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前驻上海总领事乐文特：欧洲要补的不是对华立场，而是自身竞争力-乐文特、王英良

作者 :中华军事 2026-09-03 09:10:49 围观 : 次评论

乐文特（Levente Horváth）是匈牙利中国问题学者、前驻上海总领事，现任职于布达佩斯相关亚洲研究机构。他长期观察中匈与中欧关系，熟悉中国产业资本进入欧洲的路径，也熟悉布鲁塞尔关于“去风险”与“制度性对手”的话语。

全球经济权重东移、欧盟竞争力承压、成员国对华立场分化的背景下，外界常把匈牙利写成欧洲内部的“亲华例外”，把比亚迪、宁德时代等项目理解成对欧盟主流的偏离。乐文特试图纠正这一叙事：匈牙利首先是高度开放的中型出口经济体，其逻辑是面向全球招商、嵌入东西生产网络，而不是用东方替代西方，更不是游离于欧盟框架之外。

他反复强调两组区分。第一，去风险不等于脱钩。前者是降低过度依赖、增强韧性；后者是拆解两大经济体已经形成的产业联系。第二，政治表态与资本流向并不总是一致。德国、法国、西班牙同样在承接中国工业投资，欧洲真正短缺的，是德拉吉报告所指出的竞争力、技术与投资能力，而不是一套更整齐划一的对华立场。

乐文特把问题从“匈牙利站哪一边”拉回到“欧洲如何在多极世界里保持互联、补上自身短板”。在这个意义上，匈牙利提供的不是例外样本，而是开放中型国家如何在欧盟内部经营多元化连接的一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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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AFP

【对话/王英良】

问：全球力量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经济与政治影响力逐步从传统的跨大西洋核心地带向亚洲与全球南方转移。在你看来，这一转型将如何重塑未来国际秩序，推动多极世界加速形成？不同文明与发展模式会以何种方式重新定义全球化的新阶段？

乐文特：我认为，应当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理解当下这场转型。我们正在见证的，不只是中国的崛起或是亚洲经济权重的提升，而是延续数百年、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经济与政治权力将分散至多个权力中心。

十九世纪的世界格局主要由欧洲力量塑造，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则由美国与跨大西洋世界主导。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亚洲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分量大幅增长。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经济高速扩张，东南亚成为全球生产贸易网络中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近年来，仅中国就贡献了全球约30%的经济增长。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终结”。美国依旧是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仍是头号金融强国；欧盟则是规模最大、富裕程度最高的一体化市场之一。因此，更为准确的表述是全球经济权力出现相对再分配：西方依旧拥有强大影响力，但其他经济与政治中心正在更快发展壮大。

全球经济结构的这种转变已然显现。在电动出行、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以及若干新兴产业领域，创新不再由西方企业独家主导，亚洲企业正跻身全球顶尖技术与工业主体行列。

基于上述判断，我并不认为全球化走向终结，恰恰相反，全球化正迈入新阶段。上一阶段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经济制度、规范以及发展模式占据主导为特征；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将更具多元属性，不同文明、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共存互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互联互通尤为关键。最大的风险并非多极化本身，而是多极世界有可能分裂为相互竞争、彼此隔绝的集团。

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核心挑战，在于我们能否将多极化与国际合作有机结合。我认为，新阶段的全球化不应建立在隔绝与脱钩之上，而应当依托不同经济与文明中心之间的多元发展、互联互通与互利合作。

问：欧洲竞争力下滑，战略影响力相对减弱，而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持续提升，欧盟在变动的全球秩序中重新定位自身。你如何解读欧盟与各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的分歧？系列分歧会对中欧关系带来哪些长期影响？

乐文特：如果不审视欧洲在变动的全球经济中的所处位置，就无法真正理解中欧关系。

马里奥·德拉吉发布的欧洲竞争力报告清晰点明了这一挑战：欧洲每年可能需要新增7500—8000亿欧元投资，才能实现竞争力提升、数字化、能源转型以及防务建设目标，这一规模约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4.5%。欧洲需要更多投资、更高水平的技术发展以及更强的生产率增长，而非相反。

