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时间，中国还有希望避开西方已经陷入的困境！
作者：镇长本人
来源：大树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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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策决策过程中，最稀缺的是决策力。层级越高、涉及面越广，越稀缺，毕竟能超越传统框架、提出突破性新框架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而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就比如最常见的审批文件，就算写的再简洁，提出的倾向性意见再明确，决策人6分钟做出一项决策已经很快了，可扣去日常生活、各类活动等，能够用于批阅文件的时间，一天顶多也就是10个小时，意味着最理想情况下满负荷也不过能批阅100个文件，实际根本达不到。
100个文件看起来很多，但一个国家需要作出的决策何其多？光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就50多个，再把党口、人大政协、检法、军队以及地方省市区算上，平均还不到1个。
批阅文件本质是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这决定了什么能进入决策议程。一定层级的文件，更多不是直接作出决策，而是申请进入正式决策的流程，学术界研究注意力政治，专门探讨行政体制中的注意力分配与竞争。
当然，现代决策不是一人政治，上述仅仅是最简化分析决策者注意力分配，任何重构都需要完整链条的配合，就不展开了。
这就导致，很多早就应该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长期停留在微调、打补丁或者只是从执行层面优化的层级，迟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底层重构，这就导致问题只是被延迟而没有解决。
在以时间换空间的延迟中，只有少数问题因为偶然的技术、内外环境变革得到缓和甚至是解决，绝大多数只会进一步恶化。
这不是说时间换空间是错的，毕竟解决问题的资源和客观基础有限，能够延缓问题的爆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关键在于这段时间里有没有积累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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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体系改革，就是上述逻辑的典型。
目前社保体系的种种调整，一直在打补丁，希望尽可能延续当前社保体系版本，但一套先天有问题的机制，不可能做到相对永续，如果不抓住最多10年的黄金期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构，未来的麻烦就大了，届时恐怕需要更多资源投入才能继续时间换空间。
问题在于，社保或者说养老，本就应该是税和兜底，然而现在变成了一种永续债，而且是利息远高于本金的债务。本质上当前人缴纳社保是向国家投入本金，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就是获得相应投资回报，是一种债权关系。
就算中国这些年和未来伴随技术和产业革命，能够获得巨量财富增长，也很难扛得住数亿人的永续债务。
而当前打补丁的方式，主要是尽可能扩大社保缴费范围，打击欠缴漏缴。
比如近期人社部李忠副部长就说“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里，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动员参保”，而今年企业面临的一大核心挑战就是社保合规，近期社保缴纳情况也被纳入税务处罚，单位欠缴社保最高可以罚三倍。
这些做法，短期当然可以改善，可反过来就导致未来需要支付的债务大增，当全面合规化以后，怎么办呢？
这一问题早就暴露了，当前表面看来，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仍然收大于支，仍有账面结余。如2024年总收入8.19万亿元，总支出7.28万亿元，账面结余0.81万亿元，但如果把1.93万亿元财政补贴剔除，实际自然缺口高达1.41万亿元。
早在2013年就已经出现了自然缺口，此后十几年账面盈余靠财政补贴的高速增长，财政补贴从2013年的4083亿元到2024年的1.9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约15%，远超GDP增速。
可见随着社保覆盖面和征缴加强，财政补贴不得不跟随上涨，而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刚性很强，更类似政府债务，未来补贴增速和名义GDP增速的缺口会进一步扩大，这种潜在的支出责任会极大地约束财政扩张。就表现为基本养老的财政补贴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从2013年的2.9%提高到2024年的6.9%。
注意我这里算的是基本养老的财政补贴，不是同样研究针对的全险种口径，后者占比从5.3%升至8.8%，混在一起反而削弱了基本养老财政补贴快速扩张的潜在危机。
同期，增速超过基本养老财政补贴的项目很少，一个是债务付息，另一个是卫生健康支出，但后者主要是因为三年疫情的扰动，把疫情影响剔除，也只有债务付息增速更快了。
可如果没有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大增等财政支出扩大，政府赤字和举债规模必然缩小，也不至于有这么高增速的债务付息了。当然包括农林水、节能环保、交通运输、城乡社区等支出都在增长，实际也只能多释放一些财政空间。
