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寄南：这“两个焦虑”是高市早苗“失言”背后的根本原因
今天是2025年12月13日，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铭记历史，不仅是对民族伤痛的回望，更是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的珍视。然而，当年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的邻国日本，是否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彻底反省？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并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突破战后体制。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安保领域动作频繁，包括试图引进核潜艇、讨论修改“非核三原则”等，正是这一动向的体现。
近来，由于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中日关系正陷入“寒冬期”。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12月10日的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希望尽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共同社分析称，此举意在寻求美国的“撑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日关系风波中，特朗普并未对其亚洲盟友日本表示明确支持。
当前，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传播与记录工作正在发生哪些关键变化？高市早苗为何屡屡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日美之间的当前“温差”，反映出特朗普怎样的态度？这对高市早苗及日本而言意味着什么？
针对以上问题，东方军事特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市日本学会顾问吴寄南，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
【对话/东方军事 郑乐欢】
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历史档案整理、保存下去
东方军事：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0周年。我们注意到，近期有一批包括东京审判文献、日军日记等在内的多语种新书发布，同时，口述史和民间记忆传承工作也在与时间赛跑。在您看来，当前我们围绕这段历史的记录、研究与传播工作，正在发生哪些关键性的变化？其核心目标是什么？
吴寄南：这些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对这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全社会动员，进行大量实证性、系统性研究。最近，包括《南京大屠杀档案》在内，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档案的汇编、挖掘与研究都在深入推进，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比如，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共46册。这是中日两国学者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整理出来的，系统展现了日本政府和军部当时是如何决策并发动侵华战争的，这件事意义重大。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两套重要著作：一套是2020年9月问世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共100卷，内容主要来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保存的档案，包括战犯的忏悔书、审讯笔录等。这些材料将日本侵华的冒险性、残暴性以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真切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同一出版社自2018年至2023年分三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共40卷，详细记录了当年对甲级战犯的审讯过程。最近出版的4卷本《日军“慰安妇”全史》也是一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成果。
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这些历史档案整理出来，保存下去。不忘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尤其当前，在日本这样一个二战策源地国家出现了历史修正主义的动向。一小撮右翼势力试图否认侵略战争历史，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这些档案用铁一般的事实予以回击，是揭露谎言和欺骗最有力的方式。我们不仅要用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些成果，还应当推动多语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目前所做的这些工作，是非常必要且非常及时的。
东方军事：历史问题被认为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日本国内对历史的认知存在不同声音，既有“正视历史”的表态，也有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言行。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但即便在高市早苗上台前，日本对中国《南京照相馆》电影及“九三阅兵”等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对态度。这是否说明，历史认知的分歧正在深刻影响当前中日关系？这种复杂性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哪些具体影响？
吴寄南：我认为历史问题始终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构性原因。日本在战败后，一直没有像同为二战策源地的德国那样，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彻底反省。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意图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历史，这导致日本国内围绕历史问题的两种观点持续交锋，也构成了中日之间的根本分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欢迎宴会上表示，过去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这引发了中方强烈不满，第二次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总理以很长时间详细阐述了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最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写入了这样的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尽管日本官方作出这样的表态，但日本国内却始终有一股势力试图否定这段侵略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时将对华侵略改为“进出”；1996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更是将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完全无视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的深重苦难，其本质是为侵略历史洗白。
