，不再强调其舶来属性，而是将其融合于试图在东亚建立霸权的传统观念中，其特征为“以极度被动和自卫的论调来排斥西方列强的干预，目的在于保护既得利益”。
以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接纳美国传入的“亚洲门罗主义”为肇始，直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将这一政策不断改造，“亚洲门罗主义”最终演化为名亡实存的区域霸权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此前之所以同英、美等国保持协调关系并积极加入国际法体系，是因为通过签署国际协定的形式攫取在华权益更为高效。
唯利恒常是日本外交的一大特征之一，因此，当九一八事变后更为显著的在华利益摆在眼前之时，重塑“亚洲门罗主义”使其成为区域霸权秩序理念，则势必水到渠成。“日本凭借‘万国公法体系’获取了最大利益，以新增的‘亚洲门罗主义’思维，在妄图吞并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外，“亚洲门罗主义”在日本是长期“暗中鼓励的政策”，而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联后，“亚洲门罗主义”从幕后走到台前，显露于日本的对外思想理论阵线前沿。无论名称改变与否，其性质内核早已沾染军国主义侵略色彩。中野正刚对此曾指出：“若仅仅抓住言辞，称日本没有门罗主义，未免是过于简化的答复。”“亚洲门罗主义”自始至终，只是“宣扬‘团结亚洲，对抗欧美’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理论工具。”
日本对于“亚洲门罗主义”的重塑过程，既建立在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活动的激化进展的基础上，又植根于英、美等国主动供给理论源头的区域霸权思维土壤之内，“对‘亚洲门罗主义’不断演变的解释和主张反映了两个重要的强权政治现实：其一是日本作为地区强国的自我意识和自信不断增强，另一个是最初的‘门罗主义’本身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随后的发展”。
1 2 3 4 下一页 余下全文理念对抗：在华势力范围的均沾与独占
美方虽然对日本重塑“亚洲门罗主义”的动向有所耳闻，但终究美国政府高层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加以遏制或批评，尽管美驻日大使馆向华盛顿发回了大量相关报告，但“国务院并没有关注这些事态发展”。
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为代表，当时远东司在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亨培克的长期任职，以及国务卿赫尔缺乏时间、兴趣和经验，使亨培克获得了指导美国东亚政策的权力”。亨培克始终拒绝承认日式“亚洲门罗主义”同美式“门罗主义”有任何相似之处，并坚信：“门罗主义是美国捍卫和保护西半球的基石，不是限制或胁迫其他美洲国家的工具，也不是建立美国专属势力范围的借口。”
美国政府就建立在华势力范围这一问题而言，其首要目标仍然是维持已经摇摇欲坠的远东《九国公约》体制，通过列强均沾在华权益以达成美国所追求的远东均势构想，因而必须继续强调在华“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原则的不可侵犯。1933年8月25日，亨培克在同日本驻美大使馆书记官武富敏彦的会谈中表示：“《九国公约》序言中的原则在过去和现在都直接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其中所规定的原则。”
对奉行“亚洲门罗主义”的日本政府而言，此时侵占中国东北早已违背了《九国公约》，加之历史成因导致的“挑战美国并打破其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成为日本外交的最高诉求”，其战略目标早已演变为在华势力范围只能由日本独占，排除任何西方列强对此的干预。日本独自称霸东亚几乎成为了日本外务省的一致性意见，“东亚概念至翌年（1934年——引者注）4—5月间在外务省内部迅速形成，并在同年6月东亚局设立时，已经在省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在制定实际对外政策方面，在外相广田弘毅负责全局的方向下，外务次官重光葵“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处于主导地位”。广田在对美外交方面倾向于缓和态度，“注意维护与美国的友好关系”。重光则沿袭了“亚洲门罗主义”的指导原则，强调西方列强“不要给予中国武器上或财政上的援助”，任何对华援助都被视为侵犯了日本的在华势力范围。日本的这种“独占”理念与美国政府远东政策中的“均沾”原则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
1921年华盛顿会议会场全景
此后，按照广田对美缓和外交与重光独占在华权益的理念，日本外务省积极开展了相关实际外交活动。在对美外交方面，“广田无法忽视美国反对建立伪满的立场”，因此他试图在继续维持日美两国协调关系的前提下，以互相承诺势力范围归属的形式，换取对利益冲突事务的互不干涉。
1934年2月21日，新任驻美大使斋藤博专程拜访国务卿赫尔，并向后者附送了广田的私人信件。广田在信中表示：“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从根本上无法友好解决的问题。只要两国都充分理解对方的立场……两国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会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广田在信中所暗含的立场，仍同其演说中“日本政府深感在东亚维持和平的重大责任”一致，如果美方理解这一立场，不亚于等同于美方默许了日本的侵略行为。
对此，赫尔在3月3日的回信中强调各国均沾在华权益原则的重要性，表示远东争端的解决必须“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而对所有国家都有明确和持久的好处”。但是，美国政府延期到3月21日才正式公布这一回信，在此期间，溥仪正式登基成为伪满“皇帝”，美国政府对此表现出了对日本独占中国行动的不予支持，“暗示不承认原则不受这些电文的影响”。
由于未能收到美方更为积极的外交态度，5月16日斋藤博又向赫尔递交了关于《日美联合声明》的草案。这一草案更为直观地反映了日本想要同美国瓜分太平洋、独占中国的图谋。草案中提及：“两国政府相互承认，美国在东太平洋地区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是主要的稳定因素，两国政府将在其适当和合法的权力范围内，尽其最大努力，在地理上毗邻其各自国家的地区建立法律和秩序的统治。”
赫尔既震惊于日本政府的霸权逻辑，又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在回忆录中，赫尔表现出了对草案隐藏的“亚洲门罗主义”思维的不可理喻，指出：“日本无视门罗主义的基本理念，即维护西半球国家的安全和独立。门罗主义旨在防止外国征服西半球，而远东却没有受到任何外国的威胁。”29日，在对斋藤的具体答复中，赫尔一方面强调美国坚决反对日本想要独占中国的任何构想，另一方面则指出美国担忧日本不断演进的区域霸权进展，总之美国政府“不可能鼓励日本在地理上与其相邻的地区主张这样的权利或提出这样的意图”。
由广田主导的对美外交难以使美国政府彻底理解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观念，与此同时，重光葵主导制定的对华政策则表现出了更为激进的东亚霸权倾向。1934年4月13日，为切断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渠道与前景，基于重光的构想，由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守岛伍郎起草，广田签发了第109号密电《关于对中国国际合作问题的我方态度》，其中明确提出：“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是日本在其责任下独自完成的必然结果，日本决心全力履行这一使命。”
此外，该密电还强调必须彻底根绝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援助以及中国想要获取援助的可能。该密电一般也被认为是随后引起轰动的“天羽声明”的主要内容来源，“构成了‘天羽声明’的基础”。
