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邵卡·莫迪：印度缺市场化改革？不，印度缺的是社会主义！-阿绍卡·莫迪

作者 :中华军事 2025-12-02 09:10:34 围观 : 次评论

【文/阿邵卡·莫迪，编译/杨春雪、毛克疾】

2005年6月4日，备受尊敬的塔塔集团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在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尔（Bastar）建立一座钢厂。几乎就在同一天，私人民兵组织“和平游行”（贡德语：Salwa Judum，意为“和平行军”或“净化狩猎”）也在巴斯塔尔出现，声称要保护投资者利益。该组织由当地国大党领袖马亨德拉·卡尔马（Mahendra Karma）建立并控制。该邦印人党政府与卡尔马达成两党共识，优先考虑企业家利益而不是当地原住民（Adivasi）的权利。随着更多投资者涌入巴斯塔尔，“和平游行”这支由邦级准军事部队（state paramilitary forces）支持的新兴民兵组织，与争取权利的原住民及纳萨尔派武装展开了血腥斗争。

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4月，时任印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有纳萨尔派/毛主义者活动的13个邦首席部长会谈时宣称：“纳萨尔问题是印自独立以来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曼莫汉·辛格将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定义为“内部安全问题”，这实际上表明了他的立场。作为人和学者的他，理解并解释印度政府未能“将社会正义带给最贫困地区”，并称这导致了“民众的疏离感”。然而，作为政客，他青睐强大的商业利益，并效仿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做法，通过警察和军事力量镇压社会抗议。

虽然“和平游行”约二十年前已成立，但今天仍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印度独立后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完美契合的典型案例。印度政府不仅允许大企业进入生态脆弱的山区，驱逐在那里生活的原住民，还动用强权支持企业盈利活动。印度政府援引“国家安全”压制反对声音，毕竟谁也不能反对界定模糊的国家利益。

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标志着印度式市场“自由化”的畸形顶点。从1985年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总理实施减税开始，到1991年夏季减少进口关税和放松工业监管，所谓的自由化实际上优先考虑资本利益而非劳动利益。在“和平游行”事件中，这种偏向表现得尤为明显。亲资本的意识形态变得不可挑战，并逐渐变得更加赤裸裸。

拉吉夫·甘地，于1984年至1989年担任印度总理，是前总理尼赫鲁的外孙，英迪拉·甘地长子

印度决策者响应了全球潮流变化，变得更加青睐资本而不利劳工，这一趋势1980年代初由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以最无所顾忌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在国际话语中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印度仍带有令人不快的意味。相反，其“孪生兄弟”——“自由化”则成了印度钟爱的口头禅。事实上，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标榜“新自由主义”还是“自由化”，都违背了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竞争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因为它有意偏袒精英阶层，而这是斯密无法容忍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印度，将这种意识形态应该称为“精英发展模式”更恰当。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利用国家政治权力来制造和维持经济不平等的模式。

决策者深知这种精英模式无法惠及绝大多数人，因此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推行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代表这一折衷方案的两位全球知名人物。同样，由曼莫汉·辛格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也以左倾的社会正义捍卫者自居。2005年8月，仅在发动私人武装力量对付原住民后的两个月，印度政府就兑现了竞选承诺，推出《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NREGA），后因冠以“甘地”之名而广为人知（MGNREGA）。尽管该计划初衷良好，但从一开始就显得过于吝啬。在一些邦，MGNREGA的工资甚至低于邦法定最低工资，还因此违反最高法院指令。同时，MGNREGA还存在政府拨款不足、无法满足工作需求保障、延迟支付工资等问题。

因此，尽管那些拥护精英利益的人敷衍的赞同社会正义，但他们却辩称，必须利用人类的自私本性来推动社会发展。他们的观点被错误地归因于亚当·斯密，即当人们专注于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时，也会改善到他人的生活。在政策实践中，这就传递了一个信息：富人理所应当得到尽可能多的帮助，因为由此产生的不平等能激发“涓滴效应”，使繁荣下渗惠及大众。然而，“不平等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在历史经验中几乎找不到支撑，这种“自私有利”的意识形态往往与另一套强调个人勤奋和自力更生的道德说辞一并包装：如果你贫穷，你不仅懒惰，而且不道德。

事实上，亚当·斯密反复强调的是一种公共道德，而非私人道德。他认为，社会必须采纳集体伦理的观念，以促进公共利益。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国家的“达摩”（dharma，责任）是促进集体福祉，也就是提供公共教育、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系统、支持工会以对抗雇主的强势，以及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