战后，日本社会存在一种明显的“受害者叙事”倾向：往往突出强调自身受害经历，如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爆炸以及东京大空袭等，却刻意回避这些事件的历史背景——例如为何美国投下原子弹，广岛、长崎如何支撑日本战时经济等等。
重庆大轰炸资料图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自1938年至战争结束，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期大规模轰炸，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不要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以及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实施的“三光政策”了。对于这类加害行为，日本往往选择淡化或沉默。这种片面强调受害、回避加害责任的叙事方式，只会加深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之间的隔阂，也持续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逃避与不认罪，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根源。因此，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与较量，预计仍将持续很长时间。只有日本真正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进行彻底忏悔和深刻反省，这一页才有可能真正翻过。否则，诸如教科书编写、政要发表不当言论等问题仍会不时浮现，从根本上动摇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阻碍两国关系发展。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日本的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共同推动其当权者作出根本性转变。在此之前，历史问题仍将是中日关系不断产生摩擦与矛盾的根源。
1 2 3 4 下一页 余下全文高市早苗的“失言”背后是这“两个焦虑”
东方军事：高市早苗在国会质询中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日关系迅速降温，此事已发酵一个多月。作为一名右翼政客，她在当选首相前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否认南京大屠杀，且日媒透露其可能于12月26日再次参拜。您如何看待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行为？若其在历史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出格举动，中方应如何应对？
吴寄南：高市早苗作为自民党内极端右翼的代表人物，自当选国会议员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在夏秋两季参拜靖国神社。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战后50年谈话”后，刚刚佩上议员徽章的高市便立即公开表示反对，认为村山谈话“令日本蒙受耻辱”，并会给中、韩等亚洲国家提供“口实”，使日本“永远抬不起头”。
高市早苗常以安倍晋三的继承者自居，在许多方面都有模仿安倍的迹象。安倍于2012年12月就任首相后，在次年12月26日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高市很可能采取类似策略：在上任初期便进行参拜，以此凝聚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取悦右翼势力，然后再像安倍那样，逐步尝试修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关系。
高市早苗极有可能选择与安倍参拜同日——即12月26日——前往靖国神社。这一判断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她可能认为自己在涉台等问题上的表态已激怒中方，不介意再借参拜进一步示强，后续再摆出对话姿态进行缓和；其二，这样做既能巩固她在右翼及保守选民中的支持基础，也能对外展现其一贯的对华强硬姿态。
对此，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若她胆敢参拜，中国必将予以强烈抨击，并与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一道，共同谴责日本当局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倒行逆施。
2013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纽约时报
东方军事：中日关系风波发酵期间，高市早苗对其11月7日的言论多次回应，均以“立场没有变化”搪塞，但对中方要求其完整重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诉求，日方始终回避。您如何看待日方对这一问题的回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长期采取“模糊策略”，此次高市的发言是否打破了这一策略的平衡？
吴寄南：我认为高市早苗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在台湾问题上，以往日本与美国类似，都采取一种模糊政策。美国在两岸局势紧张时是否介入、是否协防台湾，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前任总统拜登在任内曾四次表示美国将保卫日本、保卫台湾，但他每次发言后，国务院都会出面纠正，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实际上是一种搪塞，因为具体哪些方面未变，美方从未明确说明。高市早苗的做法也类似。
高市在11月7日表态后，于10日在预算委员会遭到在野党议员质询，被指此举是重大失策，引发了外交风波。但高市将责任推给在野党，称是因为在野党议员反复追问，她为避免影响预算委员会审议才“诚实”地回答。“诚实”二字意味着她吐露了真实想法。随后在11月26日的国会答辩中，她又搬出《旧金山和约》，称日本根据该和约放弃了台湾，因此对于台湾归属谁的问题，她没有做出判断的法律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退回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表态。
事实上，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有明确记载。声明中写道：日方对中方强调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其中，后半句至关重要。
据当年参与谈判的日本外务省条约课课长栗山尚一后来在国会答辩时说明，如果仅表示“理解和尊重”，中方是不会接受的，因此日方特别加上了“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什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开罗宣言》则明确要求日本将东北、澎湖和台湾归还中国。
