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良知未泯的以色列人将面临什么后果?
原创: 乌鸦上尉
来源公众号:乌鸦校尉
微信ID:CaptainWuya
当一个有良知的人,站出来揭露自己国家军队犯下的法西斯罪孽,会有什么下场?
答案是被自己的国家开除国籍。

这不是段子,是字面意义上的注销护照。2026年9月13号晚上,以色列文化与体育部长米基·佐哈尔(Miki Zohar)发了条推文:这两个人叛国,国籍我给他销了。

注意,他说的是「我」。
时间往回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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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0号,威尼斯丽都岛(Lido),一部纪录片首映。放完,全场起立,掌声二十五分钟。威尼斯官方说这是影史最长的一次,上一个纪录是《欣德·拉贾卜之声》(Hind Rajab)的二十三分五十秒。

合着这两年威尼斯的观众是奔着破纪录去的,一年涨一分多钟,这纪录比房价还坚挺,我在屏幕前跟着数,愣是没数完。

掌声还没散,2026年9月12号,片子拿下评审团特别奖。
按官场那套标准流程,这种事得分四步走。先宣布什么都没发生。再说也许发生了,但不该行动。接着说该行动了,可惜做不了。最后说,当初能做,现在太晚了。四步走完,事情就过去了。

以色列这回四步全跳,直接上第五步:注销护照。
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一部纪录片拿了个奖,一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张嘴就要注销两个公民的国籍,这惊喜给得有点大。
片子叫《纳扎》(NAZA)。

《纳扎》这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希伯来语写作נז״א,是「נזק אגבי」(/ˈnɛzɛk aɡaˈvi/,内泽克·阿加维)的缩写,意思就是附带损害,一次空袭预计死多少平民,军方内部拿这个当计量单位。把平民死亡做成代号,再缩写成四个字母,这系统本身就是一部电影。我看到这儿,后背有点凉。

片子八十分钟,英国出品,《卫报》做的,JW影业(JW Films)联合制作,执行制片是乔纳森·格雷泽(Jonathan Glazer),《利益区域》那位。格雷泽有句话,被亚伯拉罕记住了:受害者不在画面里,可一秒也没离开过脑海。这定了《纳扎》的调子。镜头对着特拉维夫(Tel Aviv),车流正常,电影院还在放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回顾展。这片子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七十公里外的加沙。


那边什么情况?从2023年10月7号算起,加沙卫生部报的数字是三年死了七万三千多人,绝大多数是平民。这个数字以色列不认,可加沙的废墟、裹尸布和坟坑,一样都不缺。

片子怎么拍出来的?
三年,秘密拍摄,采访全在特拉维夫屋顶上,夜里做。二十四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系统的人坐在镜头前说话,大多来自8200部队。声音和脸都用特效处理了,不然人家明天就得进去。天台上黑黢黢,一群搞情报的中产青年,用希伯来语对着同胞讲自己怎么杀人。

片子里的料有多猛?
一个受访者说,他们的AI系统扒手机信号,扒出哪栋楼里有人,推荐给空军炸。有人黑进一个十二岁女孩的手机,就为确认她爸什么时候回家,然后连着一家子一起炸。有狙击手朝领食物的平民开枪。一个情报人员说,为了打死一个哈马斯,他们批过五百个附带损害。五百条命,换一个人。

这片子能拍出来,靠的是加沙人自己先把真相录了下来。亚伯拉罕说得直白:加沙的医院里,孩子身上带着狙击手的弹孔,巴勒斯坦人从战争第一天就在记录。三年里,两百名巴勒斯坦记者被炸死。他们没能等到威尼斯。
看到这些,再回头看佐哈尔那条推文。原话给你翻译一下:「卑鄙影片《纳扎》在威尼斯获奖令人震惊。创作者为博取全世界反犹者的掌声甘愿伤害祖国,其炽烈的自我仇恨不可思议,构成对国家的背叛。」最后一句:「作为文化部长,我将立即行动,以叛国为由撤销这些卑劣创作者的以色列国籍。」


这话里最要命的四个字,是「作为文化部长」。撤销国籍?这活儿什么时候归文化口管了。就像小区物业经理张罗着迁走业主的户口。以色列法律里,他在这件事上的权限是零,连零头都没有。
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大家心里明白,就一个意思:阁下,这两个人,办了吧。用官场的话说,非常勇敢。