正如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所言，斯密是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如今，《国富论》出版已有250年，公共道德涵盖的职责更加广泛，包括投资公共健康、建设宜人城市与住房，以及或许最重要的环境保护。

然而，在印度，“社会民主”已被“污名化”。在印度社会主流认知中，一切都必须被私有化，包括教育和医疗，而那些未被明确私有化的领域，实际上也大多仅对有权有势者开放，包括司法系统和干净的环境。

尽管印度从未实施过社会民主政策，但印度精英阶层一直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伪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以进一步推动国家远离集体福利。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精英政治家和评论员们纷纷利用“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纠正尼赫鲁错误的重工业战略，及其衍生的“高进口关税”政策——后者旨在防止印度为满足进口需求，大量流失外汇。

尽管重工业化的政策失误重重，但这不是继续忽视集体福利的理由。事实上，尼赫鲁晚年曾对自己的政策感到失望，他认为这些政策与社会主义相差甚远。实际上，这些政策反而催生根深蒂固的寡头垄断。尼赫鲁的政策与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悖，而这些原则在二战后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政策中反而获得了实践。艾德礼聚焦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将医疗和教育放在优先地位，而尼赫鲁却忽视了创造就业和发展人力资本。

印度总理尼赫鲁

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是一个渴求权力且腐败的政客，她非常愿意披上“伪社会主义”的外衣，自我标榜为“穷人捍卫者”。很快，她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政策——银行国有化——迅速沦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由于“社会主义”被严重污名化，这就为利用国家力量让富人更富的思想提供了合法性，释放出一种极为不平等的发展模式。由于大企业继续投资大型、甚至超大型项目，创造的就业岗位一直很少。因此，尽管“自由化”进程已然推进三十多年，但农业仍然雇佣印近半劳动力。在农业之外，不稳定的临时工作成为了主要就业来源，既没有财务保障，也没有体力劳动保障。“过度国家干预”的幽灵继续存在，反而导致教育和公共健康的被持续忽视。

毫不奇怪，近期一项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参与撰写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增加。1991-2014年间，一系列不平等现象在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时期不断加剧，并在印人党执政后进一步恶化，这彰显出印度政客对“精英发展模式”早已达成政治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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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共识的铁律

2002年起，联合进步联盟（UPA）十年执政期间，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Gujarat model）逐渐演变为“国家精英发展模式”的一种更直白也更受推崇的版本。当时，面对投资者的威胁，尤其是商业巨头拉胡尔·巴贾吉（Rahul Bajaj）2002年“穆斯林大屠杀”事件后后扬言要切断古吉拉特资本流入，时任首席部长的纳伦德拉·莫迪启动“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系列招商活动。

高塔姆·阿达尼等古吉拉特本地商人，在莫迪招商活动初期就抛出了金额巨大意向投资。然而，莫迪的目标其实是拉坦·塔塔，这个拥有闪耀国际品牌的财团。2008年，塔塔宣布将他的汽车制造项目撤出西孟加拉邦，因为他无法与抗议征地的农民妥协，这时莫迪正如他自己所称的那样，给塔塔发了条言简意赅的短信：“欢迎来古吉拉特！”。塔塔没有让莫迪失望，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周日晨间节目（Fareed Zakaria’s Sunday morning show）上向全球观众盛赞莫迪，成为了莫迪品牌的代言人。

塔塔财团很重要，常被认作“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然而，从J.R.D.塔塔支持英迪拉·甘地的“紧急状态”，还是他的继任者拉坦·塔塔在巴斯塔尔的投资引发官方民兵组织镇压原住民，以及他讨好有污点的莫迪，塔塔财团一再证明“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这个提法本身就自相矛盾。

塔塔财团表现已令人失望，但其他企业可能更不在乎社会责任。他们在赞美莫迪时甚至显得荒唐可笑。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弟弟、当时印度顶级商人之一阿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称莫迪为“众人之主，领袖中的领袖，君王中的君王”。而拉坦·塔塔则表示，他本人因为过于“愚蠢”而没有向古吉拉特邦更多投资。