栗山尚一后来在《霞关会报》这份杂志中进一步透露，当时外务省条约局估计中方不会接受仅仅是“理解和尊重”的表述，因此准备了B方案，即加上后面一句：“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根据当年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中方人员回忆，确实是在加入这句话后，两国才顺利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中国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1998年，三个代表创始人主席访问日本时，与小渊惠三前首相发表的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里明确写上了“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地区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2007年12月福田康夫前首相访华时就提出了“四不”：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公投入联”（因为当时陈水扁企图公投入联）。但是从2008年左右以后，日本所有的官方文件和首相讲话当中，再也没有看到“一个中国”这个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日本朝野都有一种倾向，即认为日本并未像美国那样“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仅仅是表示“理解和尊重”，刻意省略了声明中后半句“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关键内容。对于这种蓄意割裂和歪曲声明核心内容的做法，我们必须予以坚决揭露和澄清。
因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再要求日方，若称立场没有改变，就应完整、准确地表述日本政府迄今在台湾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这既是对中国的承诺，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然而时至今日，日方仍一再笼统地声称“1972年联合声明的立场没有改变”，这证明其仍试图蒙混过关，刻意矮化、缩小承诺范围，仅保留“理解和尊重”，却掩盖了最为关键的那句话。
这里还需指出，日本战后一直存在另一种倾向，即视《旧金山和约》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这是完全错误的。《旧金山和约》是片面的对日媾和条约，中国没有参加，苏联也未签署，仅由美国及部分国家签订。因此，中国政府一贯不予承认，视其为非法。实际上，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文件是《联合国宪章》，更早的则有《开罗宣言》，以及与《联合国宪章》同年公布的《波茨坦公告》。这些才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正如此前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所指出的，台湾归还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至关重要。
那么，高市早苗为何选择在此时作出如此明确的表态，将以往相对模糊的立场清晰化？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表述，最初由安倍晋三在2021年底提出，麻生太郎随后亦声称若台湾发生重大事变，日美台要有“与中国不惜一战的觉悟”。但作为现任首相，高市是第一个明确将此说出口的人。其次，这是二战结束80年来，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首次向战胜国发出战争威胁，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3年以来，两国关系首次因日本首相的言论而触及武装冲突的门槛。
高市此举，首先源于其一贯的政治理念与战略野心。作为自民党内极端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她始终将摆脱战后秩序、实现大国迷梦视为自己的至高使命。前首相岸田文雄曾揶揄其为“塔利班高市”，这反映出其思想根基的顽固性。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如此出格、赤裸的表态，正是这种政治理念与战略野心的流露。此外，高市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楷模，渴望青史留名，这进一步驱动了她的行为。
此次挑衅还有其直接的动机，我认为可以用“两个焦虑”来解释。
首先是对保守层选票流失的焦虑。从去年10月至今年7月，不到一年时间内，日本先后举行了众参两院选举，自民党遭遇历史性惨败，失去了控制国会所必需的过半数席位。分析表明，原本支持自民党的保守层选票大量流失，转移到了一个新崛起的、立场更右的参政党手中。高市对中国展现强硬姿态的目的，正是为了挽回这部分支持者，试图重新拿回他们手中的选票。
第二个焦虑是对于特朗普“越顶外交”的焦虑，日本方面非常担心美国向中国靠拢。此前，前首相石破茂访问美国时，日美两国曾高调宣布“黄金时代”的开始，但不久美国便对日本施压，以高关税迫使日本让步。高市早苗上任不久便会见了到访的特朗普总统，其“媚美”姿态明显，似乎意在紧紧依靠美国。然而她未料到，在釜山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中，特朗普对新时代领导人主席表现得非常尊重，并在会谈后表示世界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可以由中美两国共同解决。
2025年10月，特朗普访日，并在横须贺基地发表演讲。
日本因此产生了一种担忧，即特朗普可能会绕过日本、向中国靠拢，甚至“越顶”日本，与中国达成重大交易。鉴于特朗普计划明年访华，他已将拜登时期一些高调的反华言论有所降温，最近还从菲律宾和日本撤走了“堤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高市不惜得罪中国、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正是希望特朗普能重申对日本的保护承诺，给予她支持，并继续加大对东北亚地区的军事投入。
从更深层次看，高市此次挑衅也反映了日本保守派政客的一种战略思维，就是迷恋昔日殖民台湾的旧梦，念念不忘重新染指台湾。台湾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获得的第一块殖民地，被日本保守政客视为日本跻身列强行列的标志。随着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崛起，其国内保守势力又开始将台湾视为“自家后院”。
另外，日本对台湾的重视，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冷战思维。一些日本政治家将台湾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因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中心和西太平洋的咽喉要道。日本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以及从东南亚输入的原材料，有80%以上需经过台湾海峡或台湾以东的太平洋航线。这些信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政治家认为，两岸统一将导致第一岛链断裂，从而使日本的战略态势严重恶化。
因此，高市早苗的言论并非偶然失言，也不仅仅代表她个人，而是反映了日本保守派政客深层的一种战略焦虑与考量。它改变了日本当权者迄今为止的战略模糊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动向，绝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它动摇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违背了历届日本内阁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也是向世界做出的国际承诺，它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也违背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赤裸裸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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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军事：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月特朗普与高市早苗通话20分钟，但根据后来美国媒体透露的信息来看，特朗普并没有给高市予以支持，反而12月2日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为其关税政策进行辩护，指责日本、韩国等国多年来“剥削”美国。美国在此次事件中没有站边日本，您对此怎么看？这对于高市内阁而言，意味着什么？