在此背景下，围绕中国的政治讨论无法脱离经济现实。中国仍是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欧盟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地。欧洲企业也持续将中国市场视作具有战略意义的市场。

正因如此，我认为欧盟最初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具备现实价值：中国同时是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属性客观并存。问题往往出现在其中某一重属性被过度放大，进而忽略另外两重属性之时。

诚然，部分领域欧洲需要降低自身战略脆弱性。供应链多元化、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避免对单一来源过度依赖，都是合乎理性的经济政策。

但我们应当清晰区分“去风险”与“脱钩”。

去风险指降低过度依赖，增强自身韧性；脱钩则意味着拆解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之间深度交融的经济联系。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策略，带来的经济后果也天差地别。

欧盟机构与各成员国之间的立场差异，部分源于欧洲各国经济体本身的多样性。德国、法国、西班牙、匈牙利等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出口利益、投资诉求各不相同，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差异也不足为奇。

我并不认为这种多样性必然是一种短板。更大的风险在于，欧洲制定对华政策时，主要从地缘竞争逻辑出发，而不是审慎评估自身的经济与战略利益。

欧洲需要一套属于自身的独立自主的对华战略：既要维护欧洲利益、本土企业与关键技术，同时也要认识到，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展经济合作，能够助力提升欧洲自身竞争力。

归根结底，欧洲应当首先明确自身长期战略利益，再围绕这些利益构建对华政策。

问：匈牙利长期充当中欧之间的重要桥梁，但近期国内政治变动或将调整其对华战略立场。匈牙利在投资、互联互通、科技领域不断演化的对华合作，可为更中欧关系带来哪些启示？在多极时代，欧洲小型国家如何重塑欧洲外交策略？

乐文特：首先有一个关于匈牙利投资政策的重要误解需要厘清：匈牙利的经济战略并非单纯为了吸引“中国投资”。匈牙利面向全球招揽外资，无论资本来自德国、美国、中国、韩国、日本还是其他地区。

投资数据可以清晰印证这一点。匈牙利投资促进体系所承接的投资项目，来源国始终分布广泛。德国、美国、韩国、日本企业，以及占比日益提升的中国企业，都在匈牙利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发生变化的并非匈牙利底层投资理念，而是全球经济格局。

中国企业在诸多决定下一阶段工业发展走向的行业成长为具备极强竞争力、资金实力雄厚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尤其是电动汽车、电池、可再生能源、电子与数字技术领域。

当下，一个欧洲国家如果希望吸引上述领域投资，就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头部中国企业。

当然，这并非匈牙利独有的现象。

近期欧洲整体的中国投资规模均有所上涨。2025年，中国对欧盟及英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达到约168亿欧元。其中匈牙利吸纳约39亿欧元，德国约25亿欧元，法国约19亿欧元，西班牙约15亿欧元。

这一点十分关键：外界有时会将欧洲的中国投资主要视作匈牙利个案，但现实是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在整个欧洲市场开展本土化生产。

匈牙利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较早意识到这一格局转变，并主动将自身定位为东西方生产网络的交汇节点。

汽车产业就是很好的例证。落户匈牙利的德国汽车厂商与亚洲电池企业，并不一定代表相互对立的地缘选择，二者完全可以同属欧洲电动出行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对于匈牙利这样高度开放的欧洲中型经济体，多元化意义尤为重大。匈牙利的欧盟与北约身份从根本上划定了它的地缘位置，但这不代表其经济往来只能局限于单一地域。

在多极世界中，中型国家的价值恰恰体现在维系同多个经济中心的联系。它们的影响力不在于取代大国，而在于大国直接沟通愈发困难的背景下，充当不同地区、市场与制度之间的连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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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欧盟内部对华政策日趋碎片化，德国主张市场开放，法国推动更强硬的贸易工具，西班牙将中国视作潜在合作伙伴。面对如此显著的内部分歧，你是否认为欧盟已无法形成统一连贯的对华战略？在欧盟难以达成共识的现实下，这是否为匈牙利坚持务实独立的对华政策，拓展外交自主空间创造了有利环境？