1934年4月17日公布的“天羽声明”，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全面地认清了日本妄图独霸亚洲的野心，深刻地展露了日本政府的“亚洲门罗主义”思维，“天羽声明意在表达对退出国联后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不满”。“天羽声明”的主题仍然归结为：“若中国试图利用他国来排斥日本，或采取以夷制夷的对外策略，违背东亚和平的原则，日本将不得不予以抵制。”这种在涉华议题中排斥西方列强的基调，贯穿于重光的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之中。由于声明内容等同于“把中国划入日本独自主宰的势力范围”，因此势必引发同远东《九国公约》体制的冲突。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
然而，美方对此的初始态度却是克制的。4月20日，美驻日大使格鲁建议国务卿赫尔“不应试图以挑衅的方式回应声明中概述的政策”。尽管美国政府层面并未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交涉，但美国舆论却在一时之间甚嚣尘上，其动向引发了日本外务省的担忧。4月1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即向外务省汇报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与《华盛顿星报》中对此的不利报道：“日本已违反《九国公约》，视之为无效……日本希望通过美国的门罗主义来实现其利益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为避免因舆论激化而迫使美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4月21日，广田向各驻外大使发布训令，强调各大使在解释此事时，一方面要提及日本无意违反《九国公约》体制，而另一方面必须说明日本“反对各国共同行动妨碍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行为”。4月24日，斋藤回电广田，指出鉴于“（美国）国务院方面自始至终大体保持沉默，没有明确的批评”，建议广田以外相身份发表对此的官方声明，以彻底打消美方顾虑。
4月25日，格鲁代表（美国）国务院正式拜访广田，探查日方态度，广田借机进行了旨在安抚美方的补充说明，辩称日方绝对遵守《九国公约》，但不能容许“向中国出售物资或提供贷款”等活动的出现。这番言辞得到了格鲁的认同，格鲁在向赫尔汇报时表示“不怀疑外相上述讲话的诚意”。广田的这一解释也间接地影响了（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态度。由于“天羽声明”涉及中国问题，同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特就此询问（美国）国务院对该事件的态度。
然而，赫尔多次含糊其辞，仅表示“对于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无话可说”。4月27日，美国驻北平领事高思指出，美方可以不关注“天羽声明”所引发的中国问题，但必须捍卫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中国的独立，而是我们现在和将来在太平洋地区的独立行动”。
4月26日，广田分别向英、美大使馆递交了关于该事件的官方说明，除继续强调与列国协调以外，着重强调“日本无法容忍任何第三方为执行其自私政策而利用中国问题”。这一说明相较于此前广田对格鲁作出的解释，更为强烈地表达了日本在东亚排除英美势力干预的意图。
受这一官方说明及上述高思对此的提醒，4月29日，格鲁代表美政府向广田递交了对此事件的备忘录，其言辞表明了美国绝不容许日本破坏东亚国际秩序的态度，“美国人民及政府认为，涉及其他主权国家的权利、义务及合法利益的问题上，任何国家在未经相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将其意志强行确立为定论”。日方并没有预料到美方态度的突然急转直下，紧急就此实施了补救对策。其主要对策有二，其一是进一步通过交涉缓和美方情绪，其二是回避《九国公约》问题。
5月5日，重光在会见格鲁时表示：“日美两国政府间以友好精神坦诚交流各自观点极其重要。”5月16日，广田训令各驻外大使：“避免主动确认《九国公约》的效力，特别避免使用‘九国公约’一词，而是以‘现行有效的条约我们全部尊重’这一表述进行解释。”
美国国务院对于日本的补救对策总体上持赞赏的态度。5月18日，广田指示斋藤博向赫尔就备忘录作出回应，强调“日本政府并不打算回避其作为条约国的义务。在涉及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时，绝无侵犯之意……就中国问题交换意见时，日本政府不能忽视东亚”。赫尔对这一回应显然较为肯定，表示“我国政府只关心在东方的贸易权利是否与在世界各地的贸易权利平等”。
至此，“天羽声明”所引发的风波偃旗息鼓，美方满足于《九国公约》原则的不断重申，日方也及时平息了“亚洲门罗主义”野心公开后所引发的舆论风波，美日关系虽因政策不同而对立，但“在奉行尽可能避免美日摩擦的政策基本点上，双方几乎没有分歧”。
《日美联合声明》与“天羽声明”所引发的日美外交风波表明，日本奉行的“亚洲门罗主义”无法在任何形式上与国务院产生共鸣，“反而助长了他们对日本的不信任”。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原则在于通过列强“均沾”在华权益，形成广阔的中国自由市场，以此为基石建立非正式帝国的势力范围。日本试图“独占”在华权益，建立殖民帝国的霸权逻辑显然不能与此兼容。但政策的对立并不代表双方此时急需升级矛盾，与之相反，只要日本继续承认东亚市场的对美准入，美方并不想在涉华议题上开罪日本政府，“即使‘天羽声明’发表后，日方似乎并不认为日美关系因此特别恶化”。
而美国政府就涉华议题展开的对日外交，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国家本位主义特征，对华援助仅为美国东亚战略布局的环节之一，完全让步于《九国公约》原则。因此，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一时期的美中关系优先级远低于美日关系，“罗斯福不愿使日本人增加对美的敌对情绪”。政策对立引发了围绕在华势力范围的日美外交竞争关系，使日本暂时收敛了公开表露侵略中国的意图，也同时展现出了因“美国缺乏充分的意愿去承担这一责任”而造成的东亚国际秩序权力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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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政策的对立既已无法调和，且双方均无升级冲突的意图，因此在下一阶段通过扩充海军军备形成战略威慑，为构建远东（东亚）国际秩序提供实力政治保障，就成为两国政府不谋而合的共识。恰逢1934年即将召开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谈判。美、日两国均想借此时机重整海军军备，以扩大在涉华议题方面的外交话语权。
1934年5月24日，“天羽声明”风波未息，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即在备忘录中指出了重建海军与远东问题方面的高度关联：“为了使我们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达到应有的水平，现任政府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步骤，就是把美国的精力集中在建立一支绝对‘优越’的海军上。”
为达成此目的，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对策有二：第一，美政府认为，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规定的军舰比列足以完成对日威慑，因此优先事项是保持条约续签，“华盛顿和伦敦设定的比例已经建立了‘安全平等’”；第二，由于此前“军舰的数量远远低于现有条约允许的限额”，因此必须扩充海军军备直至条约所规定的上限。