塔塔化学公司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化工厂。

剥去宣传外衣，“古吉拉特模式”实质上无异于为富有的企业掠夺国家资源。企业几乎免费获得土地，享受接近零利率的巨额贷款和慷慨的税收优惠，以及毫无阻碍的环境审批——这一切都由纳税人买单。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报道，政府慷慨政策的主要利益输送对象包括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埃萨钢铁（Essar Steel）和阿达尼电力（Adani Power）等大型企业。

这些备受青睐财团大多投资资本密集型项目，包括石油（古吉拉特增长最快的工业部门）、钢铁、化工和制药。这些项目花费不菲，非常适合华丽的“活力古吉拉特”（Vibrant Gujarat）宣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尽管提高了GDP，但几乎没有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同时还严重污染土地和河流，耗尽了古邦的地下水资源。

由于邦级预算优先考虑扶持大企业，自然挤压了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服务的支出。正如芝加哥大学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强调，古吉拉特邦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在印度各邦中仅处于中等水平。而考虑到印度人类发展在全球总体落后，这一表现更显不堪。她指出，在古吉拉特邦GDP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邦人均预期寿命、女性识字率等关键指标上的表现“不仅仅是一般，而是糟糕透顶”。

然而，正是围绕这一发展模式，印度知识界2014年大选前已达成某种共识。左派学者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赞扬莫迪的果断。右派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则推崇莫迪促进“创业精神”。而著有《政府即恶》的古查兰·达斯（Gurcharan Das）则预言——遗憾的是他毫无依据——莫迪未来每年有望创造800万到1000万个就业机会。前高盛高管、全球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则直接给出快评，称他无法评判莫迪的宗派主义，但此人“在经济方面表现出色”。

印度自由化改革，尤其是“古吉拉特模式”，之所以在精英阶层中获得如此高度的赞誉，源于一种毫无根据的信念，即“不平等促进增长”。这种信念为持续支持富人提供理论依据，声称繁荣会“涓滴”到社会的其他阶层。尽管实测数据反复反驳打脸，但这种论点仍像僵尸般顽存。

反驳“不平等促进增长”观点最有力的例证来自1935-1965年的美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时期，美国推行了进步的社会民主政策。这30年间，高税率、强大的工会以及向教育和医疗的资源倾斜是主导政策。结果，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现象减少，繁荣广泛传播。

美国还展示了“不平等促进增长”的反向案例：不平等加剧导致增长放缓。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任总统后，美国逆转了社会民主发展模式。美国降低了税率，削弱了工会，侵蚀了国家引以为傲的教育成就，让数百万公民失去了起码的公共卫生保障和医疗服务。不平等现象快速加剧，经济增长放缓。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尝试过“第三条道路”，即他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精英阶层继续繁荣，但普通人的“人性面孔”却模糊不清。

曼莫汉·辛格成为印度总理时，“第三条道路”已获得了知识界的认可。他领导的UPA政府推行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代表作就是通过《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MGNREGA），再配合一系列有利于富人和权贵的宏观经济及监管政策。印度政府的这种亲富立场在“和平游行”事件中已暴露无疑。

二、当法律判决不再至高无上

2007年，社会学家南迪尼·桑达尔（Nandini Sundar）及其同事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裁定“和平游行”违宪。2011年7月的一项判决中，两名最高法院法官尖锐批评印式发展战略，他们援引印度国家计委的一份报告指出，原住民地区的暴力之所以持续不断，是因为“主导”精英阶层“攫取”了印度发展成果，而这种攫取“以牺牲穷人为代价”。

发展项目的利益不仅没有向下“涓滴”，反而向上集中。法官们得出结论，涉事政府部门违反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生命尊严的基本原则，下令解散“和平游行”。然而，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和中央政府无视这一判决。“和平游行”这个名字消失无踪，但官方支持的私人民兵力量却以新的名称继续服务商业利益。

这种情形类似于1832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对最高法院判决的蔑视。据称，杰克逊说：“既然是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作出判决，现在就让他来执行吧。”

2014年5月，莫迪当选印度总理

印度政府一贯无视最高法院命令，尤其是那些试图切断政治与商业利益勾连的判决。结果是，矿业公司和黑帮——两者间的区别常常模糊不清——长期肆无忌惮的违反法院判决，特别是无视在拉贾斯坦邦阿拉瓦利丘陵（Aravalli hills）的采矿禁令和采沙禁令，而沙正是全印建筑热急需的关键材料。