相比其他增长，在目前社保体系下，养老补贴太刚性了，不可能慢下来，根本没法控制增速。
背后是退休人口每年都在增加、缴费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减少、基金自然缺口日益扩大的结构性问题，也因为当前体系下，已经形成了养老金只能涨不能跌的政治约束，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
而在强调未来预期的大背景下，未来的养老待遇轻易动不得。
这也是全球建立普遍社保体系的国家面临的难解困境。
如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支出，养老相关支出占比已经达到22%以上，加上医保的15%，合计高达37%，全部福利支出占比超过60%，再加上净利息已经超过财政收入，这就极大地压缩了美国改革和体系重构的财政余地，导致几乎啥都推进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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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远未建立普遍社保体系，存在大量没有缴纳或者少缴漏缴群体，这是中国最宝贵的改革契机，如果在当前体系下盲目扩大社保覆盖面和合规率，反而会导致中国陷进西方已经摆脱不了的困境，甚至比西方危机还要大。
关键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有政府兜底一切的传统，至少中央政府是不能破产的，也必须兑现承诺，否则政治损失太大了；
二是当前社保体系是在20世纪90年代特殊时期建立的，初始缴纳主体是政府机关、央国资等体制内单位，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和覆盖面小，设置了非常高的缴费率。
虽几经下调，但当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仍然高达缴纳人工资的四成，有的地方甚至达到50%，长期处于全球最高梯队，约为金砖国家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G7国家的2.8倍、北欧五国的约三倍。其中养老保险是大头，单位和个人合计缴纳24%，远高于美国的12.4%。
一个人口众多、政府动员组织力极强、民众对政府充满无限兜底期待的发展中国家，设置如此高的社保缴费率，严格的说，长此以往，简直是“财政自杀”。
这还没算两大中国特色问题。
一是中国近些年人均预期寿命大增，可是中国人退休年龄长期停滞。导致退休到死亡的时间越来越长，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要远大于西方国家同等阶段。
二是转轨欠账，也就是视同缴纳。但我之前说过，视同缴纳本质不是给当初国家、企业兜底人员的福利，而是一种剥夺的补偿。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打破铁饭碗，政府实际已经违约了，不得不建立社保承接。
改革前的“老人”自然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公共账户也没有落实，就出现了大范围的视同缴纳，但在年轻人看来，这就是历史债务的转嫁和强制待机转移，是在替本该掏钱但没钱的财政导致的违约坑。
但不能说“老人”没有贡献，比如在前三十年，工业人口创造了大量财富增长，但大头被国家拿走用于国家建设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与国际价格对比，中国农业产品价格基本持平，而工业产品价格长期偏低。
在认为农业补贴工业的剪刀差主流叙事背后，实际也长期存在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向补贴，当然最苦的还是被长期挡在福利体系之外的农民。
说的直接点：当前社保问题的根本在于转轨成本从来没有真正还过，而是不断以其他领域更需要资金为由，长期拖延。
形成了针对“老人”的巨大隐性债务。正如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分析的，他说社保空账问题是制度变革前数十年遗留的历史问题，应该由养老保险制度以外的资金补充，由政府承担转轨成本，不应让老百姓承担转轨的主要责任。
可咱们也得清楚，政府本身没钱，只是财富的搬运工，政府承担转轨成本，本质还是老百姓承担，不过这里面有规模效应和时间效应两大优势，总的来说，同等规模的成本，由政府承担肯定更好。
关于视同缴纳的话题，需要单独展开，今天就简单说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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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社保体系打补丁，社保高费率，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保障，而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最大限度填补转轨成本的欠账，只是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民企缴纳社保的比例和规模越来越高，如此高的缴费率，负面性越来越大，也极大压低了民企员工的薪资。
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工资还是社保福利支出，在民企老板看来，都是用人成本，而民企总用人成本基本是稳定的。在经营状况基本稳定下，用人成本的占比也是大致稳定的，无论政策如何调整，短期会有比较大的波动，比如近期加强社保合规，很多企业不得不按照此前薪资比例补上去。
但拉长时间，基于新政策要求，必然出现企业支出和员工薪资的重新博弈，既然社保等福利支出升了，那就压低员工薪资待遇，能接受就干，不接受就走人。