为实现对策一，美国政府强调英美在远东的共同利益以孤立日本。美驻英大使宾厄姆向赫尔建议：“如果以契约的形式就英美远东共同政策达成一致，使英国预先得到保证，不必单独地对付日本，那么英国就不需要庞大的海军了。”总统罗斯福则向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去信表示：“建议在现有的华盛顿和伦敦条约的基础上，续签至少十年。”
为实现对策二，则需要经国会立法授权后，重启美国造船业的工业潜力。1934年3月，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文森的提议下，《文森-特拉梅尔法案》（Vinson-Trammell Act）获得通过，“该法案授权在5年内建造一百艘军舰和一千多架海军飞机”。上述对策的效果是显著的。至1934年年底，英外交大臣西蒙同意英美就海军问题协作，表示不与日本单独“事先达成任何协议”。而美国也出现了海军军备扩张的征兆，第一批海军订单中有“9艘在企业建造，11艘在海军造船厂建造”。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的声明，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
日本方面的对策更为直接，即为实现“亚洲门罗主义”中独霸亚洲的构想，日本与英美在条约中必须拥有对等的海军比例，如无法达成，则必须退出既往对海军军备有所限制的国际条约，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退出将于1936年年底到期的《华盛顿海军条约》。1934年6月8日，海军大将加藤宽治在舰队司令会议上主张：“对等要求的成败与否，决定日本对中国和‘满洲’政策的命运。”1934年9月7日，日本内阁议定：“《华盛顿海军条约》因其对国防不利，且考虑到在海军军备限制方面的根本方针，决定在今年年底前通知废止该条约。”
对于是否应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12月7日，日本外、陆、海、藏等部门代表齐聚枢密院，探讨退出条约的可行性以及预期引发国际影响的对策。海军省军务局长吉田善吾提出，为维持日本在东太平洋的势力范围，退出该条约以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自‘满州’事件以来，美国已将其主力舰队集中于太平洋，这将使美国更易于作出反应，因此是在作战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后经枢密院审查后，12月14日最终裁定，鉴于“在东洋有显著的变化”，以及各方利害关系，一致决议批准通过该提案。
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美国政府就此事进行通报，在附送的广田外交照会以及斋藤个人的声明中，仍然保持着对美和解的态度，强调“美日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扩充海军军备是日、美两国此时的战略共识之一，因此为达成这一目的，日美双方有意识地选择不作出过激回应，以避免舆论失控引发的外交风波。“对日方而言，必须与美国妥协以防止日美之间发生决定性的对抗。”日本政府在讨论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阶段，即注重美方对此的态度。在前述枢密院会议时，外务省欧亚局长东乡茂德强调，即使退出条约后，也“应避免我方在扩充军备方面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并努力引导相关国家不引发军备竞赛”。
美国政府对此同样心照不宣。1934年10月30日，在获知日海军对裁军会议持消极态度，并强烈要求独霸中国后，赫尔仍然拒绝通过严厉的经济手段对日施压，并安抚美国商界的对日紧张情绪，公开声明“建议现在不要采取永久性关税或类似行动……以避免与日本人发生任何争论”。
日本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后，美、日、英“三国间的正式协商也随之进入休止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抗议措施，“而是选择顾及日本‘稳健派’的颜面，寄希望于他们恢复权力，同时静观事态的发展”。美国政府此后意识到，在远东问题上必须同日本进行一些潜在的合作，并且不惜牺牲部分在华利益，以保证在军备完成前事态不致恶化。
亨培克在1935年1月3日的备忘录中反映出了上述趋势，强调美国政府“应在对他们和我们都有利的领域寻求与日本合作的机会”，并且在对日态度方面“始终避免任何试图压制或胁迫日本的暗示”。1月8日，赫尔在备忘录中确认了此后美国的海军军备政策：“应继续执行全力建设海军的政策，但不要公开这种建设与裁军会议无果及日本对此的谴责有关。表面将其解释为，美国只是在保持其舰队的实力，它无意挑起一场海军竞赛，也希望其他国家不要挑起这场竞赛。”
在对日具体合作方面，2月6日，格鲁致电赫尔，建议美政府采取广泛的经济合作措施，使日本过剩的人口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寄希望于日本扩张欲望的主动减弱，主张“通过在西方国家控制的领土上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努力满足日本的经济扩张冲动”。
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则积蓄实力，这是日、美两国政府认识到双方政策对立不可调和后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基于这一共识，展现本国的友好态度是放松对方警惕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双方会因此本末倒置，文恬武嬉。美国海军的“主要关切仍然是太平洋以及如何维护它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关键利益”，日本海军的建设目标则是“建立与美国海军相匹敌的海军力量”。重建海军军备，目的在于保障各自构想的东亚国际秩序不受挑战。
在此方面，日本所主张的“亚洲门罗主义”与美国推崇的《九国公约》体制，并未如赫尔等人所认同的美日之间具有“门罗主义”差异性；美国虽支持继续裁军，但其目的也在于保持对日实力优势，日美双方均表现了权力政治的相关特点。日美合作的基础其一在于日本对美经济的高度依赖，“日本为防止美国对经济手段的战略利用而长期、逐步地采取亲美措施”；其二则源于美国政府出自政治现实主义形成的对日保守倾向，希冀“日本对自身利益的定义和美国的利益最终会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重合”。
科德尔·赫尔，第47任美国国务卿。
外交默契：华北事变期间的双向静默
在扩充军备问题方面，日、美两国的协同关系还处于发而不宣的境地。1935年日本发起华北事变后，日、美两国就此议题呈现出了更为显著的外交默契特征。两国在此期间不再主动寻求针对此议题的利益交涉活动，双向静默，不作出任何决断，成为了日美外交合作关系的新基调。
“1935年夏，关东军侵入华北，缔结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扩大了对华北的侵略。”为讨论华北事变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6月14日，外务次官重光葵召集外务省各部主要次官举行会议。会上，重光继续强调对华政策采取“亚洲门罗主义”外交方针：“日中关系仅是日中两国的直接关系，不能允许第三方国家（或国际组织）如英、美、国联等介入。”
然而，出乎重光意料之外，美国政府仍寄希望于广田等人能够和平解决华北事变。同日，格鲁致电国务卿，认为“广田一贯的和解努力似乎即将恢复中日之间更加友好的关系”。次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武在同格鲁的商谈中一致同意对日绥靖：“如果不援引《九国公约》就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应该避免援引该条约，因为这种行动会在日本引起骚动。”6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同样建议国务院对此予以姑息，原因在于“英国或美国对此的任何不利评论都可能导致局势恶化”。