吴寄南：您提到的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关注。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发表后，遭到了中方的有力回击。在此情况下，她原本期望获得盟友、特别是刚刚与其上演亲密“对手戏”的特朗普的支持，但来自华盛顿的支持并未出现。特朗普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并未对她表示力挺。
相反，正如您刚才提到的，特朗普认为日本、韩国多年来一直在“剥削”美国。此前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曾试图引导特朗普，提及中日正因高市的言论激烈争执，并暗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意图套出特朗普支持日本的话。但特朗普的回应是：“我们很多盟友也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友在贸易上占我们的便宜比中国还多”
显然，高市的言论非但没有得到特朗普百分之百的支持保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特朗普“敲打”了一下。我认为这并非偶然，它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进行激烈的贸易战之后，正对其策略进行调整。从更深层次看，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
最近，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战略对拜登时期的许多提法进行了修正，特别是要将重点放在西半球，在该地区推行某种形式的门罗主义，中国在报告中不再是 “首要威胁”，转而被定义为经济竞争者，这一转变暗藏美国的战略无奈，显示出战略收缩的倾向。
此前，美国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美国无意支配和羞辱中国，也无意改变台湾现状。国防部助理部长科尔比说得更为明确：“明确承诺保卫台湾的成本大于收益。”并强调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意味着美国正逐渐显露出从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倾向。事实上，在中日围绕涉台言论激烈争吵后，美方悄然撤回了部署在菲律宾和日本的中程导弹，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
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周日早间期货》节目采访 视频截图
那么美国的用意何在？在其进行战略收缩时，它希望更多地依赖日本、韩国等盟国为其“把门”，即将日本推上第一线，并为之“松绑”，但同时又需对其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避免日本以为有美国作为后盾便可横行无忌。换言之，美方的态度是：不要给我惹事，不要打乱我的战略部署。
特朗普目前十分重视明年4月的访华行程，希望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协议。从美国的战略考量来看，其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解决国内诸多问题需要中国的协作。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目前日美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温差”：日本方面似乎剑拔弩张，但特朗普却选择保持沉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敲打日本，示意其不要过分行事，应有所收敛。
就特朗普个人而言，他是一位交易型的领导人，不像拜登那样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致力于构建盟伴体系。特朗普强调“美国利益优先”“美国第一”。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及其周边人士无疑会感到某种无力与孤立。观察她发表涉台言论后的表现可以看到，一方面她在国会答辩中逐渐软化立场，重复“日本立场没有改变”——尽管并未完整、清晰地阐明这一立场是什么；另一方面，她又试图转移视线、倒打一耙，将公众关注的焦点从自身言论引向其他问题。
此前，日方利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在博客上写的一段话大做文章。这位总领事日语很好，原文是用了一个比喻，其意相当于中文的“迎头痛击”。但日本方面故意对号入座，硬将这段话与高市本人联系起来，声称这是对高市的“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还专门通过决议，要求将这位总领事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应被驱逐出境。
最近，日本又借中国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演习之际，炒作日方军机遭中国舰载机雷达照射的事件。这些动作无非都是为了转移视线，帮助高市早苗摆脱因涉台言论而陷入的受各方抨击的尴尬局面。对此，我们不应上当。
东方军事：您提到高市早苗作为一名右翼政客，有其自身的战略野心。我们看到日本右翼长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并试图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秩序。我们也注意到，高市早苗上台后在安保领域动作频频，例如试图引进核潜艇、讨论修改“非核三原则”等。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尤其当权者是高市早苗这样的极右翼政客时，这些举动是否会让区域安全局势陷入不稳定？
另一个因素是您前面谈到的日美之间的“温差”。高市早苗在特朗普访日期间表现出明显的亲美姿态，但从目前结果看，她并未换来特朗普的明确支持，反而出现了您所说的那种“焦虑”。以“美国优先”为导向、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政府，对于高市早苗这样的右翼政客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右翼趁机打破战后体制的束缚？
吴寄南：我认为，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目前掌握日本权力中枢的那些右翼政治家的冒险性与疯狂性。从日本的历史来看，无论是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还是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它所面对的对手综合实力都强于自身。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它面对的是一个国土、人口都远多于自己的中国。到珍珠港事变时，则更为明显——它竟向国力十倍于己的美国伸出魔手。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后来发动的太平洋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日本当权者行事往往非常狂妄，习惯于错误估计形势，为所欲为。这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克服的痼疾。