于是本意是提高社保覆盖面、给劳动者更多保障的社保合规，在缺乏根本改革配套的情况下，反而导致社会实际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下降，损伤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毕竟更高的养老金是未来才能领取的，人是活在当下的。
其实国家早就意识到决不能走西方式道路，正如郑功成提出的，中国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叠加少子化，二十年间从轻度进入中度老龄化，不能照搬西方高福利高负担的模式，否则经济增长放缓时的高额福利会压垮财政，引发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
由此，郑功成提出中国式社保需要政府、单位、个人、家庭多方共担，不能把责任全压给财政，也不能单纯推向市场。
可见道理是懂得，可实际执行中一直在用最简单的扩面征缴打补丁，这就等于嘴上说不要，行动上却一直在复制西方模式。而中国较西方存在更多的负担和压力，这就意味着如果还是停留在治标层面，中国未来的压力要远大于当前西方面临的。
中国没有西方上百年的财富积累，更缺乏缓慢提升的缓冲期，总不能真的靠通胀带来的缓慢贬值以及依靠科技、产业、基建等等还债吧。更不要说，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必须面对扩大缴费人群这个补丁失效的可能。
当前应对措施之一是对人工智能、机器等生产力直接征税，而不是针对人头征税，这就有点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的特征了。
说起来，虽然当代和古代有很多差异，但在社会财富分配改革上，共性很大。
古代王朝颠覆，根源问题之一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过度集中，导致无法实现全民普惠。古代是土地，而当代是机器和未来的智能，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年完成了对土地的普惠化改革，而我们当下需要针对机器和智能进行新一轮的普惠化改革，目前一些改革比如金税四期，可以视为新一轮改革的前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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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比较多，接下来就直接点，谈谈我设想的根本改革吧，这仅仅是不成熟的一种想法。
核心是正式把社保尤其是基础养老彻底税务化，并且与社会实际生产力捆绑，实现强制性和普惠性。
当前社保体系有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沿用西方所谓养老替代率的考核方式，总觉得养老替代率高就好。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建议55%为最低标准，世界银行建议70%以上才能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
但是，国际上说的无论55%还是70%的替代率，从来不是说单靠来自社保的养老金，而是包括补充养老、商业养老、个人积蓄等各方面的总和。
根据各国统计，老年人收入大概只有一半来自政府公共养老金，其他来自退休后工资性收入、雇主养老金、资本性收入等。可国内不知道为什么，甚至连一些大学者，也搞混了，非得要求国家社保提供的养老金达到55%甚至70%的替代率，极其荒唐。
从这个角度，中国养老问题核心不是来自国家社保的基础养老金太低，而是过度依赖国家社保，缺乏其他养老途径的保障，也就是第一支柱独大，把二三支柱挤没了。而壮大其他支柱又涉及更多改革，比如商业养老保险的乱象。
整个社会把养老几乎全部压在国家身上，导致国家为了兜底这个预期，不得不大比例收走企业的收益，这是不可持续的，也带来连锁的负面反应。
我个人认为：未来就应该强化基本养老保险的“基本”二字，所谓基本就应该对标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资，而不是对标个人退休前的薪资，要实现丰俭由人，而不是把兜底变成享福。
未来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就应该参考上一年度社会生产力和财富总值以及物价情况，确定本年度应该发到个人的金额。
总的来说，我觉得达到普通白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薪资就足够了，或者干脆与本地低保或居民刚性消费支出捆绑，把不同体系的指标打通，再配合特殊调整就行了。
参考当前全国城市低保是800多元，就按照1000元计算吧，毕竟进行这一改革，肯定能够显著提高低保水平。
如果一个人25岁参加工作，65岁退休，80岁去世，按照退休后每月领取1000元基本养老金，考虑类比国债的收益率，那么每个月缴纳养老保险不超过400元。注意这里说的400元是当前物价和收入水平下的金额。
以后国家只对这1000元的基本养老负责，剩下的丰俭由人，自己想办法。可以是好的企业为员工提供补充养老，也可以是劳动者自己缴纳个人养老金等国家其他养老项目，还可以购买商业保险，甚至是自己做理财，自主规划养老。
当然，这是未来理想状态，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面对非常艰难的利益和认知改革调整，最难的是要像20世纪90年代打破养老刚性兑付一样，再次调整政府对全民的承诺，这需要持续至少一代人的漫长改革。
基本逻辑很简单，仍然是“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必然带来短期冲击，但做事不能问难不难，关键是应不应该做。
反正目前的模式，如果继续盲目扩大征缴范围和合规率，未来会很麻烦，不能总是指望后人的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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