日本政府同样乐于见到美国政府的无所作为：一方面，在对华交涉过程中要求对此进行保密；另一方面，则向中方提出回避《九国公约》问题，不将其诉诸英美等相关国家。6月1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提请唐有壬注意，切勿向英美政府申诉有关《九国公约》和“华北事变”等问题，警告唐有壬：“此类事项的处理必须考虑时局状况，务必加以充分注意。”此外，外务省官员不断向英美承诺日本政府将抑制军部在华北的行动，此前18日广田在会见克莱武时则表示：“对局势将迅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感到乐观。”
日本政府这种“希望稳定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同时缓解因华北问题而产生的外交压力”的态度，无疑被清晰地传达给了美国政府。静默处理“华北事变”迅速演变为此时美国的对日政策。经过内部与外部情报的综合考虑，6月26日，赫尔致信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皮特曼，告知后者：“国务院经深思熟虑后认为，参议院此时对华北最近事态发展进行调查，不符合美国的公共利益。”至此，以“静默”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对华北问题态度开始逐渐形成。
美方的“静默”态度促使日本政府在华北问题方面的“亚洲门罗主义”倾向更为显著。7月20日至8月5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先后讨论对华政策总体方针，草案内容各省之间虽有差异，但使中国“摆脱对欧美的依赖”成为三省间的共识。随后，日本侵略中国华北的行动进一步展开。
10月22日，以日本策划的香河事件爆发为开端，“一时间舆论纷纷，刚刚平静的华北再起波澜”。此后，由于国民政府对华北问题秉持不扩大冲突的方针，“对排日分子详密彻查，以敦睦谊”。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由此判断，由于中国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将侵占华北，“中国自己承认自己无法承受与日本的战争”。
11月19日，美国政府甚至考虑撤回天津地区的驻军，以避免同日军发生冲突，美战争部长伍德林致电赫尔称：“如果华北在日本的保护下成立了伪自治政府，该驻军的地位将变得极为反常。以任何方式将其作为军事力量使用，都有可能使我们卷入与日本的战争。”25日，重光会见美国驻日临时代办内维尔，首次向其解释日本政府对华北问题的立场，假意宣称“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政府不希望过多涉及的问题”。
这种主动解释的态度给内维尔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内维尔回电赫尔时称：“日本的总体态度并不像驻华日军所说具有不妥协和威胁性。”此时，美方不愿插手华北事务的态度也同样表现在对华政策上。11月30日，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称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此态度暧昧。赫尔对施肇基表示：“正注视形势并考量应采取步骤，现各方情报不一，仍在审查斟酌中。”
美国政府回避华北问题的逻辑在于，国务院认为，在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军操纵下，华北地区的分离已经不可避免，当时“中国、日本和西方等许多观察家均认为土肥原将会成功”。因此，在中日双方的华北问题交涉“最终以破裂而告终，没有达成妥协”的前提下，美国国务院不愿在其认为早已成为既定事实的事务方面，同日方进行外事交涉，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对日谴责都被国务院认为会刺激日本军部扩大事态，而削弱国务院支持的日本文官政府。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余下全文此外，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国务院对此发表“不承认声明”，引发了深刻的外交孤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愿意表达对美国政策的赞成”，因此国务院自然不愿重蹈覆辙。
美国国务院的思维逻辑并非毫无依据，其在日本政府内的传统盟友外务省官员在此前对华北问题通过“当地解决，勉强平息了事态”。就其结果而言，中日冲突也确实如国务院所料并没有升级，“表面上看，美国的政策似乎是正确的。
1935年，战争从未爆发”。然而，这严重违背了美国一直以来所奉行的远东政策的原则，即维护《九国公约》体制下的列强均沾在华权益，日本同美国在华北问题上就此形成外交默契，即以出卖中国权益为代价，换取在《九国公约》议题上的双向静默。日本就此得已继续按“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继续向华北扩张势力范围，美国则避免了在军备尚未完成时挑起一场远东战争。
不触及《九国公约》问题也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11月29日，英国驻日代理大使曾向重光确认日本政府是否仍然打算在华北问题上遵守《九国公约》，重光对此不仅避而不谈，而且搪塞为：“华北的‘自治’运动本质上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日本作为最相关国家，正密切关注其发展。”美国政府同样默契地在华北成立傀儡政权后（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战略性地放弃了对华援助。12月2日，亨培克在备忘录中提出：“外国政府应非常小心，避免给中国人任何错误的武装援助期望，或以任何方式鼓励他们诉诸武力。”
12月4日，美国驻日代办内维尔再次指出，美国目前没有实力挑起远东争端，“对日本政策的任何质疑要想有效，就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无效的抗议或质询将是无用的，可能被证明是有害的，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羞辱我们”。然而，鉴于华北形势的不断恶化，为回应美国舆论界的质疑，12月5日，赫尔针对记者提问发表了对华北问题的声明。
在声明中，赫尔避重就轻，不仅不直接提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而且只字不谈《九国公约》，轻描淡写地总结为：“美国政府坚持其参与的条约条款，并继续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为促进和规范缔约国之间、相互间的接触，谋求共同利益而郑重缔结的条约条款。”赫尔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强调必须持绥靖态度，激怒日本政府“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1935年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分别代表中日政府签署《秦土协定》。日军通过该协定控制了察哈尔省。
美国的纵容被日本政府准确地捕捉到。在回应赫尔声明时，日本政府强调《九国公约》并不是日、美两国处理华北问题的指导原则，辩称“赫尔的声明‘只是重申国际法原则’，声明中没有提到《九国公约》或美国将采取的步骤”。在获悉美国不会对华北问题进行干涉后，日本政府开始全力贯彻“亚洲门罗主义”原则，排除一切西方列强，扩张在华势力范围。
12月9日，日本政府外、陆、海三省课长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对华政策，提出：“日中接近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远交近攻’心理，即中国基于这一心态的各类行为及其采取的对外争取援助政策。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必须积极实施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关策略，最大限度地排除外国对中国的援助。”