2026年9月14号,佐哈尔还正式给内政部总干事奥赞(Israel Ozen)写了信,要求核查影片证据来源,评估是否构成「叛国或战时资敌」。这一步好歹走对了门,撤销国籍确实归内政部管,可也就到此为止。

把法条摊开看。
以色列《公民法》,1952年4月1号通过,2008年7月28号搞了个第9号修正案,把第11条整个换掉。现在的第11条写着:行政事务法院接到内政部长请求,可以撤销一个人的以色列国籍。能撤销的情形就两种。一种靠假材料骗来国籍,另一种是干了「对以色列国违反忠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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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违反忠诚」?
法律定义得很死:恐怖行为,协助或教唆恐怖,积极参与恐怖组织。还有刑法第97到99条的叛国,第113条乙款的严重间谍,以及拿了敌国国籍或者敌国永居。敌国名单长得像张超市小票:伊朗、阿富汗、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也门,还有加沙地带。

通篇没有「拍电影」三个字,也没有「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六个字。立法的人显然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用纪录片来捅这一刀。
程序上还卡着好几道关。按第11条第三款,请求「非经总检察长书面同意不得提出」。注意,是总检察长,跟司法部长差着十万八千里,中文有报道写成「司法部长批准」,纯属翻译事故。决定权在行政法院,内政部长拍不了这个脑袋。还有一条:撤销国籍会让人变无国籍的,必须给一个以色列居留许可,2022年7月21号最高法院把这条解释成「永久居留许可」。

那个判决本身也很关键。2022年7月21号,七名法官组成扩大合议庭,审「8277/17 扎尤德诉内政部长」案,裁定第11条乙款第二项合宪。法院顺手办了几件事。它强调这条只适用于「最严重的例外情形」,又按照内政部自己出的指引大幅限缩部长裁量。同案那两项撤销请求全数驳回,理由是程序有瑕疵。

再看阿达拉法律中心(Adalah)的统计:从2008年7月28号修正案生效到现在,内政部长一共考量过三十一起撤销国籍案,没有一起是犹太裔以色列公民,全是巴勒斯坦裔。真正递交到法院的,只有三起。

国际法这边,1961年8月30号通过的《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八条,明文禁止在导致无国籍的情况下剥夺国籍。以色列签了没批,不过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八条,签了没批也不能让条约目的落空。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公开开喷过一份类似草案,说它不成比例、程序不当,跟扎尤德案确立的「必须司法决定」框架打架。

结论很清楚:《新消息报》(Ynet)的标题直接写「法律不允许」,《国土报》(Haaretz)的原话是「可能性为零」。说白了,佐哈尔这波操作,属于是拿着会员卡去改公司章程。


你可能要问了,这片子到底动了谁的奶酪?
两个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和瑞秋·索尔(Rachel Szor),都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生在贝尔谢巴(Beersheba),现居耶路撒冷,调查记者,给+972杂志和希伯来语的《本地通话》(Local Call)写稿。十九岁入伍,分到军事情报部队,训练一周,拒服兵役,走人。2024年,他拿了埃米尔·格林茨威格人权奖(Emil Grunzweig)。索尔是耶路撒冷的摄影师、剪辑师、导演。

这俩人上一次合作的片子叫《唯一的家园》,2025年3月2号,第9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四个导演,另外两个是巴勒斯坦人巴塞尔·阿德拉(Basel Adra)和哈姆丹·巴拉尔(Hamdan Ballal)。2024年2月16号,《唯一的家园》在柏林电影节首映,亚伯拉罕的发言引来一堆口水,他家被极右翼暴徒找上门,他妈妈半夜跑去女儿家睡。这次拍《纳扎》,他妈妈就一个愿望:别再来一回。

《纳扎》不是从零开始。它踩在《卫报》、+972和《本地通话》从2023年10月到2025年做的调查上,那些关于「薰衣草」(Lavender)和「爸爸在哪」(Where's Daddy)系统的报道,早把AI定位、家庭住宅轰炸这些东西捅出来了。亚伯拉罕说,我们想在电影里做一件新闻做不到的事:不只是听说了什么,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东西,那些沉默。