莫迪2014年当选总理后，他以古吉拉特时期的模式为蓝本，将精英发展模式进一步肆无忌惮的个人化。他从艾哈迈达巴德飞往德里乘坐的是高塔姆·阿达尼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机右侧印有印度国旗，左侧则是阿达尼的企业标志。股市迅速捕捉到了这一重要信息，阿达尼旗下公司股价飙升，大幅超越更为广谱的Sensex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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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的举动也暴露了他的权威冲动，这通常是精英驱动发展的伴生物——这就是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所称的“果断”（decisiveness）。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大选前曾直言：“莫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可能凭借强大的意志，绕过印度民主的一些制衡机制，从而引入中国发展模式所具备的果断清晰，以此增长驱动。”

印度和国际精英对印度民主的赞美，与他们对其制度制衡和容忍多元利益表现出的不满，形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讽刺，但他们对此似乎并不自知。他们认为，权威主义政府“头脑清醒”且“果断”，因此能更有力推动经济向更高目标迈进。

然而，统计分析并无“权威主义政府更善于交付良性经济成果”的证据。乌干达的伊迪·阿明（Idi Amin）和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便是典型例子，他们都曾掠夺了自己的国家。精英们往往忽略这些案例，而只将目光投向东亚的成功。确实，东亚经济体大多曾是威权政体，有些甚至现在依然是，并且它们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快速增长。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东亚会成为例外时，我们便陷入了一个新的难题。

三、东亚的难题

东亚奉行高压统治的同时，实行了社会民主的经济政策。他们往往强调优质的教育和医疗，并且促进性别平等。正如世界银行1993年一份报告首次记录的那样，东亚经济体在最具活力的发展阶段还减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历史学家将长期探讨东亚如何将权威主义与社会民主政策结合在一起。而答案的关键在于教育，这也是社会民主的核心。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兰·贝纳布（Roland Benabou）所发现，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种双重祝福——既促进增长，又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选择机会来减少不平等。

印度和国际精英钦佩东亚的权威主义，却忽视了其社会民主的内涵。他们痴迷于“印度正在崛起”（India on the move）的叙事，却不愿承认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停滞源于人力资本质量低下。即使是号称进步的泰米尔纳德邦，也在这方面表现欠佳。非盈利组织“普拉萨姆”（Pratham）发布的《教育状况年度报告》和印度全国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的政府调查揭示出一个众所周知却无人愿提的秘密：泰邦小学生学习绩效极其低下。泰邦的优点在于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这源于一场聚焦公共利益的草根社会运动。然而，在大众教育领域却未能形成类似的动员和伦理。泰邦在环境方面的表现更为糟糕，甚至未能建立起保护公共环境的集体伦理。

印度关于环境污染的思辨大多集中于糟糕至极的空气质量问题，这种倾向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然而，更严重且终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问题是全印水资源供应减少和质量恶化。几十年来，科伊姆巴托（Coimbatore）和蒂鲁普尔（Tiruppur）的工厂向诺亚尔河（Noyyal）排放洗涤剂和其他有毒化学物质。这导致河水洗涤剂浓度远超正常范围，出现泡沫翻涌的现象。

金奈的情况和印度所有大城市一样，违章建筑侵占了湖泊、水库等传统水体，家庭污水和建筑废弃物堵塞了河流和运河，这使得城市面对强降雨时极为脆弱，2015年的严重洪灾就是例证。此外，非法采沙活动尽管偶然遭遇执法，却仍然顽固如旧。采砂泛滥不仅使河床干涸，阻碍地下水自然补充，还破坏了农作物生产，还为印度最大有组织犯罪网络提供资金。水资源保护集体失败对贫困人口伤害最严重，因为富人和“关系户”往往能够逃避水资源短缺和污染带来的不利后果。

环境退化成本分配不公平在泰邦的海岸侵蚀问题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该邦为发展港口和沿海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强行迁出当地渔民，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替代工作。这些以“发展”为名推进的项目，实质上剥夺了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生计。

甚至在以健康和教育成就著称的喀拉拉邦，集体伦理缺乏同样也破坏了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生机。喀邦的健康和教育成就得益于一系列历史因素，包括开明的土邦王公、母系社会传统，以及独立后推崇社会民主价值的共产主义政府。然而，近期的经历表明，喀拉拉邦的集体纽带也正在瓦解。与泰邦类似，海岸侵蚀正迫使渔民社区内迁，远离赖以为生的海洋资源。西高止山脉“开发”导致原始森林消失，并带来毁灭性的山体滑坡，同时也剥夺了居民的传统生计。如同印度其他地区，采沙活动也让喀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位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主要产业包括农业、渔业、采矿业、化工、造船与加工业。