日方的这种意图不再同此前一样被暗中予以执行，而是更为肆无忌惮地表现在日美外交中。12月23日，外务省通商局长来栖三郎在同美国驻日大使馆秘书的谈话中，袒露了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来栖宣称：“未来，日本将在东方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则在美洲，英国则在欧洲、非洲和澳大利亚，但真正的两个大国和领导者将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美国。”美方则在认清日本图谋的前提下，在新一轮的战略制定过程中力求避免冲突，以便暗中积蓄实力。
1936年2月7日，格鲁致电赫尔，认为：“要将日美之间的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这种摩擦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战争的潜在危险。”这也表明，日美就华北问题所表现出的外交默契，即以双向静默为特征，互不寻求外事交涉、互不干涉对方核心利益（华北问题/《九国公约》）的举措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日、美两国以建立在华势力范围为议题，至此形成了外交竞合关系。在这一竞合过程中，日本赢得了独霸中国的愿景，美国赢得了积蓄实力保障远东秩序的机遇，只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待价而沽。
结论
无论是自日俄战争后美国政府希望日本施行的“亚洲门罗主义”，还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经日本政府重塑后的“亚洲门罗主义”，其着眼点均在于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体系。在构建美、日两国设想中由自身主导的东亚秩序过程中，对中国的控制不约而同地成为双方战略的核心目标，通过在华施加主导影响力，进而实现东亚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变更。其主要差异仅在于美式构想下的国际秩序是由非正式帝国取代殖民帝国，日式构想则是通过区域霸权取代多国协同。
但在如《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多边在华国际活动框架的约束下，任何涉华议题均需要通过外交渠道以进一步协调列强意见。因此，在日本侵华战争尚未全面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外事交涉就成为日、美两国政府解决分歧的必由之路。在此期间，对于“亚洲门罗主义”的讨论与运用成为日美双边外交的主要特征，并由此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在华外交竞合关系。
“虽然‘亚洲门罗主义’最初是针对西方影响和殖民主义的，但同时也是使日本主张东亚霸权和殖民统治合法化的工具。”美国向日本推销“亚洲门罗主义”的用意在于制衡英、法等国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殖民渗透，但其后由于《九国公约》的签订，这一政策本应随着各国达成对华共识而逐渐在日本走向消解。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又使其在日本死灰复燃。日本将此前经由美国传入的门罗主义加以改造并重塑，使之成为杂糅各种侵略思想的日式“亚洲门罗主义”政策，主张在亚洲排除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西方列强，独霸在华权益。在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表面上不再以“亚洲门罗主义”作为托辞拒绝美国介入远东事务，而是将其暗藏于心，通过实际举措遏止美国势力的进入。以外务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先抛出“天羽声明”，警告西方禁止对华援助，“拒绝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合作，旨在独占中国”。
日军为策动“华北自治”，经常出动军用飞机到北平上空盘旋。
其后，又试图炮制“日美联合声明”，以太平洋为界划分势力范围。美方认为，日本这一时期所宣扬的“亚洲门罗主义”，并不能等同于美国的“门罗主义”，因此接连否定其提议，并在外交渠道频繁展开斡旋及抗议活动，呈现出了外交竞争状态。
但是，外事交涉因美、日两国观念上的差异总是不了了之。两国政府均认识到，保障各自缔造的在华势力范围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强海军力量。美日对此不谋同辞，假借海军裁军问题暗中增强自身军备，两国政策均回归权力政治的本质上，双方共识均基于国家本位主义原则。在实力尚未积蓄完毕的前提下，美、日两国均试图回避双方核心利益以避免冲突升级。
针对华北事变，美国政府多次强调牺牲中国华北以绥靖日本军部，其在“中日关系中的基本立场是没有意图通过军事力量予以支持”。日本外务省则倾向于不谈及《九国公约》问题，以防止再次出现国际舆论危机，同时暗中与军部在侵略华北行动上“微妙地相辅相成”。美日外交关系在此又呈现出外交合作关系。
由于具备实现区域霸权的潜在可能，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选择打破现状，重塑并实际运用“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挑战既有东亚国际秩序的动机并非无迹可寻，因此两国政府就涉华议题产生的外交竞争不难理解。
但双方其后的在华外交竞合关系的形成则表明了现有东亚国际秩序（《九国公约》体系）暂时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政府需要在这一窗口期收缩阵线以积蓄实力，“自1935年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目标就是避免卷入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因此选择通过默许出卖中国权益以对日绥靖；日本则仍需美国资源的持续输入以维持其脆弱的区域霸权，“日‘满’集团必须依赖美国经济才能维持下去”。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美、日两国政府对“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的观念检验了各自维护（或是打破）国际秩序的决心，美国放弃了曾对日输入“亚洲门罗主义”时构想的拒止殖民势力在华渗透，不再坚定维护远在本国领土千里之外的远东秩序；日本则最终选择孤注一掷掀起侵华全面战争，以实现重塑“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后构想中的东亚区域霸权。
“列强以姑息、绥靖政策继续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这反而助长了日本打破国际现状的野心。”这也表明，塑造并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需要主导成员国长期的不可妥协性，同时不以出卖任何弱小国家的权益为前提。
以“亚洲门罗主义”作为视域，纵观1933—1935年的美日外交竞合实态，能够表明美、日两国就涉华议题而言并无本质差异。尽管实现方式略有区别，但“亚洲门罗主义”所提倡的在华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一直以来均为两国战略目标的核心部分，在华权益的“独占”或“均沾”不过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一体两面而已。
（本文转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7期，略有删减。）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余下全文【文/蔡百松、戴宇】
门罗主义源于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国情咨文内容的一部分，“‘门罗宣言’表明新生的美国在为自己划定排斥性的地缘空间势力范围”。此后，伴随着美国国力的飞跃式提升，门罗主义在《国联盟约》中以区域谅解的形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将美洲事务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为美国维持在美洲的‘门罗主义’传统保留了空间”。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构建自身区域霸权逻辑的过程中，自然试图引入这一政策，以便为其大陆政策的实现提供国际经验方面的借鉴。早在19世纪末，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就曾“试图说服康有为，东亚应效仿美国的门罗主义，排除西方列强的干涉”。