当前，中国的GDP已遥遥领先日本，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意志也远超日本。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美国实施战略收缩、一定程度上为日本“松绑”的情况下，掌控日本权力中枢的右翼政权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以求一逞。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警惕。
从历史上看，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中，“中强日弱”是常态。直到近代明治维新后，这种态势发生逆转。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拥有不逊于欧美的一流军备，继而疯狂发动对外侵略，推行殖民统治。但如今形势再次变化，特别是自2010年中日GDP对比出现逆转——中国首次超越日本，2024年中国的GDP已达日本的4.7倍。日本右翼将此视为“世纪大逆转”，内心难以理解和接受。他们笃信国强必霸的逻辑，害怕中国强盛不仅会取代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还会对日本秋后算账，于是便处心积虑地企图扭转这一趋势。
目前，日本在人均GDP以及部分制造业领域仍对中国保有优势，再加上与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结盟，少数右翼政客便觉得尚有实力与中国一搏，仍有这种“底气”。因此，他们可能想赌上一把，试图阻止台海两岸的统一，阻挠中国的快速崛起。
刚卸任首相的石破茂曾发表过一份关于战后80年的个人见解——由于自民党保守势力的阻止，这份见解无法以内阁决议形式成为政府正式谈话，只能以个人名义发表。他在其中提到，日本上次战争之所以陷入失败的深渊，根源在于当时的宪法规定天皇至高无上，掌握统帅权，导致无人能改变天皇的意志；当时的议会和媒体也未能阻止军部一小撮人将日本拖入深渊。在高市就任自民党新总裁后，他表态时特意强调不要将日本引入歧途。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明确的警告。
2022年底，日本著名艺人森田一义在电视台担任嘉宾时被问及对未来一年的展望时，提出了“新的战前”这一概念。这一提法在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
2022年12月28日，在朝日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该台主持人森田一义被问及“明年会是怎样一个年份”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怎么说呢，是否会是“新的战前”呢？
很多有识之士认为，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与“九一八”事变前颇为相似：有人刻意煽动危机叙事，渲染日本正再次站在危机边缘，将中国描绘成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同时强调俄罗斯、朝鲜乃至韩国对日本的“不友好”，从而鼓动日本“重新振作、奋力一搏”。“新的战前”这一警示极为重要，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当前日本掌权者的动向。
如今与自民党结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其政治光谱比自民党还要右。过去自民党与公明党结盟时，公明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刹车”作用，对自民党（尤其是安倍长期执政期间）的一些过于冒进的举措有所牵制。而现在的日本维新会却在“踩油门”。当前日本国会正在讨论制定《反间谍法》，收紧对在日外国人的监控；酝酿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加强言论管控；推动修改“非核三原则”，为有条件引进核武器铺路；还计划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意图大规模出口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
最近，日本一些极端右翼人士公开鼓吹日本应拥核，声称若美国的“核保护伞”失效，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在所有无核国家中，日本持有的钚材料多达40余吨，足以制造6000多枚核弹。以日本的技术能力，跨过核门槛可谓一步之遥。这些动向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当然，也不必过度悲观。当前的国际环境与二战前已截然不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南方”国家的壮大，都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复活构成了有力制约。而且，日本国内民众虽可能一时受到蒙蔽，但多数人终将觉醒——高市政权正将日本引向危险道路，民众最终也会行动起来阻止这股逆流。因此，我个人认为高市政权很可能是“高开低走”：尽管目前支持率看似较高，但如果她一意孤行，迟早会被日本国民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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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军事：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以及后续的表态，日本政坛反应不一：野田佳彦称其“已算实质性撤回”，麻生太郎表示支持，石破茂则重申“日本应反思”历史、二战问题等。当地时间12月7日，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在福岛县郡山市举行的学习会上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存亡危机事态”的错误发言违宪，高市应撤回相关言论，也应辞去首相一职。您认为自民党内外对于高市的分歧，是否会对高市早苗的执政造成实质影响？
吴寄南：高市上任后，面临一个棘手难题，即自民党内部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她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仅以29票之差战胜对手小泉进次郎——其中，国会议员票145对141，几乎相差无几，主要依靠地方票36对11的对比而领先对手。高市上任后在人事安排上论功行赏、任人唯亲，致使党内原有的一些实力人物，如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等被边缘化，这三位前首相和他们的支持者因此与高市保持着距离。
虽然将高市推上台的前首相麻生太郎可谓其最大功臣，高市也在自民党领导职务安排上给予麻生和他所率领的麻生派相应的回报，但两人在财政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高市主张积极财政，而麻生则强调财政重建。这一分歧终将在经济运营过程中暴露出来。
就自民党内的现状而言，原本的六大派系中目前仅有麻生派依然留存，其余五个派系均已解散。党内对高市不满者不少，矛盾主要集中在人事安排、权力分配以及部分政策领域。然而在涉台言论这一问题上，自民党内的反对声音目前还比较微弱。
因此，最终可能导致高市下台的原因，或许不仅仅是涉台问题，而更可能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败。经济难题才是高市最大的敌人。如果她不能有效抑制物价上涨势头，使民众感到失望而非看到希望，那么最终将她拉下台的恐怕不是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而是日本民众。一旦民众对高市失去信任，其支持率跌至20%左右，她便可能不得不面临下台的结局。
麻生太郎
东方军事：考虑到日本政局“一年一相”的频繁变动，我们应如何评估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这种政治不确定性会否使两国关系陷入周期性波动？
吴寄南：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风波迭起，冷暖交替，大致每七八年就有一次较大的起伏。