喀邦“不平等发展模式”引以为傲的正面案例是维兹因贾姆港（Vizhinjam）。2015年8月，阿达尼港口（Adani Ports）与经济特区私人有限公司（SEZ Pvt Ltd）作为唯一投标方，赢得了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合同。作为甲方的喀邦国大党政府还承诺为该项目提供三分之二的资本金支持。审计长和审计署在一份言辞严厉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收益分成安排将导致喀邦政府蒙受巨大损失，而阿达尼港口与经济特区公司则获得丰厚的回报。

更糟的是，当地企业、居民和环保人士曾警告称，该项目会加速海岸侵蚀，并降低生物多样性，而且迫使许多渔民失去生计。此外，来自科研界的意见认为，人类建造的屏障会干扰海水的自然流动，严重影响海滩的形成和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然而，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尽管印共（马）领导人当时加入了反对声浪，但在上台执政后，这个自称“进步力量”的政府依然支持该项目，无视环境问题，并镇压渔民抗议活动。

四、精英的脆弱平衡

印度当前这种不平等发展模式注定还将持续。政客们虽然口头上宣扬包容和平等，但在教育、医疗、城市管理、公平高效的司法体系，以及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却缺乏兑现承诺的诚意，也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尽管印度已形成自身独特的不平等发展模式，但全球主流意识形态仍在支持这种加剧不平等的政治模式。

在印度政治中，莫迪总理的表现与他在古吉拉特邦的执政模式如出一辙。高塔姆·阿达尼基团股价大跌，但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和最高法院对欺诈指控的调查进展缓慢。银行家和投资者将印监管和司法信号解读为他们对兴登堡的指控不予理会，阿达尼集团公司的股价随之反弹。随后，监管机构反而指控兴登堡“市场违规”，但此举招致兴登堡反指SEBI主席投资离岸基金，因此在阿达尼调查中存在利益冲突。在双方不断升级指责的同时，有一点明确：印度精英阶层生活在一个与普通民众截然不同的世界。

与此同时，阿达尼的煤矿项目在无视当地抗议和利用法律漏洞的情况下，继续在脆弱的哈斯代奥森林（Hasdeo）中大规模伐木。拉邦和恰邦的国大党政府对阿达尼在哈斯代奥的操作予以支持，延续了跨党派支持的传统。

穆克什·安巴尼同样受益极大，特别是莫迪政府2022年俄乌冲突后无视西方国家对俄石油销售和金融交易的制裁。安巴尼加大购买俄油力度，并且通过贾姆纳加尔（Jamnagar）工厂的石化设施加工，再出口到无法直接进口俄油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7月，安巴尼为其子阿南特举办了一场耗资1.2亿美元的奢华婚前派对，地点正是在贾姆纳加尔。这场派对活动标志着安巴尼商业王朝的延续和政商之间的密切联系：阿南特参加了莫迪第三次宣誓就职典礼，而莫迪也出席了阿南特的婚礼。在印度社会和政治中，权力、金钱和奢华已然交织在一起。

随着印度富人愈加富裕，他们的集体责任感却在减弱。对全民教育的持续忽视正体现出了这一点，而教育恰恰是实现发展的基本前提。学者普拉萨姆（Pratham）的疫后研究发现，印度学生的学业水平甚至从疫情前的低水平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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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烂正在向印度高等教育蔓延。尽管印度因部分极为杰出的高教机构而闻名，但绝大多数学院和大学却培养出大量学术能力不足，且难以雇佣的学生。始于阿拉哈巴德大学（Allahabad University）的“印度大学衰败史”，已蔓延至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历史学家穆库尔·凯萨文（Mukul Kesavan）毫不客气的指出：“德里大学被系统性破坏是精英阶层脱离社会公众典型案例。”印度精英已退出公共教育体系。凯萨文表示，印度精英将子女送往昂贵的国内私立学校或海外学校，因此对于印度教育衰败漠不关心。这样的结果是，即便是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也被迫背负数额巨大，且通常难以偿还的留学贷款。这严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精英阶层分离或逃离现象在印度所有涉及公共资源的领域都广泛存在。印度精英阶层住在封闭式社区里，享有独立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他们在家中甚至汽车中配备空气净化器。他们在印度或国外的私立医院接受昂贵的医疗服务，并雇佣高价律师游走于复杂的司法体系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人却在长期得不到公正裁决的情况下忍受司法拘押。