说到动机,他特别清醒。
有出于责任的,有想用希伯来语说出来让更多以色列人听见的。还有一种人,注意,他「感觉到的恰恰是羞耻的反面,是对自己成就和专业能力的自豪」。片子里一个士兵说,他小时候参观大屠杀遗址,想不通德国人怎么能干出那种事,然后他说:「我到现在仍然认为纳粹是邪恶的。可那意味着我是什么?」

这句话建议申遗。它比任何一篇评论都狠。
亚伯拉罕还说过一句:「他们在监听手机,他们知道要炸的房子里全是孩子,他们能听到婴儿在哭。他们还是下令轰炸。」紧接着又是一句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我没法清楚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其中,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少的人——事实上我一个都没听说过——在当时拒绝。这反映了以色列的现状,令人不寒而栗。」

片子获奖之后,以色列这边的反应,那叫一个群魔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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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1号,以军发言人出来说,这片子的证词都是匿名的,身份军职没法核实。这套说辞翻译过来就是:只要开口的人不署名,他们炸死的人就不算数。2026年9月13号,以军又专门否认了五百人那个说法,说是「完全的谎言」。到了2026年9月14号,发言人再发一条,邀请片方让以军代表看全片。一边骂片子全是假话,一边又急着要看片,这操作挺分裂的。

总参谋长扎米尔(Eyal Zamir)说这电影「基于血谤」,教育部长基什(Yoav Kisch)干脆说它是「针对以色列的虚假血谤宣传」。血谤这两个字,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特别顺,好像把片子说成谎言,加沙的废墟就能长回原样。

以色列电影理事会也发声明,说影片「越过了红线,严重诋毁以军士兵」,还开了紧急会议,商量把海外电影节的资助评分重新算一遍。翻译一下:你们在国外拿奖,我们就把奖金算法改一改。可惜这片子一分以色列公共资金都没拿,纯英国出品。你想断供,人家压根没喝你的水。

然后,画面一转。2026年9月15号,超过一千名以色列电影人联署声援,签名的人里有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肖洛米·埃尔卡贝茨(Shlomi Elkabetz)、兰·塔尔(Ran Tal)、米哈尔·阿维亚德(Michal Aviad)。

声明写得很有意思:「近些天,我们目睹了一场针对影片创作者的空前煽动,它和煽动暴力、威胁其人身安全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艺术与新闻的核心角色,是举起一面镜子照向它们所处的社会,即使现实很难看。」他们还点名批评那些「没看电影就开骂」的同行,说这恰恰给佐哈尔那种威胁做了背书。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我们也没看呢。这才是正经人说话的样子。


我最后说几句掏心窝子的。
内塔尼亚胡这届政府什么成色,大家心里有数。加沙打了三年,账都记着。《卫报》和+972在2023年就报出来了,轮不到一部电影来编。以色列这块地方现在由混沌邪恶主导,这没什么好洗的。不过混沌里总有几颗亮着的东西。二十四个军人愿意坐到特拉维夫屋顶上,冒着坐牢和社死风险开口。二百多个电影人签了名。亚伯拉罕和索尔本来可以拿着奥斯卡去好莱坞当座上宾,偏要回来拍一部让自己成为全国公敌的片子。

这就是所谓的义人。

犹太传统里讲,义人是撑住这个世界的那几根柱子。
现在以色列政府想干的事,是把这几根柱子拆了当柴烧。文化部长一句「叛国」,就要拿掉人家的国籍。电影理事会开会琢磨改资助规则。总参谋长更省事,两个字:「血谤」。可他们手上没有一把能用的法律钥匙。权限不在文化部长那儿,事由里压根没这一条,程序上还卡着总检察长和行政法院,翻先例一个都找不着。

他们能做的,只剩下吓唬人,让下一个想开口的先摸摸自己的护照。
可历史不吃吓唬这一套,这叫倒行逆施。干过这事的人,最后都留下了名字,只不过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留法。
尾声
《纳扎》这四个字母,原本躺在以色列军方的作战手册里,用来算一件事:炸弹落下去,会死多少不该死的人。

现在,它挂在威尼斯的领奖台上。
发明这个词的人,大概没想过有一天,它会回过头,给自己一巴掌。
有些词用久了会脏,总得有人把它擦干净,摆回它该在的地方。
这回动手的,是以色列人自己。
当一个有良知的人揭露本国军队的法西斯罪孽,等着他的,是一张注销通知。一个连自己人说的真话都听不进去的当局,还谈什么合法性。