1905年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通过日方代表劝诱日本政府实行“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此后，日本政府接受了“亚洲门罗主义”，并将其运用到日美外交实践中。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每次在涉华议题上获取进一步的权益及势力范围的扩张，均需以外交协商的形式得到美国的默许以追认其合法性。日俄战争后，日美之间签署了以“桂太郎-塔夫脱（1905年）、鲁特-高平（1908年）、石井-兰辛（1917年）”为代表的一系列协定，“日本的正式和非正式帝国地位被美国所承认”。至九一八事变前，美国对日的乐观态度一直持续。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改变了日美两国对彼此的印象。美国不再将“亚洲门罗主义”视为日本在华扩张势力范围的合理托辞，更为明确地以《九国公约》等国际法体系为依据，对日进行指责。日本则将“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加以重塑，为其侵略中国编织话语体系。“当面对国际条约时，日式观点所造就的日方独特回应同美国法学家、道德家般的国际观念之间产生了冲突。”在此过程中，日美两国形成了同涉华议题相关的外交竞合关系，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外交倾向。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沈阳各主要建筑
如前所述，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一次会面中，向日方代表金子坚太郎传达了想要让日本在亚洲推行“门罗主义”的看法。1905年7月11日，金子坚太郎在华盛顿向日本外务省密电报告了相关情况。其大致内容为：
（罗斯福）希望未来日本对亚洲采取门罗主义政策。如果采取这种政策，日本不仅能够阻止未来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同时还能成为盟主，建立以亚洲各国为基础的新兴国家。此外，为实施这一政策，希望日本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亚洲地区，沿用与门罗主义在美洲大陆所倡导的相同方针。
此外，几乎很难找到任何第三方对此的档案记录。金子坚太郎本人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次年，即将此次会谈经过予以公开，并宣称西奥多·罗斯福对其表示：“未来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政策，应如美国对美洲邻国所采取的政策那样。日本版‘门罗主义’将会消除欧洲列强对亚洲的蚕食倾向，使日本被公认为亚洲各民族的领导者。亚洲各民族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安然建立国家体制的支柱。”
上述两份史料均出自于金子坚太郎之口，且因内容过于相似，很难形成互证关系。金子坚太郎选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仅一年后将这一秘闻公开，很难不被怀疑其主要意图在于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张目。
不过，1904年6月13日，在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也表现出了同上述记录较为相似的意图。罗斯福在信中肯定了日本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特殊权利：“日本对黄海周边地区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就如同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关注一样……我希望看到中国保持统一，乐见日本在带领中国走上与日本相似道路方面起到作用。”
可见，金子坚太郎的记录并非空穴来风。在此前的会谈中，罗斯福确实希望日本能够在东亚地区实行类似门罗主义的政策。在日俄战争彻底结束后的1908年，罗斯福亦曾听闻日本打算在亚洲实行门罗主义的相关报告，但对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似乎并未对这些新信息感到过于担忧”。
至少从中可明确之处有两点：第一，无论金子坚太郎的报告是否完全准确，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确实获悉了美国总统劝诱其实行“亚洲门罗主义”的信息；第二，虽然不能完全肯定罗斯福与金子坚太郎之间曾就“亚洲门罗主义”话题进行会谈，但此前的一些言论也表现出了潜在的相似倾向。
罗斯福此时希望日本在亚洲扮演一个“亚洲盟主”的角色，一方面能够在远东地区制衡俄国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则在近东地区阻止英、法等欧洲列强的殖民渗透，“具有抵御欧洲帝国主义和强调地区国家独立的特点”。
其目的在于，通过提携日本在亚洲的特殊地位，以维持一个广阔的亚洲市场，并换取“日本同意在其新势力范围内对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保障，美国得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工业潜力，在亚洲建立自己的非正式帝国势力范围。“为了使美国获得对中国市场的自由进入，就需要其中一个列强替代美国执行门罗主义。”日本则回应了美国在亚洲建立国际秩序代理人的需求，并以此来换取美国对其在华享有特殊权益的默许。
此后，从美日之间签署的一系列协定中，都能够看出美国默许日本在华扩张势力范围，日本承诺不违背美国远东政策的痕迹。1905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密约》提出“维持远东地区的总体和平是日本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1908年的《鲁特-高平协定》则明确了日本将“维护在华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机会均等原则”。1917年日美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时，日本在谈判中“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拥有地理上的、就像‘门罗主义’中美国对拉丁美洲那样的‘特殊关系’”，而最终“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就涉华议题遵循了美国所希冀的“亚洲门罗主义”方针，因而得到了美国对其在华势力范围扩张的许可。
然而，转折出现于1921年由美国主导签订《九国公约》后，列强在华机会均等原则成为国际法内容的一部分，由此而形成的远东华盛顿体制，消解了日本继续实行“亚洲门罗主义”的可能，“一个新的多边主义区域秩序逐步形成。‘日本门罗主义’的言论也因此逐渐消退”。日本政界对此也呈现出较为消极的态度，“亚洲门罗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未能在现实中左右国家政治，在对外政策上还处于次要位置”。但美国政府对日本施行“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的积极看法，仍持续到1930年前后。
1930年1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卡塞尔在致胡佛总统的信件中仍强调：“日本在‘满洲’拥有特殊权益，相当于我们国家与古巴的关系。”