当然，正如凯萨文所承认的，这些“超级精英”只占印度人口的一小部分。然而，他们在设置政策优先级时却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些精英的声音推动着降低税收、放宽监管，以及劳动和土地市场改革，以方便更容易解雇工人和征用土地。同时，这些“超级精英”对印度教育体系或其他公共资源却毫不关切。

就业问题上，两组数据揭示了严峻的现实。2018年至2023年间，印度农业领域的劳动人口占比上升，这意味着如今印度农业从业者比2018年多出7000万人。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倒退：印度劳动力不断涌向农业这个劳动生产率最低的部门，因为体面的工业和服务业岗位实在过于稀缺。尽管政府官员及其支持者急于强调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有所回升，但事实是，这一增幅几乎全部来源于“无偿家务劳动”的增长。

印度的IT行业雇佣人数约500万人

印度的技术人才常常为人称道，但还得透过现象才能看到本质。印度劳动年龄人口超过10亿，其中仅约6亿人是真正的劳动力——即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而其余人甚至连找工作的意愿都没有。在全球技术热潮达到高峰的后疫情阶段，印度IT行业仅雇佣了这6亿劳动力中的约500万人。然而，随着IT热潮退去和人工智能崛起，获取技术岗位变得愈发困难——支持、维护和基础编码等IT行业的底层岗位正在逐步消失。如果印度真心渴望在高技能领域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推动大规模的教育普及。

政策长期忽视公共产品和就业创造的情况自独立以来的印度历届政府均未能扭转，而如今则被一种新的政治均衡所支撑。在这种均衡下，政策倾向优先发展“可见项目”，这类项目既能让精英阶层受益，也能安抚其他群体。

这些“可见项目”包括道路、高架桥、港口以及数字化基础设施项目等。与历史上被证明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教育不同，没有统计或历史证据表明基础设施投资能显著改善生活和生计。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们为政治家提供了在落成仪式上炫耀成就的机会，并营造出一种行动感，尽管其实际发展价值难以验证。

其他“可见措施”包括补贴贫困群体和边缘人群。这些补贴确实给数千万印度人带去短期救济，包括廉价烹饪燃气、免费厕所、补贴的粮食、电力和水等。然而，这种救济不足以帮助人们摆脱脆弱状态，也无法改变经济收入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

不幸的是，即便是那些理应深知其中问题的人，也常常误导性的将补贴称为“提升福利”。事实上，这种补贴充其量不过是阿司匹林，只能缓解疼痛，却无法解决疼痛的根源。不同于教育和就业，补贴并不能帮助人们自立，而是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能够在表面上显示关怀，但又回避了推动可持续改善生计和代际流动的艰难工作。

五、补贴发放、税收征收，循环往复

中央和各邦政府通过补贴给予民众的好处，又被其高度累退的税收体系所抵消。虽然印度致力于成为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但其税收占GDP的比例却与其他腐败且产权薄弱的经济体相似——全国范围内仅占GDP的10-12%，而在邦层面则额外占5 - 6%。但是，近三分之二的税收来自间接税，这意味着富人缴纳的所得税很少，企业缴纳的实际公司税率也很低。税收负担反而落在了无法逃避消费税的广大普通民众身上。

更糟糕的是，印度几乎没有征收物业税，而物业税正是负担城镇和社区公共服务财政责任的核心形式。在追求平等的经济体中，物业税收入用于提供公共教育和清洁、安全的社区环境。在印度，物业税几乎为零，也几乎没有关于提高物业税的政治讨论，这象征着印度精英对公共福利的轻蔑。

总之，国家和邦的有限税收资源被用于可赢得政治赞誉的“可见”基础设施和补贴，而几乎没有剩余用来投资对人们生活和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的“不可见”产品和服务。这些“不可见”的产品和服务本质上是公共产品，即每个人都能受益，同时不会减少他人的收益。

教育和医疗体系、宜居城市、公平且高效的司法系统，以及环境保护，都是这些“不可见”公共产品的典型代表。它们之所以被称为“不可见”，是因为其进展难以察觉，往往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达到显著效果。而在这段漫长的“隐形”岁月中，需要几代无名英雄的持续努力。相比之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可见”成就的支持者争相在华丽的落成典礼上亮相，而那些至关重要的“不可见”成就却很少得到应有的认可。