乐文特：我会谨慎看待这样一种叙事：将欧洲简单划分为一边是对华持批评态度的主流阵营，另一边是对华友好的匈牙利。现实情况远比这复杂。

观察资本流向就能充分体现这一点。

2025年，德国吸纳约25亿欧元中国投资，几乎是上一年度的三倍；法国吸纳约19亿欧元；西班牙约15亿欧元。

现实中还有大量典型实例。

宁德时代与斯泰兰蒂斯集团宣布计划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共建一座50吉瓦时磷酸铁锂电池工厂，总投资最高可达41亿欧元。在法国，中国电池企业远景动力在杜埃建设电池工厂，深度接入雷诺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欧盟委员会批准了法国政府对该项目的公共扶持，理由是该投资服务于欧洲战略目标与绿色转型诉求。

德国同样承接大量来自中国的电池、汽车制造及其他工业领域投资。

这充分说明政治表态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分野。尽管欧洲围绕经济安全与对华依赖的讨论日趋激烈，但各成员国同时仍在竞相争取能够带来资本、技术、产业产能与就业岗位的中国投资。

我并不认为这构成内在矛盾。这恰恰反映出中国兼具经济竞争者与重要经济伙伴的双重身份。

匈牙利能够吸引中国投资，也并非是钻了欧盟制度层面的某种“漏洞”。匈牙利同样身处单一欧洲市场，和德、法、西班牙一样参与全球投资竞争。

因此欧洲真正的议题，不是欧洲要不要接纳中国投资。中国投资已然存在，并且越来越多地融入欧洲本土生产体系。

更为核心的问题是欧洲应当在何种条件下接纳这类投资，欧洲各国如何确保相关投资在遵守欧盟监管、环境与安全规则的前提下，带动本土就业、技术进步、本地价值创造，服务欧洲整体竞争力。

因此，不宜将匈牙利的对华政策描述为游离于欧洲框架之外。更准确的表述是，匈牙利在欧盟框架之内推行立足本国利益的对华政策。

如果各成员国能够做好协调，各国差异化的对华关系甚至可以成为欧洲的优势，而非负担。

问：欧盟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推行“去风险”战略，匈牙利却坚持机遇导向，倡导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合作，持续吸引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中国企业巨头的投资，并且多次在关税、贸易议题上反对欧盟主流立场。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看，匈牙利长期对华奉行经济务实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它将经济合作同意识形态价值相剥离、深化对华接触，这种有别于欧洲主流的策略，是单纯追求本国利益，还是在策略性利用欧盟多边制度框架的漏洞？匈牙利新一届政府未来是否还会延续这套务实路线？

乐文特：理解匈牙利对华经济务实立场，首先要把握匈牙利自身的经济结构特征。

匈牙利人口近一千万，经济体高度开放，属于出口导向型国家。过去三十余年，外商直接投资始终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这一模式并非因中国才出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匈牙利经济转型之后，最大外资来源主要是德国、奥地利、美国等西方企业；之后韩国、日本投资者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年中国企业成长为重要投资方。

从这个意义上看，匈牙利底层战略具有高度连贯性：尽可能广泛吸纳全球具备竞争力的企业、资本与技术。

发生改变的是全球经济本身。

二三十年前，全球资本、技术与产业能力的分布格局和今天截然不同。如今，中国企业在诸多决定未来工业生产格局的行业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电动出行领域最为典型。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电池以及大部分清洁能源供应链占据领先地位，中国对外投资也随之跟随本国产业的全球扩张步伐持续增长。

2025年，中国对欧外商直接投资约168亿欧元，同比大幅上涨，汽车行业是主要承接领域，绝大多数对华汽车投资都围绕电动汽车价值链展开。

因此，匈牙利引进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欣旺达这类企业，不应简单解读为纯粹地缘政治决策。这些企业是全球性工业主体，意在进入欧洲市场、对接欧洲客户、融入欧洲生产网络。