例如2001年至2005年，主要围绕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两国之间出现争议。但从2006年到2009年，关系曾一度回暖，当时双方开展了被称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的互动。特别是2008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随后在2009年，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主张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对华态度较为友好，两国关系度过一段较好时期。
然而到2012年，围绕钓鱼岛问题先后发生撞船事件与“购岛”风波，2013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再次急转直下。直至2017年至2018年前后，关系才开始回温。当时安倍委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访华并递交亲笔信，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18年中日领导人实现互访，双边关系再度升温，甚至在疫情初期，两国在抗疫方面仍保持相互支持。
但从2020年下半年安倍执政后期开始，中日关系又出现滑坡。到2024年年底石破茂上任后，原本出现了难得的改善窗口。石破茂被视为前首相田中角荣的政治传承者，与中国交往比较多，对华较为熟悉，也有意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因此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有转寒为暖的迹象。高市早苗上任后，双方曾在APEC期间举行首脑会晤，中方延长了日本游客免签待遇，恢复进口日本扇贝，并就开放日本牛肉进口进行讨论。然而，由于高市发表错误涉台言论，中日关系再次骤然恶化。
我认为，这可能不仅是领导人更迭即“一年一相”的现象所致，而是诸多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目前情况看，由于高市早苗拒绝撤回其错误涉台言论并道歉，中日关系很可能再次进入一个“严冬期”，且这种状态或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对此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坦率地说，当前中日关系的三大支柱——首脑外交、经贸合作与民间交流，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若高市坚持不认错，明年在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实现中日首脑会晤的可能性将很低，而首脑外交历来是引领两国关系方向的关键环节。在经贸领域，中日双边贸易额已从2021年的约3700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3084亿美元，落后于中韩贸易额。2025年虽有所回升，但受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及部分日企撤资影响，双边经贸合作预计也将受到拖累。此外，由于中方收紧了赴日旅游与留学相关安排，民间交流同样会受到一定制约。总体来看，中日关系确实面临“政冷经寒人心凉”的严峻局面，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个“寒冬”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然而，我们也不必对中日关系过于悲观。毕竟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虽然日本部分政客试图贬低甚至否定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但这些文件依然存在，并继续构成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引领两国关系发展的“定海神针”。
此外，中日之间仍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例如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保持产业链稳定、应对气候变化及少子老龄化等课题，都需要双方持续推进深度合作。中国仍是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仍然显著。
更重要的是，当前国际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俄乌冲突、巴以问题等近期也出现某种缓和的迹象。作为亚洲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保持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符合区域各国的共同期待。
因此，我认为两国关系尚不至于整体脱轨、完全破裂。排除高市早苗等右翼政治势力的干扰后，中日关系这艘航船仍有可能战胜狂风恶浪，回归正确航道，为两国人民乃至整个地区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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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余下全文今天是2025年12月13日，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铭记历史，不仅是对民族伤痛的回望，更是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的珍视。然而，当年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的邻国日本，是否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彻底反省？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渲染“中国威胁论”，并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突破战后体制。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安保领域动作频繁，包括试图引进核潜艇、讨论修改“非核三原则”等，正是这一动向的体现。
近来，由于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中日关系正陷入“寒冬期”。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12月10日的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希望尽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共同社分析称，此举意在寻求美国的“撑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日关系风波中，特朗普并未对其亚洲盟友日本表示明确支持。
当前，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传播与记录工作正在发生哪些关键变化？高市早苗为何屡屡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日美之间的当前“温差”，反映出特朗普怎样的态度？这对高市早苗及日本而言意味着什么？
针对以上问题，东方军事特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市日本学会顾问吴寄南，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
【对话/东方军事 郑乐欢】
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历史档案整理、保存下去