诚如入江昭所言，“华盛顿体制最终未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国际秩序”。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亚洲门罗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并且同此前美国要求日本施行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成为杂糅军国主义、大亚洲主义、殖民主义等理念的侵略扩张政策。
这一政策迅速被此时期的日本政界所运用：
1931年10月，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就曾援引《国联盟约》中的区域谅解条款进行狡辩：“对于‘满洲’，日本国民的感情颇为强烈……运用门罗主义等条款的情况也与美国相同。”
1932年3月，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同中方的会谈中直接表示：“日本在远东奉行门罗主义，以成为远东盟主为己任。”
1933年1月，驻比利时大使佐藤尚武也曾强调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主导地位：“对涉及‘满洲’问题，则必须取决于我们是否同意。”对这一政策的探讨也广泛盛行于此时的日本学界：“亚洲门罗主义、东亚门罗主义和远东门罗主义等类似词汇，频繁出现于知识分子的视野。”
1932年，法政大学教授高木友三郎在研究中主张建立东亚门罗主义体系，提出：“只要日‘满’经济链接在一起，足以使日本成为世界上自给自足的强国。”
1933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蜡山政道又试图构筑日“满”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成因与现实关系，蜡山“既不赞成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论者的粗浅见解，也不肯定美方通过法理否定日‘满’特殊关系的态度”。同为东大教授的神川彦松此时则主张“提出类似美国保留美洲问题的门罗主义，日本也应在‘满洲’问题上保留日本版的门罗主义，从而排除中国”。
日军进入奉天（沈阳）城
日本退出国联期间，重塑后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为国际社会所初步了解。1933年3月24日，日本驻国联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向国际社会表露了日本想要独霸亚洲的野心：“日本在过去和未来都将是远东和平、秩序和进步的支柱。”这一宣言不再将英、美等西方列强视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是强调日本为东亚地区的唯一主宰。
如果说此前美国想要让日本接受的“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是使日本在亚洲成为抵抗英法殖民帝国的先锋，保护新生的广阔亚洲市场为美国所用，那么以松冈的宣言为开端，日本社会各界逐渐重塑了“亚洲门罗主义”政策，并设想自身将独霸亚洲，不容许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西方势力渗入。
“日本最终决定退出国际联盟时，‘亚洲门罗主义’应成为未来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论调开始盛行。”1933年8月，前国联事务局长杉村阳太郎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鼓吹：“（日本）不仅要成为东亚的霸主，更要成为东亚的长者与领导者。”此时日本所奉行的“亚洲门罗主义”，其内容早已不再涵盖同英美等国保持一致的原则，而是将其用于“排除西方列强干涉事变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换言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刺激了日本被压抑已久的“八纮一宇”侵略思想，“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对立、并以国际惯例为托辞发起对外侵略的参考依据。
《塘沽协定》签订后，虽然中日关系进入了短暂的平静期，但日本政府对“亚洲门罗主义”的改造仍然愈演愈烈。新任外相广田弘毅倾向于不再纠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而更加注重其形。
1934年年初，广田在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数次提及“日本政府深感在东亚维持和平的重大责任，并持有坚定的决心”，强调美国必须理解日本的诉求，才能维持两国关系的和谐。议员中野正刚在质询中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声明在东亚的‘门罗主义’，并要求英美及其他各国承认它”。而广田的回应耐人寻味：“东洋没有所谓的‘门罗’这样的人存在……我认为特别有必要避免使用这样的言辞。我早在以前就曾表示深感日本在东亚和平的重大责任。”
这也表明，日本政府高层至此彻底重塑“亚洲门罗主义”，不再强调其舶来属性，而是将其融合于试图在东亚建立霸权的传统观念中，其特征为“以极度被动和自卫的论调来排斥西方列强的干预，目的在于保护既得利益”。
以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接纳美国传入的“亚洲门罗主义”为肇始，直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将这一政策不断改造，“亚洲门罗主义”最终演化为名亡实存的区域霸权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此前之所以同英、美等国保持协调关系并积极加入国际法体系，是因为通过签署国际协定的形式攫取在华权益更为高效。
唯利恒常是日本外交的一大特征之一，因此，当九一八事变后更为显著的在华利益摆在眼前之时，重塑“亚洲门罗主义”使其成为区域霸权秩序理念，则势必水到渠成。“日本凭借‘万国公法体系’获取了最大利益，以新增的‘亚洲门罗主义’思维，在妄图吞并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外，“亚洲门罗主义”在日本是长期“暗中鼓励的政策”，而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联后，“亚洲门罗主义”从幕后走到台前，显露于日本的对外思想理论阵线前沿。无论名称改变与否，其性质内核早已沾染军国主义侵略色彩。中野正刚对此曾指出：“若仅仅抓住言辞，称日本没有门罗主义，未免是过于简化的答复。”“亚洲门罗主义”自始至终，只是“宣扬‘团结亚洲，对抗欧美’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理论工具。”
日本对于“亚洲门罗主义”的重塑过程，既建立在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活动的激化进展的基础上，又植根于英、美等国主动供给理论源头的区域霸权思维土壤之内，“对‘亚洲门罗主义’不断演变的解释和主张反映了两个重要的强权政治现实：其一是日本作为地区强国的自我意识和自信不断增强，另一个是最初的‘门罗主义’本身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随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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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薇薇：一个“诈捐调查”，急得MAGA们脖子又红了
美国的感恩节在高校通常是一个长假，有的学校会放掉整整九天，假期短的至少也会从周三开始放假，以便外州的学生回家团聚。往年这是一个留学生四处走走、欣赏美国大好河山的好机会，但由于今年对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随机抓人的担心，加上周三华盛顿特区还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阿富汗“翻译官”将两名驻军巡逻兵打成重伤（这些驻军就是从8月起被特朗普部署到首都的共和党州国民警卫队，他们至今都还在！），笔者假期 在直播中“表现”较好的清真寺、黑人教堂和佛教协会“各取所需”，特别是前者，被美国历届基督教政府长期打压的穆斯林...