政策制定中的精英偏向，加上偏爱可见成果（包括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及补贴），构成了一种政治均衡。这种均衡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选民已对缺乏公共物品和就业机会习以为常。选民已意识到，政治家永远不会在发展的核心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还不如尽量多拿些补贴。2024年大选将这种政治平衡展现得淋漓尽致。各政党竞相提出了夸张的补贴承诺，却对如何促进公共福祉和创造就业轻描淡写。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政党制定了推进这些事业的政策方案。创造就业和改善公共福祉很难，而政客们更倾向于空谈。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有动力改变这一体系。

2023年2月，在新德里爆发了要求调查阿达尼集团涉嫌欺诈与操纵股价的大规模抗议

印度的这种政治均衡与全球精英青睐的政策意识形态完高度契合。这一意识形态始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并在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扎根。1993年欧盟成立后，欧洲国家从社会民主传统转向青睐精英的政策，这一意识形态也就达到了巅峰。

自此，这种意识形态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即使美国民主党总统曾试图削弱它，也未能撼动其根基。特朗普上台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他毫不掩饰地为精英阶层谋取利益，推行慷慨的减税政策，并削弱了环境保护和其他限制资本主义掠夺的法规。

尽管美国常被视为经济成功的典范，但其未来笼罩着阴云。该国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其在教育方面的辉煌遗产，正逐渐衰退。如今，美国学校纷纷关闭，教师被解雇，学生缺勤问题愈发严重——但美国政界对重振教育却毫无兴趣。

美国社会集体伦理的崩塌将乔·拜登（Joseph Biden）推上美国总统之位。他试图通过政策调整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其对工会的支持正体现出这一转变。

六、集体伦理的崩溃

美国未来局势走向将对全球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政治党派对立和立法僵局限制了拜登政府的改革进程，同时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削弱了国家监管能力，破坏了工作场所安全和环境保护等诸多保障。

尽管如此，美国人并未放弃对更具包容性政治体制的希望。在提名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为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教育、医疗、住房和体面就业成为核心主题。正如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所言，这些共同目标愿景不仅仅是“政策或方案”，更是“对一个团结协作、相互关照的美国的渴望”。

然而，这种渴望遭遇了挫折——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这一结果揭示了建立集体意识的艰难，并预示着美国乃至全球可能面临的困境。时间将证明，这种渴望能否凝聚成一个政治和经济计划。对于印度而言，不幸的是，如果这种渴望未能在印度社会和政治生根发芽，即便是再聪明的政策和计划也将被扭曲和利用，最终为富人和权势阶层服务。

“精英偏好”将继续主导印度的政策走向。这一点在莫迪第三次宣誓就任总理的仪式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穆克什·安巴尼及其儿子阿南特与高塔姆·阿达尼及其妻子一同出席。富人将继续脱离公共利益，而政治家的主要任务则是用空洞的安慰剂式政策口号来替代真正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印度人将不得不忍受劣质的教育和医疗，在效率低下的司法系统中倍受折磨，在不宜居住的城市中艰难生活，并因空气和水污染而早逝。气候变化带来频繁的持续高温、极端降雨、海岸侵蚀和冰川融化，将加剧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困境。

印度统治精英不安的意识到，他们无限繁荣的华丽口号与数亿人真实生活之间的结构性鸿沟正在不断扩大。因此，为了避免边缘化群体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进而威胁精英阶层的核心利益，他们不得不提供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的补贴。

历史表明，虚假的修辞结构可以暂时支撑起表现不佳且不公平的体制，如里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然而，斯大林主义最终以失败告终，而里根主义的全球性裂缝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法国大选中的表现，都已变得显而易见。在印度周边，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民众抗议推翻政府事件则为印度敲响了警钟。

对印度而言，未来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正如《薄伽梵歌》中所承诺的那样，神祇的化身将奇迹般恢复政治中的“达摩”（dharma），唤起对全体公共利益的集体责任感。另一种是，失业和机会匮乏的压力使得社会革命最终爆发。然而，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只有一种似乎真正可行。

（本文编译自Frontline网站2024年11月9日文章，原标题为The great inequality myth that rules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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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邵卡·莫迪，编译/杨春雪、毛克疾】

拉吉夫·甘地，于1984年至1989年担任印度总理，是前总理尼赫鲁的外孙，英迪拉·甘地长子

印度总理尼赫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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