东方军事：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0周年。我们注意到，近期有一批包括东京审判文献、日军日记等在内的多语种新书发布，同时，口述史和民间记忆传承工作也在与时间赛跑。在您看来，当前我们围绕这段历史的记录、研究与传播工作，正在发生哪些关键性的变化？其核心目标是什么？
吴寄南：这些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对这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全社会动员，进行大量实证性、系统性研究。最近，包括《南京大屠杀档案》在内，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档案的汇编、挖掘与研究都在深入推进，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比如，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共46册。这是中日两国学者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整理出来的，系统展现了日本政府和军部当时是如何决策并发动侵华战争的，这件事意义重大。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两套重要著作：一套是2020年9月问世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共100卷，内容主要来源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保存的档案，包括战犯的忏悔书、审讯笔录等。这些材料将日本侵华的冒险性、残暴性以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真切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同一出版社自2018年至2023年分三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共40卷，详细记录了当年对甲级战犯的审讯过程。最近出版的4卷本《日军“慰安妇”全史》也是一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成果。
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这些历史档案整理出来，保存下去。不忘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尤其当前，在日本这样一个二战策源地国家出现了历史修正主义的动向。一小撮右翼势力试图否认侵略战争历史，颠覆战后国际秩序。这些档案用铁一般的事实予以回击，是揭露谎言和欺骗最有力的方式。我们不仅要用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些成果，还应当推动多语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目前所做的这些工作，是非常必要且非常及时的。
东方军事：历史问题被认为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日本国内对历史的认知存在不同声音，既有“正视历史”的表态，也有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言行。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但即便在高市早苗上台前，日本对中国《南京照相馆》电影及“九三阅兵”等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对态度。这是否说明，历史认知的分歧正在深刻影响当前中日关系？这种复杂性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哪些具体影响？
吴寄南：我认为历史问题始终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构性原因。日本在战败后，一直没有像同为二战策源地的德国那样，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彻底反省。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意图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历史，这导致日本国内围绕历史问题的两种观点持续交锋，也构成了中日之间的根本分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欢迎宴会上表示，过去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这引发了中方强烈不满，第二次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总理以很长时间详细阐述了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最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写入了这样的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尽管日本官方作出这样的表态，但日本国内却始终有一股势力试图否定这段侵略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时将对华侵略改为“进出”；1996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更是将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完全无视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带来的深重苦难，其本质是为侵略历史洗白。
战后，日本社会存在一种明显的“受害者叙事”倾向：往往突出强调自身受害经历，如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爆炸以及东京大空袭等，却刻意回避这些事件的历史背景——例如为何美国投下原子弹，广岛、长崎如何支撑日本战时经济等等。
重庆大轰炸资料图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自1938年至战争结束，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期大规模轰炸，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不要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以及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实施的“三光政策”了。对于这类加害行为，日本往往选择淡化或沉默。这种片面强调受害、回避加害责任的叙事方式，只会加深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之间的隔阂，也持续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逃避与不认罪，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根源。因此，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与较量，预计仍将持续很长时间。只有日本真正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进行彻底忏悔和深刻反省，这一页才有可能真正翻过。否则，诸如教科书编写、政要发表不当言论等问题仍会不时浮现，从根本上动摇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阻碍两国关系发展。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日本的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共同推动其当权者作出根本性转变。在此之前，历史问题仍将是中日关系不断产生摩擦与矛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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