2025-12-02 09:11:21 美国笔者的是 -
蔡百松、戴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意图独霸中国
门罗主义源于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国情咨文内容的一部分，“‘门罗宣言’表明新生的美国在为自己划定排斥性的地缘空间势力范围”。此后，伴随着美国国力的飞跃式提升，门罗主义在《国联盟约》中以区域谅解的形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将美洲事务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为美国维持在美洲的‘门罗主义’传统保留了空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构建自身区域霸权逻辑的过程中，自然试图引入这一政策，以便为其大陆政策 美方虽然对日本重塑“亚洲门罗主义”的动向有所耳闻，但终究美国政府高层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加以遏制或批评，尽管美驻...
2025-12-02 09:10:59 门罗日本亚洲 -
阿邵卡·莫迪：印度缺市场化改革？不，印度缺的是社会主义！-阿绍卡·莫迪
2005年6月4日，备受尊敬的塔塔集团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在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尔（Bastar）建立一座钢厂。几乎就在同一天，私人民兵组织“和平游行”（贡德语：Salwa Judum，意为“和平行军”或“净化狩猎”）也在巴斯塔尔出现，声称要保护投资者利益。该组织由当地国大党领袖马亨德拉·卡尔马（Mahendra Karma）建立并控制。该邦印人党政府与卡尔马达成两党共识，优先考虑企业家利益而不是 2002年起，联合进步联盟（UPA）十年执政期间，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Gujarat model）逐渐演变...
2025-12-02 09:10:34 印度甘地尼赫鲁 -
英首相“既要又要”：中国是“国安威胁”，但生意得做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当地时间12月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年一度的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发表讲话，该晚宴历来是英国政府制定来年外交政策的场合。他告诉现场来宾，其政府将重点关注与中国的关系。综合英国广播公司（BBC）、《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等当天报道，斯塔默在讲话中一边继续炒作渲染中国对英国构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一边又为其政府加强对华接触辩护，强调这种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符合国家利益。他补充说，英 一天之后，当地时间11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又率先报道称，斯塔默即将在参考国内情报机构的评估结果之后，批准...
2025-12-02 09:10:21 英国中国斯塔 -
欧洲业界还不满：对中国“脏东西”太宽松了
减碳进程缓慢的欧盟，在大搞保护主义催生出“碳边境税”后，欧洲高耗能行业仍不满足。他们抱怨该机制对中国等国进口的“脏东西”（高污染产品）过于宽松，不能达到本来目的。比如就有人认为，法案估算欧盟部分钢铁生产路线的二氧化碳排放竟比中国还高，这看起来“很奇怪”。据美国“政客新闻网”12月1日报道，从明年年初开始，欧盟将对来自排放标准弱于欧盟的国家的水泥、铁、钢、铝、化肥等商品征收费用。“碳边境调节机制”...
2025-12-02 09:10:17 欧盟欧洲进口商 -
英媒刊文：欧盟需要一个对美脱钩计划，以减少对美脆弱性
不久前，美俄突然发布俄乌冲突“28点和平计划”，让欧洲人意识到，“欧洲需要一个对美脱钩计划”。11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经济学专家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以此为题刊发署名文章，呼吁欧盟领导层“必须尽量减少自己面对不可避免的美国压力的脆弱性”。文章称，两周前，当美俄针对乌克兰的“28点和平计划”突然抛给毫无准备的欧洲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警告其国民：“现在，乌...
2025-12-02 09:10:13 欧洲美国乌克兰 -
12月1日股市分析：异常信号！
来源：大白话时事微信号：xhdb66今天大盘表现还不错，顶着早盘亚太股市和欧美股市下跌的压力，逆势反弹。今天反弹是带量的，两市量能回升到1.89万亿元，这说明早盘双创那波下跌里，是有资金进来抄底的。不过，也有一些不太有利的信号。今天上证是留下一个向上跳空缺口，并且收盘点位也开始补上方缺口。之前深证、创业板、科创板都早早把上方缺口补掉，只有上证没补，所以这里补掉上方缺口概率还比较大。从日线MACD图...
2025-12-02 08:50:07 股市 -
TVB三届视帝突然宣布离巢！网友惋惜今年冲击不了视帝！回应原因：大家猜一猜
TVB近日不断有资深艺人离巢，继昨日91岁的老戏骨罗兰从艺人名单中消失后，今日连61岁的三届视帝郭晋安也同样被除名，疑似已低调结束与无线的多年合作关系。网友纷纷为他惋惜，担心看不到他冲击四届视帝一幕！ 郭晋安接受港媒采访时回应道：“谢谢大家的关心，我明白大家觉得可惜的原因！做了这么多年艺人，我认为最开心、最幸福的事就是拥有选择权，每条路都能由自己决定，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希望能在更多的频道和大家...
2025-12-02 08:30:29 我的艺人能有 -
如何用黑色大衣搭配出40+与60+的优雅气质
姐妹们，大家在买大衣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黑色比较耐脏、显瘦、百搭、经典不易过时等等优点，所以就把黑色的大衣买回家了。但是真正穿上的时候，好像跟自己想得不一样，怎么搭配都显得沉闷，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甚至还显老好几岁。对着镜子琢磨半天，换了好几套内搭，还是觉得不对劲，最后只能把黑色大衣当成“随便穿穿”的衣服，完全没发挥出它的价值。大家要知道，黑色的色调是很深的，如果还用深色和它搭配，就会容易出现这种...
2025-12-02 08:21:03 黑色红色大衣 -
成都街头流行趋势：大衣搭配宽腿裤成时尚标配
要说国内有哪些街拍圣地，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上海或北京等城市。不过呢，今天，咱们不说这两个地方的街拍。说说别的地方，比如成都，它也有很多时尚胜地。而且时尚程度不比上海北京差，我觉得冬天到了，没有思路的姐妹们，快去看看成都街拍。上次，我看了一下摄影师发出来的成都街拍。发现她们很爱穿大衣，满大街的“大衣+宽腿裤”穿搭。时尚和保暖都兼顾到了，真的很值得姐妹们借鉴，那今天，我就来跟姐妹们聊聊她们的这组...
2025-12-02 08:20:59 大衣保暖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