用“多元化”概念更能解释匈牙利的策略逻辑。

其目标不是用东方经济关系取代西方。德国依旧是匈牙利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美国、欧洲、韩国、日本、中国企业都在匈牙利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匈牙利产业结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西方与亚洲生产网络在此不断交织。德国汽车制造商和亚洲电池厂商可以共同嵌入同一条供应链。

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过度依赖某一个地域方向本身就是风险。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去风险，未必意味着削减对华经济往来；同样可以是同时和欧洲、北美、亚洲构建稳固多元的经济联系。

我同样不认同这套策略是在利用欧盟制度框架的所谓“漏洞”。在招商引资、双边经济事务方面，成员国仍保有相当大的权限，行使这些权限是欧盟正常运行的一部分。

至于匈牙利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我不会预判具体决策。政治话术和部分政策工具或许会发生变化。但匈中经济合作的基础已经发展得相当扎实，维系互利经济合作不再仅仅取决于政治偏好，同样符合经济理性。

问：尽管欧盟总体对华立场趋于强硬，匈牙利新一届政府仍表示将保持开放姿态，谋求对华互利合作。在你看来，其他欧盟成员国未来会如何看待匈牙利在欧盟内部的角色？它们会继续将匈牙利视作中欧合作的宝贵门户，还是越来越将其视作中国在欧洲施加影响力的薄弱缺口？倘若欧盟推出力度更强的贸易救济工具，出台统一的对华政策，匈牙利新一届政府会继续以往投反对票的对抗姿态，还是选择妥协，有条件地遵从欧盟主流，以此换取解冻欧盟资金？

乐文特：将匈牙利简单定性为“门户”或是“薄弱缺口”，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化。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拥有本国经济利益，同时深度嵌入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制度体系。

我们还需要放眼全球经济大环境。

地缘割裂、贸易摩擦、不确定性与产业政策竞争，正日益影响全球资本流动。与此同时，欧洲自身面临巨大的投资缺口。德拉吉报告测算，欧洲若要恢复竞争力、实现技术、能源与安全目标，每年需要新增7500—8000亿欧元投资。

这就向所有欧洲国家抛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实现转型所需的资本、技术与产业产能从何而来？

答案显然不能是“只能来自中国”。但同样不切实际的想法，是欧洲可以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一批全球顶尖工业企业完全排除在外。

近期投资趋势已经清晰证明这一点。中国投资并不局限于匈牙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持续承接大规模中国工业项目。

西班牙宁德时代斯泰兰蒂斯项目极具代表性：一家中国电池企业和欧洲大型汽车集团共同在欧洲建设生产产能。这很难套入“欧洲对抗中国”的简单叙事，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网络交织程度要高得多。

匈牙利的特殊性，或许不在于它和中国开展合作，而在于它较早察觉到全球经济结构变迁，并主动把自身打造为东西方经济网络的连接枢纽。

其他欧盟成员国将其视作资产还是风险，部分取决于匈牙利自身。如果中国投资能够创造就业、培育本土配套产业链、推动技术发展，并且深度融入欧洲价值链，同时遵守欧盟各项规则，就更容易证明互联互通同样可以服务欧洲整体利益。

我不会去揣测匈牙利新一届政府是否会动用否决权、寻求妥协，或是把对华政策和欧盟资金谈判挂钩。这些都属于受现实条件制约的具体政治抉择，预先假定某一领域立场会自动成为另一领域的谈判筹码，从分析层面而言并无价值。

更为宏大的议题才是关键。

欧洲的核心战略抉择，不是要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二选一。欧洲需要强化自身竞争力、战略自主与行动能力。

在多极世界，欧洲需要更多沟通渠道，而非更少。那些对亚洲具备充分认知、制度经验与经济联系的成员国，完全可以成为欧洲的宝贵财富。

在此背景下，匈牙利的对华关系，理想状态下不应被定位为欧洲的替代选项，而应当服务于构建更加多元联通、具备战略自主性的欧洲对外经济政策。

（作者王英良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跨国投资与国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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